【观察】饭圈文化与偶像工业

“饭圈文化”治理需要多管齐下

向云驹

最近，若干网络上曾经风生水起的明星，经由网络曝光和发酵，最终导致或“锒铛入狱”、或人设崩塌、或被迫宣布退出娱乐圈。在这些击穿法律底线、民族情感底线、社会公德底线的“偶像事件”背后，无不都有一个令人生疑和警觉的幽灵在暗中徘徊，这就是“饭圈”文化。

从最近一个时期“饭圈”现象频发来看，“饭圈”已经从原始的“粉群”“粉圈”“粉丝”现象自我“进化”为饭圈和饭圈文化。由“粉”而“饭”是一个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它已经成为一个市场或经济学的现象。根据逐渐浮出水面的各种利益链条及其关联，“饭圈”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基于网络平台，具有线上和线下结合（包括粉丝分布与活动的线上线下和偶像活跃的台上台下、网剧与院线电影、各种舞台等相结合），属于文艺类、文艺市场的通常有资本暗中运作和介入的，将以往属于球迷、戏迷、歌迷、乐迷、影迷、网迷进行了非理性集成和群体性网络聚集的，以一个明星偶像为核心，形成高度圈层化、有“机构”（资本）维护其“顶流”，甚至要求签到、发帖、打赏、“打黑”、“排异”，以其人多势众绑架舆论、道德、市场以确保资本增值的造星追星养星吃星的文化市场现象级网络景观。饭圈文化实现了两个颠覆：既颠覆了饭圈群体的“三观”，也颠覆了我们对文艺生态的基本认知。从朋友圈到粉丝群再到饭圈，它的演进逻辑是：从双向认同、双方友谊到单向的崇拜、非理性迷恋，再到互动式吸粉、商业性运作，乃至终极形式成为互相利用的看似情到深处实则无理智、无秩序的网络行为。

饭圈扭曲和改变了文艺生态，改变了文艺的演、观、创、鉴关系，改变了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生产的基本规则，支配这一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大逻辑：明星得意、资本谋利、流量吸金、算法操控。这是市场运作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网络版。这种现象与曾经被马克思引用过的对资本追逐利润敢犯任何罪行的批判似曾相识。借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这是对崇高事物的亵渎、对物质享受没有底线的渴求和沉醉、对形而上学世界的弃绝、对世界的颠倒和混淆是非。作为一种对比，我想到中国传统的戏谚：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也是一种朴素的“饭食”观，它讲求的是演员要以戏立身、尊重观众、戏比天大。无好戏、无好表演、无好的艺德，则无以得观众、无以得衣食。这与当下的“饭圈”以颜值通吃相比，在艺德上不啻有天壤之别。“饭圈”不是演员靠辛勤的艺术劳动创造文艺产品的市场价值，而是资本利用明星的圈粉和饭圈能力与粉丝的围观、造势能力（流量及顶流)创造价值，使资本升值。市场的回报、资本的获利不是靠被投资的文艺产品产生利润，而是“粉丝”的自循环和内圈，以及流量的外溢产生利润。这是虚拟的、投机的、冒险的对文艺的投资和生产，带有资本在原始积累时代的“血腥性”。许多饭圈成员都是“00后”一代，“饭圈文化”从他们身上榨取利益和利润，已经致使无数人荒废学业、丧失正常生活、甚至陷入校园贷之类的金融诈骗陷阱。此次若干饭圈偶像击穿法律底线、击穿民族情感底线、击穿社会公德底线，从事件在饭圈中的后续发酵看，不仅仅是流量明星有这些击穿言行，他们后面的饭圈，在价值观上同样大量存在着这些击穿性突破的危险性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若不及时治理与矫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从“饭圈文化”的多重构成和它组合的科技含量和复杂模式看，不良饭圈文化的治理对文艺生态、文艺市场管理、文艺网络生产与传播，也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窃以为，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首先，鉴于流量明星大多是“造星运动”或“偶然的偶像”，围绕这个饭圈“主体”有必要确立这些原则和规范。一是踏上星途的年轻艺人必须建立基本的公民意识，掌握公民基本常识、基本道德、基本规范，养成遵纪守法意识和行为，恪守社会公序良俗，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那些偶然的偶像，要接受基本的艺术教育，对艺术的基本知识、文艺界的优良传统、文艺的德与艺的关系、从艺的基本守则、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等等，都要有所学习和掌握，遵守行业的职业道德。要以德立艺，以艺立人，德艺立身。这些看似很寻常很基本的品质，却是新近成星的一代艺人最稀缺的文艺素养。

