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与“科学革命”：西方“科学巨星”们的剽窃（4
作者简介
作者华龙，英籍华人，曾在多个国家工作、生活，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工作涉及金融与贸易、外交、政府国际援助、国际商业与金融诈骗调查、物流、咨询、慈善、教育等多个领域。对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军事、外交、历史、科学、文化与宗教比较研究等领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目前正在进行系列丛书《醒来！被催眠的巨龙！》的写作。此丛书酝酿二十余年，通过亲身经历及多年精心调查和积累的大量资料，以文明、民族为基点，跨越国际政治、外交、军事、 经济、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并以当今国际舞台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标志性人物为连接点，通过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及人物之间的无形纽带，审视大国的博弈与沉浮、民族的悲欢与兴衰，探索生命的目的与价值，以抛砖引玉，唤醒吾辈仁人志士作为华夏子孙对历史赋予的民族使命的自觉，从数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 精神殖民的催眠中彻底觉醒，带领人类走出迷宫，在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同时构筑一个公正仁爱、共同繁荣的和平世界。
期待我们伟大的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光由今日之星星之火终成明日燎原之势！
哥白尼与“科学革命”：
西方“科学巨星”们的剽窃
目
录
（一）哥白尼“革命”的肥皂泡
（二）古代的华夏民族果真没有“日心说”吗？
（三）“科学革命”的巨星们及其共同的中国鼻祖
（四）究竟谁才是天文学大师？
（五）哥白尼的真实生涯
（六）杜撰系列神话：现代无形帝国大厦的基石
注：蓝色标题为已更新，黑色标题后续待更新
（四）
究竟谁才是天文学大师？
至1444年，尼古拉斯就得到了赤基黄道仪，这是源于中国的先进技术制作的天文仪器。这是根据郭守敬设立的天文观测体系而设计的一种模拟计算机式的仪器，可让人通过测量或计算月亮与通过地方子午圈（中天）的天体之间的角距、月亮的时差、该天体的赤经与赤纬等计算出准确的经度。早在哥伦布等人 “发现新大陆” 之前，这种仪器就在中国船队作环球航行时使用，用于计算经度。此前的欧洲，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观、阿拉伯的天文学与天文导航方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阿拉伯体系主要依赖黄道坐标，也曾在中国被短暂使用过，1269年被杰马鲁丁(札马剌丁, Jamal ad-Din) 引入中国的观测系统，但因其不精确性数年后即被抛弃。1276年，郭守敬等人制订出了极为先进的《授时历》，并使用了华夏自古就与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同的、更为先进的天文观测体系，设计了赤基黄道仪。与赤基黄道仪相比，被极力渲染的阿拉伯人改进完善的星盘也相形见拙。在郭守敬三百年后，西方天文学泰斗第谷在欧洲率先复制了郭守敬的中国观测体系及仪器，从此欧洲的天文学开始采用中国的天文学观测与知识体系。
尼古拉斯影响了欧洲另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翰·缪勒（Johann Müller），他的别名为人熟知：“雷乔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 ’）。哥白尼则深受雷乔蒙塔努斯影响。“碰巧”的是，雷乔蒙塔努斯本人也从托斯卡内利那里得到了大量相关知识。
与尼古拉斯一样，雷乔蒙塔努斯也意识到了托勒密体系用来计算和确定月亮与天体运行轨道的根本性错误，并开始搜集基于中国天文学体系的赤基黄道仪等先进仪器与相关的数学、天文学、光学等先进科学知识，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都遥遥领先。雷乔蒙塔努斯也加入了比自己年长的托斯卡内利、阿尔伯蒂、尼古拉斯这一亲密小圈子，深受他们的影响，并在开启欧洲航海时代、“文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是从中国、伊斯兰文明传授的天文学及数学知识中，对欧洲“文艺复兴” 与“科学革命” 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术精英们获得了对宇宙、太阳系、地球本身运行的先进知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及五大行星不仅都在自传，同时也围绕着太阳转。这也正是哥白尼继承的知识。
