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研究：《人民的名义》影视化改编中角色的嬗变

在今后几年，反腐题材影视剧有可能成为荧屏上的一种热播类型剧。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上发布的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文件统计，从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总局共立项7部与反腐有关的电视剧，其中，根据周梅森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于2017年3月底播出。该剧未播先红，版权被素来以保持青春向、偶像化选剧基调著称的湖南卫视买下。电视剧播出后，收视率在不同播放平台上屡创新高，在各路媒体顽固霸屏一个月，始终保持超高的话题热度。

《人民的名义》系作家周梅森潜心八年、六易其稿完成的力作。小说于2017年1月发行，该书腰封上对于此书的介绍是——“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

虽然作者都是周梅森，但《人民的名义》剧本显然比小说更精彩。

当前国家反腐力度空前，这一现实如何“照”进这部作品？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小说及同名剧本创作中，从人物塑造、观念形态、情节设置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他的尝试与突破。

从近二十年活跃于荧屏上的反腐题材影视剧来看，腐败官员的级别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从“苍蝇”提升到“老虎”——即从先前的村干部到地市级一把手、再到省部级官员。而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的人物塑造上，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尝试——腐败官员层级超越以往同类题材“刑不上省部级官员”——作品里涉案的某贪腐官员级别为副国级干部，可谓“创出新高”。

在受众的视野里，反腐题材作品涉案官员的级别越高，通常意味着作品揭示的内幕越多，彰显的反腐力度越大，作品越发显得深刻。但是，如果反腐题材作品仅仅满足于这一点，以“高官”作为腐败的主角予以揭示、乃至吸引受众的重要“卖点”，恐怕很难说是趟入了“深水区”。从传播的效果来看，这可能仅仅是满足了大众“围观犯罪”的窥视欲。而当我们以小说类型学的视野去考查以往的许多反腐题材作品时，可以说，作家如果仅仅在腐败官员的级别上做文章，那只是量变，骨子里并没有突破同类题材弘扬“清官文化”的写作套路以及“清官才能为民做主”的朴素理想，没有实现对反腐题材写作成规的突破与质变。

随着读者、影视观众的审美水平日益成熟，反腐题材作品要真正趟入“深水区”，周梅森不仅从故事的主角“升级”上动了脑筋，还尝试从根源上去解剖腐败行为的动机，剖析官员们堕落的环境与助缘。

在《人民的名义》小说里，有过光辉履历的副国级贪官，其贪腐的动机在于对儿子的骄纵与溺爱，放任儿子利用父亲的影响力与资源去疯狂敛财；副省级官员贪腐的源起在于对美色的沉溺；省公安厅厅长堕落的原因是成长于贫寒家庭、与生俱来的匮乏感导致对财富的疯狂渴求……

在腐败官员的塑造上，为避免“好人一看就是好人，坏人一看就是坏人”的脸谱化处理模式，周梅森显然付出了努力。但稍显遗憾，小说写作中，由于采用的是混合叙事视角，作家不停地在不同人物视角之间进行切换，作家随意地进入人物内心，并把其心理活动“示众”——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貌似继承了以司汤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做法，其实削弱了人物的复杂性，影响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参与感。

相比之下，《人民的名义》改编成影视作品则有其天然优势，小说中的人物是以其言行出现在镜头之中，观众只能看到他们的言谈举止，却无法轻易进入人物的内心——这形成了一种收视的张力，观众可以享受智力的挑战。人物的复杂性，经由镜头语言的限制性叙事方式，反而得以呈现得更深刻。

下文将重点分析《人民的名义》里李达康、祁同伟、高育良、高小琴等主要人物形象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的嬗变。

一、为啥李达康成网红，祁同伟却被讽“其俗在骨”

小说里的祁同伟，是标准款型男，颜值与身材并重，又有地位，还天天健身，自带男神光环。他跟李达康，同样都是出身凤凰男，但是，从小说里的描述，读者可以做出初步判断：从性魅力层面看，祁同伟恐怕略胜一筹。

小说里的李达康，是一名标准的工作狂，并且自带我们常见的“清官”人物谱系中人性的缺点——水至清则无鱼，因过于追求廉洁自律，其实对于周围人而言，他是冷漠且缺乏魅力的。小说里写到一个细节，他跟老婆欧阳菁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然而因为他长期加班、生活无规律，平时较少跟妻子沟通，事实上两个人是同屋不同居，已经事实分居八年。而李达康跟老乡、朋友的关系，也很生疏，因为他廉洁奉公，铁面无私，几乎没有人能够找他徇私开后门。所以，小说中的李达康，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很难说有多好——这是一个缺乏个人魅力的清官，仅此而已。