其次，完善行业管理体制与机制。包括设立可行的行业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监管制度。制定可行的市场过滤机制，使凡有突破以上三个底线者均受到机制的制约，并且更多地使这种设置前移，在其击穿底线前就能得到有效防范和抵制。应该赋予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更多更大的市场裁量权。文艺播出、演出、传播平台对明星、偶像，不仅只有造星的责任，更有塑星的职责，“唯艺术论”的单一标准要改变成为“德艺双馨”的标准。

第三，文艺企业、制作机构、市场主体必须改变唯利是图、利润至上的一般市场规则，要把文化产品视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必须普遍地在文化企业中推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市场监管要增加对文化企业特殊的社会效益的监测和检验的手段、指标和评价标准。

第四，加强对饭圈、粉丝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与引导。其中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和社会群体的美育教育。饭圈的极端化行为和非理性行为根本上在于美育的缺失。只有一个对美失去基本常识、基本判断力，缺乏美丑辨别能力，对艺术的本真价值缺少认知的青少年才会出现对肤浅的偶像产生盲目的崇拜。美育的重要性在饭圈现象里给我们从反面做出了重要的警示。只有加强对青少年乃至全社会的美育，使人们具有认识什么是真美、真艺术，能洞悉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有辨别能力，不丧失是非观、价值观、国家观、历史观、艺术观、美学观，有良好的审美趣味，才不会盲目崇拜、疯狂追星。我们看见，那些明星和偶像崇拜，大多不是崇拜明星塑造过和塑造出的艺术形象、人物形象，而是对明星本人颜值的个人形象崇拜。这不是艺术崇拜，而是非理性的社会崇拜，看似造星，实则是造神。这是饭圈文化溢出文艺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治本之策就在于要回到艺术和美育，用美育解决某些Z世代、网生代的审美畸形和社会失范。

中国偶像工业：“努力”让位于“资本”

周郎顾曲

在男团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里，一位名叫赖耀翔的选手在被淘汰时感慨道：“为什么？是我不够努力吗？”而选手伯远安慰他：“我经历过你这种感受，就是很努力，但是还是结局不太好，我完全明白。”

“努力”可能是中国选秀节目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在中国，努力奋斗、改变命运，从来都是普通人发自内心的期盼。从《平凡的世界》，到选秀节目，群众的观看载体快速更迭，但内核不变的都是对大众情绪的击中。于是男团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会说“越努力，越幸运”；《青春有你》是“越努力，越优秀”；2020《青春有你2》变成“多远都可以到达”；而现象级选秀综艺《创造101》的口号是“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这些年，观众见证了蔡徐坤、孟美岐、杨超越、虞书欣等一个个选秀偶像出道，可是在他们身后，又有多少人记得那些被淘汰的名字？如果不做功课，你是否能第一时间想起蔡徐坤那一届，《偶像练习生》还有哪些人参加？

在选秀节目的努力话语背后，是更多人被淘汰后的冷落处境。期待幸运其实也是对改变命运的渴望。总有人出道，凭什么不是我？在《创造营2020》里，选手陈卓旋一句看似猖狂的“是我站得不够高吗？”反而引起观众击节叫好。

从2005年的选秀草根时代，到《创造101》开启的选秀2.0时代，中国娱乐选秀已发展十余载，它所承载的大众情绪不再一样。

在选秀野蛮生长的年代，偶像和粉丝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密。那时候，没有网络综艺，没有饭圈打投，人们通过电视收看选秀比赛，用手机短信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

2005年，一句“想唱就唱”传遍大江南北。承办《超级女声》的湖南卫视大打娱乐牌和平民牌，节目组抓住普通人渴望改变命运这个痛点，运用素人＋直播＋全民投票的形式，在娱乐节目中注视了民主政治的热情，使观众们获得了一种如同票选政治领袖一般的参与感。2005年8月26日晚，“超女”三强由公众发短信的数量决定胜负。李宇春得票3528300张，周笔畅获得3270840票，张靓颖获得1353906票。在那个港台娱乐还占据华语娱乐界主流的年代，那是内地第一次创造的现象级的娱乐选秀节目，此后五年，唱歌选秀成为常态，努力叙事也成为中国偶像选秀节目的一种常见叙事，它更强调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而在选秀内部生态尚未固化的年代，努力叙事成为他们真诚相信的一套话语。