1491—1494年，哥白尼曾于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艺术系就读（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Cracow，当时称克拉科夫大学），当时，雷乔蒙塔努斯就在克拉科夫大学，虽然哥白尼在该大学时的专业与天文学无关，但在这里，哥白尼获得了经由雷乔蒙塔努斯传播、源自中国与伊斯兰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这些知识成为他后来“太阳中心学说”的根基与核心。
这两个欧洲的“天文学巨人”都抛弃了古希腊落后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天文学，从天而降地开始启用正弦表及球面三角学、并通过观测仪器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其实至少在他们诞生的二百年前，这一切都早已被郭守敬等东方的天文学、数学大师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传播到欧洲。
长期以来，一些科学史“专家权威” 把雷乔蒙塔努斯的星历表按照“西方中心主义” 历史教义框架，生拉硬拽地塞入“古希腊” 托勒密的星历表计算法。但这种“寻根”同样是“科技史重构”中惯常使用的臆想式捕风捉影伎俩。若使用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根本无法准确测定日、月、星的位置，也无法准确计算出月食，更难以准确测定航海的经度。对照雷乔蒙塔努斯的星历表与中国明朝船队使用的基于郭守敬体系的星历表，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会客观公正地得出一个无容质疑的结论：二者几乎如同复制品一样相似。
经过几代人的“人类文明史重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至极又确凿无疑的事实：古代华夏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精确的阴阳合历天文历法，是因其拥有高度复杂的数学运算技能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掌握地球等天体的自传及公转运行规律并计算其运行轨迹。而古希腊正因其数学及天文观测落后，所以从未制订出一个拿得出手的天文历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欧洲的“科技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荷兰的“农业革命”、乃至西方的崛起和对东方及世界的征服......这一切，没有中国的知识传播与“无偿技术转让”是难以想像的。
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框架、放下对古人成就武断地“剔除糟粕”之傲慢与无知，以谦卑和实事求是的心态去潜心探究华夏古代数学、天文学、航海、制图、勘测等领域的著作及伟大成就，就会明白，是中国人准确地测量了整个地球的大陆、大洋，遥遥领先世界数个世纪。
（五）
哥白尼的真实生涯
哥白尼在波兰大学并没有拿到学位，他的“教会法”文凭是在意大利拿到的。在意大利，哥白尼被送到博洛尼亚大学及帕多瓦大学，这是当时欧洲传播中国、伊斯兰的先进科技知识的堡垒。
哥白尼有一个“好家庭”，父亲是在波兰托伦市从政的富商，母亲来自富有的权贵家庭，舅舅小卢卡斯·瓦真罗德（Lucas Watzenrode the Younger）是瓦尔米亚教区的主教，在当地的教会及宫廷内部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权势。哥白尼被这位舅舅送到意大利这两所大学就学多年，但学的并不是天文学或数学，而是主攻“教会法”，这种“镀金” 可以为哥白尼日后在教会内部的升迁铺路。
1489年，哥白尼16岁，他的舅舅在教会升为瓦尔米亚教区的主教。我们会在《以上帝之子的名义》等系列主题上看到，作为西方社会文化与权力机制的浓缩品，教会内部各种腐败触目惊心，裙带关系根本不算什么，新官上任后要为自己家族的未来打算。
1495年，年仅22岁的哥白尼来到舅舅任职的主教官邸做事，舅舅计划把自己年轻的外甥在教会内部安排一个要职，负责瓦尔米亚的教会法事务（Warmia canonry）。虽然哥白尼曾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读过书，不过根本没有拿到文凭，这个决定被一些“妒嫉者”们阻挠而被搁置，这才导致哥白尼踏上“镀金”之路。
在意大利“镀金”后，哥白尼回到舅舅的教会官邸，做舅舅的秘书，至死几乎一直担任教会的教产总管家与瓦尔米亚地区的经济行政官等官职，且公务非常繁忙。一些中国媒体把他说成是“牧师”／“教士”，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在担任舅舅的秘书期间（1503-1510），哥白尼几乎承担了舅舅全部有关政治、教会行政组织、财务管理等事务，并要陪同舅舅远行，出席在各地召开的政治议会与外交会议、参加各种谈判......