然而，小说中就这样一个冷感而偏脸谱化的人物，因为是由优秀的演员吴刚来扮演，经过他的个性化塑造，在屏幕上反而赋予了李达康别样的气质。

美貌不够，气质来凑，尤其是在年轻的80后、90后这一个观众群体眼里，所谓的男神，其魅力值的标配通常包括：冷感、不卑不亢——任何时刻，男性一旦露出媚骨，他就俗气了。

所以，经过演员吴刚的“二次加工”，达康书记火速晋身国民男神，并成为网友们自发制作表情包的重要素材。原本在小说里貌似更有魅力的祁同伟，哪怕是由著名演员许亚军来扮演，形象非常吻合小说的描绘，颜值不低，然而，最终呈现到电视剧里，他却成了观众眼里的笑话。

祁同伟跑到赵立春同志老家哭坟的情节，在经过电视画面表现，以及其他人物在他背后议论此事等方式呈现之后，那种滑稽感显著增强了——这个原本在小说中只是寥寥几句话一带而过、很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不计的细节，由于在镜头中得到了各种强化——特别是经过李达康和高育良一本正经地对哭坟细节展开了议论之后，祁同伟的媚骨媚态更加显得俗不可耐，由此，祁同伟给观众留下了恶劣印象。

这个滑稽感一旦定格，导致在后面的剧集里，许亚军演得再好，无论他再怎么样着力去刻画这个人物的丰富性，试图弥补祁同伟之前的失言失态，也很难挽回观众对祁同伟已经定格的厌恶感了。

此外，祁同伟的婚姻也充满了原罪——老婆梁璐是他大学时的辅导员老师，年龄相差十岁。如果祁同伟跟梁璐是真爱，该剧的粉丝们也就不喷了。问题在于，祁同伟和梁璐结婚，动机十分明确：利用岳父，加官进爵，改变命运，成就寒门出贵子神话。

在他的DNA里，大概刻着某种自卑：梁璐这样的女人，父亲是省政法委书记，个人条件极其优越，其实是他高攀不起的。他们之间，有恩情，有亲情，唯独没有爱情。

爱情当然与性魅力有关——通常我们用“颜值”和“身材”来指代，但一定与利益无关。所以，祁同伟后来跟“凤凰女”出身的高小琴有一腿就顺理成章。在他骨子里，高小琴这样出身贫贱、有求于他而又天生丽质的女性，才是他可以驾驭的、与他匹配的。权力是维系他们关系最好的春药。他们在学历、地位、见识等方面的差距，尤其令祁同伟满意——男强女弱，这是祁同伟所感到满意的安全距离。

当然，“男强女弱”模式得以成立，男女双方都脱不了干系。在以A、B、C来划分综合实力的婚恋模式里，A男配B女、乃至A男配C女是必须，A女活该沦为剩女——这样的价值观，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最近，某知名婚恋网站有超过4500名用户接受了一项调查，其中绝大多数为单身青年。看看数据：80%的男性愿意娶一个月薪低于5000元（约合680欧元）的女性，但只有8%的女性愿意嫁给一个月薪不到5000元的男性。

以往在我们见过的各路电视剧里，到底有没有例外？比如说——2016年反映中国纸媒兴衰历程的热播剧《女不强大天不容》。电视剧里，不靠潜规则、全凭实力上位的海清，从前她还是刚出大学校园的小姑娘，她跟杜淳，当然是真爱。剧中，他们在校园里的情戏、以及新婚燕尔的亲昵，都是证明他们曾经相爱过的论据。然而，海清在担任某报业集团老总以后，从眼界到经济实力，都全面升级，跟杜淳最后还是妥妥地成了离异夫妻。

再比如说，十年前的《蜗居》：复旦大学毕业的海藻，全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她的存在，无疑是拯救成功男士宋思明中年危机的天然利器。年轻时出于仕途算计、利己主义而选择婚姻关系的宋思明，在大权在握的中年，忽然想追寻从未体验过的爱情——海藻出现的时机真是适宜，她那样的年轻，她那样的美丽，她学历还不低——他对她不可自拔的着迷，简直是天经地义。但海藻明明有一个相爱已深的男友（文章 饰），为什么她要始乱终弃？表面上看，是因为姐妹情深——年轻的男友不愿意借钱给海藻的姐姐海萍买房子，海藻很生气——这给了财大气粗的宋思明当小三的好时机。六万块人民币，对宋思明而言，只是零花钱而已，但对大学毕业不久的小男生来说，意味着两三年的积蓄。说真的，哪怕没有宋思明及时“仗义”出钱出力，海藻跟男友的关系，也未必真的能够持续到底。

