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蒸馒头争口气，粉丝开始给周杰伦“做数据”了

从17日开始，周杰伦的粉丝也进入了微博“做数据”的行列。在互相学习了一天“超话”功能要如何操作之后，截止发稿前，周杰伦已经在明星“超话”榜上排名第四，迅速超越许多流量偶像。

此情此景，那位曾经在豆瓣上提问“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的网友，能够得到一个回答。

一位艺人最终的价值，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本职中的行业价值，都不能单看数据，而要全方位考量。

周杰伦粉丝自发打榜，也并非为了与流量明星一争高下。评论里千篇一律的“彩虹屁”，与打榜教程中“终极目标是让他发歌diss我们”的自嘲，让这次突如其来的打榜热潮，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

买碟或打榜，只是花钱的方式不同

流量变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越来越多的年轻“粉丝”简单地将微博上的“数据表现”等同一位艺人的商业价值时，一些诸如周杰伦一类的“老一辈”的歌手由于没有“数据”，而直接受到了实力上的质疑。

同样，经历过当年华语金曲“神仙打架”年代的人，在唱片市场逐渐落寞之时，看着如今所谓的偶像唱跳歌手没有几张碟，却能受到万千拥簇的现象，也会发出质疑之声。

在普遍的认知里，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演员，一个艺人创作出的作品销量以及收视率，才是计算其商业价值的“硬通货”。而流量，是附着在其上的，并不具有实体光环。即便是“靠脸吃饭”的偶像，首先也需要几张碟片在销量榜上奠定地位，之后粉丝对其的追捧，才显得理所当然。

对“流量”的认知不同，对“红”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同。一方面，这是出生于两个年代的人天然具有的隔阂和差异；另一方面，引入了流量计算后，微博运营策略的改变，也增加了所谓“粉丝”与“路人”之间的屏障。

2011年，学者们对微博的认知还是一个能把“普通人、名人、媒体都集合在一起的大派对”。而如今，随着微博入驻用户的大幅增加，微博开始以兴趣领域进行信息源划分。

同时，由于信息过于庞杂，用户在有意选择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博主时，无意中就在自己身边画下了一个“圈”，圈外的资讯和现象，与圈内相比，都更难接触到。

在粉丝群体里，这种现象更为典型。各种饭圈的“黑话”、缩写、特殊用语，让这个圈子有了一定的准入门槛。久而久之，粉丝微博首页上流动的信息，大多是关于某一个群体，甚至是某一位艺人的。

在这样的信息包围下，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乌托邦”之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所在的圈子就是整个娱乐圈，自己所习惯的生态，就是大环境的生态。

这样认知上的偏差，自然会带来如同“周杰伦的门票为什么难买”的疑问。但是，一概以嘲笑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现象，却是不够慎重的。

早在1951年，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媒介运作的形式时，便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即由于大众媒介的背后有广告商进行经济渗透，并掌握媒介话语权。因此，大众媒介上呈现出的信息，会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受众的消费决策。

因此，大众媒介的实际商品，其实是受众。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媒介和经济在朝数字化和大数据的方向转变，用户的购买行为越来越被数字资本化，用户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视作某种“非实体化”的劳动。

在这个基础上，由于粉丝的购买行为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情感，作为“商品”的他们，对广告商和大众媒介来说，都具有更高的价值。

不管是曾经排行榜上歌手的唱片销量，还是如今微博“超话”里明星的影响力和阅读量。看似花样百出，手段多样的“粉丝经济”，其本质并没有不同。而唯一有变化的，可能只是实体的文化产品，与虚拟的粉丝福利之间的差别而已。

流量≠带货力，偶像明星难出圈

没有作品，只有流量——这或许是如今的新晋偶像们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从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出来的新晋偶像们，大多还处在以“流量”代替“销量”的阶段。以唱跳为主要业务的偶像们，在国内缺少大型打歌节目，以及唱片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中，虽有新作发行，却始终要面对“无法出圈”的尴尬。

去年成团的“NINE PERCENT”，在成团后七个月终于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而由于其“限定团”的形式，每一个团员各自的经纪公司也在为艺人争取资源。队长蔡徐坤去年八月来发行了五张单曲。尤长靖演唱了电影《昨日青空》的主题曲，以及最近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中的插曲，其他团员同样也各自陆续发歌。但比起在商业市场上的较量，这更像是粉丝在圈内的“自嗨”。

同年成团的“火箭少女101”在观众熟悉度上，要比同期的男团高上一些。一首《卡路里》，作为电影《西虹市首富》的插曲，得到了较高的知名度。同时，今年大热电影《流浪地球》的推广曲，也由“火箭少女101”的团员之一演唱。

应该说，与热门电视剧和电影的合作，使得“火箭少女101”与其他偶像团体相比，更有“出圈”的可能。

而近期成团的“R1SE”则始终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创造营2019》这档节目从开始之初，就因参赛选手中有许多已经出道，甚至已经成团的“回锅肉”而饱受诟病。在节目进行中，因为投票而产生的纠纷，甚至是类似诈骗的行为，也盖过了节目本身的声量，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

前几年“流量”大规模爆发时，大批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因为有了“流量”加持，气势汹汹地闯进了主流观众的视线里。如今，“流量”好不容易在影视行业中退潮，但普通观众对“流量”的偏见则让偶像的出圈更为“雪上加霜”。

对于这批刚出道的偶像来说，在如今的偶像市场，“人设”会比“作品”更容易笼络粉丝。在这一前提下，粉丝的数据也成为评判“爱豆”价值的唯一标准。

可以说，粉丝早已成为偶像的重要个人资产，与偶像本人的魅力和才华同样重要，商家自然也是明白这一道理的。如今，众多男偶像代言的，都是年轻女性所必需的护肤品或化妆品。这些偶像们，一个个巧笑倩兮，发挥着他们的“带货能力”，实现自身“流量变现”的价值。

这自然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虽然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多元而复杂。但是，借力于网络媒介的消费性作为自身媒介的突破口，是一种最表面也是最短视的媒介融合方式。

当品牌从选择“代言人”到选择“大使”，再到选择“品牌伙伴”，消费市场的浮躁可见一般。当数据成为最重要的指标，偶像自身和品牌产品的契合度便不重要。在一轮短暂的消费之后，品牌永远需要把位置留给下一个出现在数据榜单上层的偶像。

十年前的周杰伦代言了爱玛电动车，一句“爱，就马上行动”的广告词，很多人至今都能脱口而出。直到今天，爱玛电动车的车体和店里，仍旧挂着周杰伦的海报。这种在普通人中的号召力，也成为了很多人这几天用来反驳“周杰伦不需要做数据”的证据。

偶像的粉丝号召力，的确是其商业价值转化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在每年4月，都会由权威媒体发布上一年的“圈地榜”。榜单以横轴上普通观众对其的“认知度”与竖轴上的“关心度”两个维度，对男女艺人的“红”度进行综合的评判。

在成熟的偶像行业里，“流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指标。“偶像”不只要面对粉丝，其自身的影响力，意味着他们具有自身的文化任务，以及面向大众的责任。因此，将“偶像”仅仅囿于一批年轻的狂热粉丝之中，是不可取的。

当社会变得更为多元，出现各种各样的小众文化群体理所当然。但“偶像”不应该是小众的爱好。让“粉丝”与“路人”进一步隔离，仅依靠“打榜”流量变现的方法来追求“出圈”，即便每次都能成为粉丝的狂欢，却始终是个难以维系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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