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文化可能会对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性格造成不好的影响
针对“饭圈”乱象的多项治理行动让以往在网络社会中备受争议的“饭圈”文化走进主流社会的视野之中。
“饭圈”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为一系列文化乱象的滋生提供土壤,离不开其狂热的应援行动和独特的话语体系。
偶像明星因单条微博收获粉丝过亿评论,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众对于“饭圈”狂热、失智、三观不正等论断所言非虚。
然而,“饭圈”文化实践活动的多元性又使其成为一把双刃剑,在与主流社会的频频互动中表现出一定的正能量。
在扶贫攻坚、香港修例风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公共事务中,向来为大众诟病的“饭圈”群体将粉丝经济中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引流到多个贫困地区、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中以“饭圈”风格的语言向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子的暴力行径表达抗议。
众筹集资驰援武汉等疫情严峻的城市,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较高的政事参与水平,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饭圈”在社会协同治理模式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个带有一定亚文化色彩的文化圈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饭圈”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迷群。
然而,当我们用诞生于大众媒体时代的迷文化研究经典理论看待和理解今天的“饭圈”时,许多疑问无法解答:同样是以追星为趣缘联结起来的迷群组织,“饭圈”与以往的追星族、歌迷会、影迷会有何不同?
“饭圈”内部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话语体系和运行秩序?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的关系网络培养出惊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行动能力?又将在主流社会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发挥怎样的作用?以此为背景,本研究试图在迷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研究的基础上,阐释“饭圈”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及结果。
通过对“饭圈”成员的非参与型观察与深度访谈透视“饭圈”成员行为表象,进而剖析他们在文化层面的作为,及其背后的心理作用机制,研究他们在此过程中怎样确认了“饭圈”成员的身份,在群体内部的实践活动中怎样生成了自我认同,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中怎样生成了社会认同,以此得出相对完整的“饭圈”身份认同建构结果,从而对“饭圈”群体形成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
就理论价值而言,一方面,对“饭圈”群体予以观照是在新媒介环境下对迷文化研究理论的扩充与丰富。
迷文化又称粉丝文化,其经典理论范式诞生于工业社会阶段,以大众文化与传统媒体的发展为语境,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滥觞,对传统媒体时代孕育出的影视剧迷和流行乐迷等大众文化迷群具有阐释效力。
然而,作为迷群新样态的“饭圈”却诞生于信息社会,以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依托,以网络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呈现出有别于大众文化迷群的文化实践方式和组织架构特色。因此,对“饭圈”群体的研究可以视为数字媒介时代下对迷文化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另一方面,我国“饭圈”文化由日韩舶来,其发展演变与东亚地区的传统观念、文化氛围密不可分。
如果简单将西方迷文化研究或者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套用在我国的“饭圈”文化研究中,很有可能忽略“饭圈”与西方亚文化群体在意识形态、文本生产以及组织运行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脱节。
因此,研究“饭圈”群体的文化实践方式与身份认同建构有助于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形成一种在地化的、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文化现象相勾连的理论范式。就现实意义而言,对作为受众最新组织形态之一的“饭圈”的身份认同问题展开研究。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审视和处理“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摩擦,理解“饭圈”文化实践方式向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渗透的深层逻辑,而且有助于探寻粉丝属性渐强的青年一代随代际更迭成为中流砥柱后,“饭圈”文化可能对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性格造成的影响,可能给主流文化乃至主流社会带来的变化。
首先,近年来,“饭圈”在偶像工业资本和网络媒体平台的收编与规训下,于层层加码的数字劳动与线下应援中,滋生出投票打榜、应援集资、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制造话题等“饭圈”文化乱象。
随着“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开展,偶像工业资本与网络媒体平台对“饭圈”文化的摆布与操纵愈发无的放矢,这令部分公众形成了“饭圈”已死的错误观感。然而从专项行动的各项举措来看,专项行动所针对的是资本操纵下的“饭圈”乱象,而非“饭圈”群体本身,“饭圈”自身的合理性并没有被否定。
其次,“饭圈”已然在以往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与权力秩序,作为一个由趣缘联结形成网络社群,与资本解绑后的“饭圈”或许从组织结构上会朝着相对松散的方向发展,但同样可能在相对自由的文化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最后,淡漠价值意义、偏好狂欢仪式的“饭圈”行动风格已然形成一种社会效应,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向扩散,一度引发了“金融饭圈化”“政事饭圈化”“曲艺饭圈化”“电竞饭圈化”“体育饭圈化”的讨论与忧虑。
所以,我们有必要透过“饭圈”成员在文化层面的作为,探寻“饭圈”成员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与结果。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饭圈”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迷群。迷群研究,也就是粉丝文化研究,脱胎于西方的文化研究,被归类于对受众或者说消费者的研究中。受众解读文本的三种类型:在编码者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解读的主导式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但又不完全认同的协商式解读;与编码者采取相反策略的对抗式解读。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消费、包括对艺术符号的消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消费,也是一种生产,这种被称为“消费”的生产可以称之为“第二生产”。
这种生产是四处分散、无所不在的,它不通过产品或者符号显示自己,而是通过使用产品或者符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
换言之,消费者虽然没有拒绝或者改变那些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者提供的符号,却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的新的意义。
据此,德赛都从消费者能动性的角度对福柯的规训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消费者往往只是为了“回避规训机制”才“服从”它,而非简单受制于福柯眼中无比强大的规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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