《人民的名义》里，天生丽质而在经济、社会阶层中处于弱势的高小琴，身边永远不缺愿意为她美色买单的成功人士，也是相仿的道理。

在电视剧里，都是凤凰男，达康书记跟祁同伟差距一目了然：一个抱朴含真，一个五彩缤纷；一个耐人寻味，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深藏不露，一个富有喜感。

在达康书记加班加点盯着GDP别下去的时候，祁同伟还在跟高小琴撒欢；达康书记“秘书帮”出身，经历了基层、地方官场的层层斗争，才从中脱颖而出，这份隐忍和耐力非常人能及，所以其审美观当然内敛而隽永，服装也低调朴素，他喜怒不形于色，心思深沉，难以揣测。

祁同伟则不同，跟梁璐结婚以后，靠着岳父的提携，顺风顺水地上位，两年一个台阶，早早大权在手，也没有一干老臣指手画脚，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释放了自己。这位能把“哭坟”做到毫无违心感的公安厅长，审美眼光、情感取向当然更为任性怪异——许多人都深感他的文化造诣和个人魅力远远低于达康书记。所以，他被高小琴拉进了贪腐深渊，饮弹自毙，而达康书记却把国民男神光环一顶到底，似乎很合理。

但是在小说里，因为周梅森所补充的各种细节，读者可以看到凤凰男出身的祁同伟当然有可悲可怜之处，他寒门出身，没有背景，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壮志未酬，逼不得已铤而走险选择了追求年长十岁的梁璐、靠妻子上位。而电视剧中，由于编剧的处理，祁同伟身上的悲剧感则淡化，滑稽感扩大。总的来说，这个人物在镜头中的呈现，不如小说中那么丰富和有深度。

二、“白富美”高小琴，真愿意跟陆亦可交换人生？

在《人民的名义》里，有一名失贞少女名叫高小琴，失节妇女——还是叫高小琴，扮高小琴的演员叫胡静。

小说中，涉及高小琴的描写非常少，总共不到一万字。而在电视剧里，因为演员的出色演绎，原本戏份不多的角色，变得耐人寻味。

高小琴出场的时候——白富美外加大长腿，以及她在商界一手遮天的能力，极易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莫非她背靠一枚或者数枚“干爹”？

《人民的名义》的小说里，主要字数都留给了那些官员们，原本值得大书特书的高小琴跟“干爹”们的戏码，哪怕在小说里，也仅有寥寥几句而已：

“在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杜柏仲为她们置办行头，高小琴脱掉破球鞋，第一次穿上了高跟鞋，一时间连路也不会走了……高小琴一次次被奸污。为了保护妹妹高小凤，高小琴也一次次做出牺牲。可是，最终高小凤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育良。”

至于高小琴、高小凤这对双胞胎姐妹，为何心甘情愿被“干爹”们摆弄，小说中语焉不详，只一笔带过，说她们是出身贫寒的渔家女。

原本清纯、不谙世事的渔家女，变成“艳而不俗、媚而有骨、腰肢袅娜却暗藏刚劲、柳眉凤眼流露须眉之气”（小说原话）的女老总，穷，真的是原罪？因为与生俱来的匮乏感，所以对财富的渴求也极其强烈？

小说里没有写到、但很多观众在看电视剧后，可以脑补的情节是：野心勃勃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渔家女高小琴，最终放弃走自食其力的艰难道路，选择走捷径。

如果努力学习、拼命工作是为了赚钱，那么靠着干爹们，她那么年轻，已经够有钱了，还像别的同龄人那样努力做什么？她所付出的代价是，她不再具备资格拥有爱——不为利益关系、纯粹是两个有趣而惺惺相惜的灵魂之间互相吸引、那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高贵的爱。

电视剧里对于高小琴跟祁同伟之间的暧昧关系，给足了戏码，从剧情设定上，显然希望传达出这样的信号：高小琴的魅惑力，是祁同伟走向贪腐的根源。

然而，从小说来看，她和祁同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伟大的爱情”。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仅此而已。他们之间上演了“中年版知音”的戏码，只是对这种交换关系的一种掩饰。

从电视剧来看，白富美高小琴似乎已经拥有大部分女性想要拥有的一切，名车，豪宅，权势——成为“高总”的她，霸气侧漏，软硬兼施，无所不能。

但在小说里的描写却不大一样：高小琴这样一个看起来高不可攀、不可征服的女人，在跟检察院穿着制服的女学霸陆亦可第一次打交道时，竟然假惺惺或者说多少带有真性情地，说出这番话：“那是因为我没你命好，啥事都得亲力亲为……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