舅舅去世后哥白尼的公务也是有增无减，不仅继续做他的财务总管、经济行政官等职务，而且还要对国家的货币改革进行顾问咨询、撰写有关货币改革的书籍。当时，波兰王室与十字军“条顿军团”就领地纠纷发生激战，哥白尼还要参战，甚至亲自督战、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与协议。
不仅公务繁忙，哥白尼那些“精确的天文观测”与“划时代、革命性”的天文学成就还是依靠极为简陋的天文观测仪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伊斯兰及中国那么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与技术。据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在见到哥白尼生前用过的一架观测仪器时，大为惊诧：哥白尼竟是用这么简陋的仪器来考察“天体的奥妙”！
天文观测技术上有如此神功，那哥白尼在天文理论上又如何呢？在东方古文明早已熟知“宇宙无限”的时代，哥白尼仍相信有限的宇宙；当中国早已在哥白尼诞生的数个世纪前就已准确观测并精确绘出二十八宿星区中上千颗恒星图的时代，哥白尼的整个“宇宙”就是太阳为中心的小小的太阳系。但奇妙的是，在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与科普教材上，他竟被誉为“发展了前所未闻的开创新纪元的学说、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
在21世纪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西方各路“伟人”的神化镀金已经超出理性，对人类心智的挑战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一些主流“科普” 媒体与教材美化哥白尼的意大利“镀金”之旅的描述无异于愚弄公众的智商。比如，把哥白尼在意大利上学说成是因为当时“十字军”骑士团经常侵犯边境，“哥白尼认为抗击十字军骑士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和他们作斗争，就必须有人精通教会法”。还有的中国媒体添枝加叶，称哥白尼“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对祖国的义务那么庄严，为了祖国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既然这么勇敢，这些媒体应该同时诚实地向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哥白尼迟迟没有在生前发表自己有关 “日心说”的这份明星作？原因很简单：因害怕教会迫害。想必在哥白尼的心中，真理与祖国相比，还不那么值得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些愚民媒体与科普宣传还如此解释哥白尼为什么一生都在担任教会的职务：“为了取得出国的路费和长期留学的生活费用，他再次接受舅舅的安排，决定一辈子担任教会的职务”。难道富有的哥白尼会为了出国路费与学费发愁，还要“一辈子担任教会职务”偿还债务不成？
（六）
杜撰系列神话：
现代无形帝国大厦的基石
历经数代人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洗脑，导致诸多当代中国学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别人的喉舌，津津有味重复一个个浪漫神话剧本：古希腊“原子之父”、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
这些科学史神话洗脑术也如一枚枚毒气弹，弥漫着中国乃至诸多被精神与文化殖民国家的各个领域，如：
为了打造“民主”神坛上的英国《大宪章》，历史上长期都被英国人视为一个暴虐、无能、贪婪的国王约翰（就是劫富济贫的江湖大盗“罗宾汉”故事里的那个暴君）却被神化成“开创民主传统的楷模”；这个根本没有他签字的所谓的“大宪章”从头读到尾就会看清，它本来是用以保护英国上层封建贵族群体的特权与利益的，与“保障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奠定法治基石”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再比如，主流经济学者们把英国的亚当·斯密捧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鼻祖”，却对一个事实保持缄默：为什么一个英国人需要把自己的思想精髓“自由放任”用一个法语词（laissez-faire）来表述。答案也让很多人“揪心”：因为华夏才是这个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这个法语概念是对华夏“无为”理念的直译，即遵循自然法则、依“道”行事，它成了法国启蒙时代重农学派的一个座右铭。
法国启蒙思想家、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在当时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正是他深深影响了一度放弃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位、陪同苏格兰贵族世家子弟斯科特（Henry Scott）去法国等地游历的亚当·斯密。
与那个时代的欧洲诸多精英一样，亚当·斯密也意识到中国远优越于欧洲、富甲天下，该次游历回国后便化十年时间著书《国富论》，指出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远远富有的国家” （《国富论》，Book I, Chapter XI, Part III, (First Period) pg.221，1776)。倡导市场的自我调节，这本是华夏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展示了华夏文明的包容、自由、开放。精于垄断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有一句名言：“竞争是一种原罪”（“competition is a sin”），当前欧美社会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就是西方严重缺失真正的自由、开放和包容精神这个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
再看看英国神乎其神的“工业革命”：其代表性技术—蒸汽机、钢铁冶炼技术、纺织机，在技术上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只是对数百年前中国技术的复制。根据主流学术界的标准定位，“工业革命”时期大约为1760-1840年，但工业革命一词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被法国文人杜撰出，而且根本不是因为在英国发生了“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而仅是因为这些法国文人要把英国与“法国大革命”作类比，所以那之后数十年间都一直未进入英语的日常词汇中，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经过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的使用变得时髦流行起来。但这并不妨碍当代主流学者把它打造为“铁板钉钉”的事实，振振有词地洗脑公众：“这是英国乃至西方大国崛起的原因”。
黑白颠倒的神话名单可一直列下去：至死都拥有数百名奴隶的大奴隶主华盛顿却被打造成“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并被配备了一个砍樱桃树的浪漫童话；“白人至上主义”者林肯被美化成“废除美国奴隶制、解放了黑人奴隶”的圣贤；将奴隶制合法化的美国第一部联邦宪法却成了“捍卫自由民主的圣典”；本是白人殖民者为庆贺对印第安人大屠杀的盛宴则被美化成“为了感谢印第安人”而诞生的“感恩节” ……
这一部部系列神话剧由一系列黑白颠倒的定格组成。对编剧者来说，历史的真相并不重要，无论事实如何不容争辩、证据多么无容置疑。催眠曲不能停播，因为这样被洗脑成性、任由催眠师摆布操纵的一个个生物木偶会觉醒；剧本更不容更改，电影必须按照原剧本播映下去，否则现代无形帝国大厦的基石将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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