时过境迁，以《创造101》为标志，中国选秀节目进入了2.0生态，也就是团体选秀节目喷涌而出的状态。《创造101》主题曲最耳熟能详的一句歌词：“你越喜爱，我越可爱。”这句话就有一个偶像与粉丝对话的过程，只有粉丝越喜爱偶像，给偶像“打投”，偶像才能凭借努力幸运出道。这就意味着，偶像幸运的基础不只在于个人努力，而取决于观众的喜爱程度。就比如说被誉为“幸运锦鲤”的艺人杨超越，她在《创造101》里正是凭借强大的观众缘最终出道。

今天中国娱乐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不再是偶像高高在上被众人崇拜，而是更近似于一种“你代替我去实现梦想”的联结关系。偶像被教养要亲近粉丝，要去呵护与粉丝之间的关系，那些靠“女友粉”出道的艺人更是会被严格限制恋爱，以免伤害到粉丝的情绪。一层微妙的含义在于：偶像往往是粉丝的虚拟情感投射，承担幻想，供粉丝实现日常生活无法达到的情感慰藉。这其中有幻想的恋爱关系、养成关系、母子关系，也有“我在你身上看到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我希望你站得更高”。粉丝后援团犹如偶像的恩主，呵护偶像，又限制偶像，使其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

《创造101》崛起的背景是网络综艺的潮流，人们关注的不再只是唱功，还有一个选手的综艺感、宠粉能力和她的亲民度。最具有象征性的例子，就是杨超越这样唱歌基础一般、综艺天赋极好的选手，她在“超女”时期很可能过不了评委决定晋级的分区预赛，但在网综时代，她的综艺天赋就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节目“导师”第一眼看到她，就断定“你很有观众缘”。

选秀模式的不同也迎合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和生活方式改变。“超女”时期，观众对艺人的身体管理、外貌特征其实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美标准，那时韩式甜美审美还不是主流，反而是张扬个性、真实表达和叛逆姿态备受观众的追捧，比如说当时大热的李宇春、周笔畅，还有后来知名度很高的尚雯婕、谭维维、许飞等，她们都不是韩式甜美风格，骨子里流淌着一股叛逆姿态。

而在今天，反叛者不再成为主流，表达观点对艺人来说犹如行走钢丝，选秀出身的艺人性格更加温顺，在造型上也更趋于不那么有攻击性的温柔、甜美路线。

从《创造101》到《青春有你》《创造营2021》，团体选秀成了一个比个人选秀更火爆的存在，就连乐队节目《明日之子》，2020年也启用了“热血乐团养成季”的节目模式，在选秀中凸显选手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歌手为了迁就粉丝，获取高人气出道，甚至不得不收敛自己真实的个性，转而在节目中打扮成“甜宠少年”或者“霸道总裁”，以期通过固定的人设圈住一群真金实银打投的粉丝。

在这种看似民主实则被资本深度控制的选拔中，选秀节目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努力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努力陪伴你”，或者“慰藉你疲惫的心灵”，成为“你日复一日的幻梦”。对偶像的追逐，成了普通人从沉重现实里暂时喘息的方式，他们像一个个人体乌托邦，源源不断地为粉丝制造玫瑰色的梦幻，在这里不再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内卷的竞争和沉重的生存压力，在这种粉丝对偶像移情的体验中，偶像用他的颜值、话语，为粉丝制造一个轻盈的温床，令他暂时抽离出倦怠的生活，好似回到青春童话。

偶像通过选秀改变个人命运固然重要，但这已经不是选秀2.0时代的决定性要素，因为即便是狂热的饭圈粉丝也会发现，如今的选秀节目愈来愈跟寒门无关，而是资本运作下的豪门与中产阶级的游戏。除了杨超越这样极少的个例，大部分从团体选秀节目出道的选手往往出自有钱家庭，或者父辈在娱乐工业里经营多年，早已熟悉了这一行业的进阶法则。当选秀节目走向成熟时，它内部的生态也在迅速固化，选秀节目看似民主，其实恰恰是资本最喜欢运作的一套游戏法则。