高小琴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

小说里的陆亦可反唇相讥：十年间成就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但是，在电视剧播放之后，有一个话题则迅速成为观众讨论的热点：什么样的女人，才叫“命好”？

电视剧里柯蓝扮演的陆亦可，在检察院是著名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天天穿制服，属于结婚困难户——这倒是跟小说的描写不大一样。小说里对陆亦可的描写非常节制，点到为止，呈现出来的只是一个较为中规中矩的女干部形象，甚至她的长相怎么样，都语焉不详。

但是，因为著名女演员柯蓝的演绎，赋予了这个原本比较平淡的角色某种魅力。并且，电视剧为了收视需要，也刻意给陆亦可增加了某些家长里短的相亲、带调侃和喜剧意味的情节，所以，陆亦可跟高小琴这两个女性的活法，就成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版本，让观众不得不去思考和比较。

那么，值得观众讨论的问题包括：陆亦可算得上“命好”吗？高小琴真的愿意成为她？对于一个正而八经从大学毕业后，按部就班工作、进修、升迁的女性来说，如果在体制内单位，十几年岁月的历练，所得到的位置通常也就是——处级干部，月薪万元上下。这样已经算是很命好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电视剧来看，可以想见的是，高小琴很早就选择屈从于自己的权力和欲望，还想保有天真和简单，听起来就成了个笑话。她手上随便拎的任何一个包包都价格不菲，陆亦可大概要花一两个月的工资才能购买。

电视剧比小说的受众面更广，所以价值观的导向必须更加慎重而主流。《人民的名义》电视剧里努力要向观众传达的价值观就是：在中国，依然还有很多像陆亦可这样的女生：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活得随性自在，无需向任何男人、权势低头，甚至无需向世俗的价值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低头，爱嫁不嫁。

《人民的名义》在小说里没有做足女性的戏码，尤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年轻美貌的女性在人生中可能要面对的诱惑与选择，作家没有花笔墨去讨论，这有点可惜。而电视剧里，出于价值导向的需要，给出了较为明确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贫穷不是高小琴堕落的原罪——权力与欲望、天真与简单——在选择题中，她勾了一条错误的选项，才是原罪。

三、高育良：为何他斗赢过李达康，却栽在女服务员手上

《人民的名义》55集的剧集在播出了三分之一时，让很多观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少年得志的侯亮平（陆毅饰）在恩师高育良面前，时常被教训得一愣一愣的。

高育良在第15集里说：“我离开汉东大学25年，早没书生气了。”言下之意——官场套路深，侯亮平太天真。

电视剧里的高育良，气质儒雅，个性淡然，一直是神秘莫测的人物，哪怕剧情进行到了一半，观众都很难猜测，他究竟是好官，还是演技达到影帝级别的超级贪官。在小说里，高育良的形象也刻画得非常有深度。他跟小说里的李达康刻画得很不一样。事实上，小说里的李达康，原本并不具备“国民男神”的素质。书里把他的内心戏写得太丰富，阿弥陀佛！这样做的结果是：读者不必去费劲猜了，谜底老早就揭晓了——达康书记是清官。

可是，从角色的魅力来看，当一个人物过早被读者定义以后，他的神秘感就消失了。和小说相比，电视剧有天然优势——剧中的达康书记，靠的是高冷外表，以及点到为止的肢体语言，给人留下了庞大的想象空间，进而成功圈粉。

事实上，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一个有魅力的人物，必须自带悬念感、无法让观众一览无余——所谓的个人魅力，无外乎这人是否能让人因为他而浮想联翩——这人能够给他人留下的想象空间有多大，他的魅力就有多大。

魅力也是一个人生活经历、阅历在他身上的总和。

《人民的名义》总共55集，在播出到三分之一时，成功地抛出一堆悬念：出身“秘书帮”的达康书记，跟出身“政法系”的高育良书记，是同一阵营，还是面和心不和？

“育良书记思路清晰，作风稳健。”这话是电视剧里达康书记说的。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小说的描写。《人民的名义》小说的前四分之三，堪称高书记魅力营造史，后四分之一，是高书记的祛魅与黑化实录。

官至省委副书记的高育良是大学教授出身，学而优则仕、离开教授岗位已经二十五年，住独栋别墅，家里以中式木质家具为主，风格沉稳大气，简约不简单。

高育良看上去作风正派，老婆是美女教授。他与妻子关系貌似琴瑟和谐，给人第一印象：这个人无欲则刚，没有贪腐动机和诱因。

无论是在电视剧里，还是小说前四分之三，高育良跟老婆的关系实在太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刻意秀恩爱的夫妻，有可能是假夫妻。在接下来的戏里，高育良的真实生活一步步浮出：他欺瞒组织暗地里早就与发妻离婚，然而，离婚后的两人却心怀鬼胎，维持名义上的夫妻。他要秀富贵亦不弃元配的好官员形象，她要扮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女教授。高育良悄悄娶了高小琴（胡静 饰）的同胞妹妹高小凤——坊间一直有传言，说在商场上可一手遮天的女老板高小琴是高育良的亲侄女。其实传错了，高育良是高小琴的妹夫。向来夫妻恩爱的高书记看起来气质脱俗，清高得很，显然，在作风方面，他以前是没有出过问题的——当年他在大学里当教授，可以想见，他必须是正气凛然，坐怀不乱。文科院校什么多？花多、草多、美女多。弱水三千，他从前只取一瓢饮。试想，要是高教授整天用色迷迷眼神打量女学生或者女教师，怎么可能得到像侯亮平、祁同伟等优秀男生发自肺腑的崇拜。然而，弃教从仕后，他竟然跟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高小凤有一腿，看起来真像是意外。

所有的偶遇，其实都可能是精心设计。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职业：进城务工人员。她是在一次精心设计的宴会上，适时地跟高书记谈起《万历十五年》，适时地昏倒在他怀里，一昏定情。

高小琴和高小凤，是一对出身贫寒的双胞胎姐妹，因天生丽质，被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利诱、利用，出重金培训她们，使她们短期内从形体语言到精神素养，得到了全面升级，既能琴棋书画唱京剧， 还能陪高书记聊聊《万历十五年》。

这其实也是老梗了。在哪见过？在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里，出身低贱的卖花女被几个老家伙调教成气质迷人、谈吐不凡的名媛。

思路清晰、作风稳健的高书记，为了一个文化水平只能浅聊《万历十五年》的半文盲，跟明史专家夫人离了婚，动机是什么？

周梅森在小说里，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作者在写作中不小心的疏忽所致，当然，也可能是有意的留白，给予观众想象的空间。

我们倒是可以回顾一下关于历史上著名清官海瑞的私生活记载。在可以合法纳妾的时代里，他可是从没放弃自己法定权利，纳了几房太太。值得注意的是，海瑞究竟好色么？海瑞会因为女人而贪腐堕落么？似乎不会。那么，他纳了几房太太究竟动机是什么？其实，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一问题，结论是：海瑞纳妾的主要目的——传宗接代，一定要生出儿子！

小说里写了高书记跟元配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可是，女大不由人，女儿长期不在身边，并且还一直苦苦暗恋侯亮平，高育良为此很不开心。

高小凤出现的时机刚刚好：年轻，美貌，基因好，肚子还很争气，生了个传家宝。宝贝儿子意味着牵挂，也意味着高书记从此被不法分子套牢。

形象一直完美无缺的高书记，伪善面目在最后的时刻才被撕下，周梅森在小说和电视剧里留的这一手，留得真不赖。

而高育良与元配夫人未能生育儿子的缺憾，其实在小说中并未提及，但是电视剧的演绎，巧妙地做了补位，给予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

小 结

虽然《人民的名义》小说和剧本的作者都是周梅森，但是，总的来说，剧本对人物的塑造要比小说更为丰满。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细节是：电视剧里，贪腐的副国级官员，其“存在感”不是通过形象，而是经由声音来传达——许多场戏里，这个人物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隐藏在一群人后边，只通过电话出现。而许多场合里，他是一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存在，很多官员提都不敢提及这个人。这个处理算是电视剧的神来之笔。而小说里的相关描写，则显得有点平淡：“赵立春是把刘新建当儿子待的，政治上为刘新建扫清一切障碍，想啥有啥，要啥有啥”——这样白描式的写法，从传播效果来说，可能不及荧屏上的某一通点到为止、意味深长的电话留言令受众更觉触目惊心。

《人民的名义》在收视上获得的成功，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在全媒体时代，一部原创小说，哪怕已经具备热门IP可能具备的素质——如热门而敏感的主流题材、个性丰富的人物、迭宕曲折的情节等，它能否获得收视上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力和塑造力。优秀的演员在对角色的“二次加工”以后，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一部文学作品的综合吸引力。因此，《人民的名义》所获得的成功，不仅仅来自于文学的成功，也源于老戏骨们表演上的成功。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网址：文学与文化研究：《人民的名义》影视化改编中角色的嬗变 http://c.mxgxt.com/news/view/10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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