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强力资本的公司仍是选秀游戏的最大赢家，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一个选手没有资本撑腰，她大概率无法走到最后。其实在综艺大国韩国，选秀节目造假并不少见，比如《创造101》借鉴的选秀综艺《PRODUCE 101》就在2019年爆出了造假新闻，韩国警方从节目手机中发现了直接提及造假的音频文件，证实该节目的制作公司CJ E&M存在投票造假。

在《韩国综艺节目如何讲故事》一书中，作者郑淑通过对韩国真人秀、脱口秀、轻喜剧、搞笑节目、情景喜剧等类型节目的分析，强调了“故事”在选秀节目里的重要性，以及制作公司如何通过故事线来引导观众情绪，进而左右投票结果。暧昧的是，“故事”成了资本操控民意的一种手段。在选秀节目中，资本垄断了制作权和剪辑权，它的代理人通过设计节目的形式、把握剪辑后的效果，来控制观众的情绪。为谁哭，为谁笑，谁是主角，谁拿的又是“祭天剧本”，在选秀节目中，这些都被剪辑牢牢控制，而剪辑的最终掌控者并不是辛苦工作的剪辑师们，而是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

在今天，没有强势资本站台的选手，几乎很难走到最后。真正的草根，买不到热搜、剪辑被剪掉、没有好的曝光位，而那些被展示的笑容与哭泣、天真与努力，本身就是资本加持的幸运，因为她们能得到大面积的曝光和流量位，她们有权力展示自己的辛酸。就像“极创引力”创始人徐明朝所说：“你想做一个成功的男团女团，没有平台的资源和流量，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如果你参加选秀，游戏规则又不掌握在你的手里。”选手的努力和才华虽然有用，但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再是决定性作用，她需要有平台扶持，有资本推动，才会被更多人喜爱。

今天，许多人看选秀节目不再是为了看“普通人改变命运”，2020年豆瓣鹅组的一个热门帖子就写道：“选秀有感，努力在运气和资本面前不值一提。”（链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095040/）那位博主在看女团选秀《青春有你2》时感慨：“本来选秀就是给普通人一个造梦的舞台，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所有人却心知肚明，苦练十几年最后只是去做一个配合资本演出的配角。”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愈发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必须捍卫粉丝群体的“三观”底线

孙佳山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流量明星的粉丝群体里，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上尚不成熟，所以在公共空间的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某些话能说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

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的深度介入对粉丝文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在当下的粉丝文化结构中，流量明星和广大粉丝之间，不仅已经结成了情感共同体，也是利益的共同体。流量明星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广大粉丝为了扩大自己心仪的流量明星的影响力，则会使尽浑身解数来捧他们。这种情绪很容易被资本利用。比如对于由广大粉丝组成的“饭圈”，资本会按照相关粉丝的执着和投入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鼓励”他们为心仪的流量明星造势。如此的“鼓励”在无形中也让一些追星行为演变成以“爱”为名的违反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的严重不当行为，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拥有特定趣味的特定群体通过虚拟空间凝聚在一起，同时大多也有公共表达的诉求。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要考虑公共传播的各种因素，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能侵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情感和道德规范。特别是在我们的近现代史部分，有一些耻辱、痛苦的历史记忆是我们不能冒犯的民族情感底线。而至少有一部分粉丝群体，由于社会阅历不足、受教育程度尚有限等原因，他们是在不清楚主流社会文化、网络公共秩序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参与到了“饭圈”的公共表达中。

这里面就有一个“三观”引导的问题。面对这些有特定趣味、诉求的粉丝群体，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他们，对他们“一封了之”，而是要对其加强“三观”引导。从前，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普通人表达自我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则发生了时代性的改变，普通人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任何人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发微博、做直播。青少年粉丝群体也是这样，他们现在有各种途径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呈现。对于他们的文化获得感和价值感，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尤其是当我们对他们的表达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因此，一定要加强对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三观”引导，而不是对他们简单地“扣帽子”。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们的文化治理能力、体系的一大内在考验。

当前，对于青少年粉丝群体，我们需下大力气引导其对“爱豆”“饭圈”等文化现象的当代生成进行充分辨析和认知。同时，广大演艺从业人员，务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民族大义面前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动摇。这都是我国在完善、提高文化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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