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范畴、变迁与“出圈”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常 江 朱思垒

编者荐语：
如今，“粉圈思维”已渗透至众多社会领域，粉丝的文化逻辑、语态叙事以及行为模式不断“出圈”，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 读
如今，“粉圈思维”已渗透至众多社会领域，粉丝的文化逻辑、语态叙事以及行为模式不断“出圈”，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曾被视为亚文化的粉丝文化，如今拥有不容忽视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Owhat发布的粉丝经济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国内粉丝经济市场规模即达1000亿元，这反映了粉丝群体强大的购买力。粉丝的钦慕主体不仅限于娱乐明星，在偶像概念泛化的当前，网络红人、虚拟对象、游戏、科技等领域普遍存在粉丝群体。

我们约定俗成地用“粉圈/饭圈”一词来指代粉丝文化。这个“圈”字，主要用于描述粉丝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其内涵和形式具有一种独特性甚至封闭性。如今，“粉圈思维”已渗透至众多社会领域，粉丝的文化逻辑、语态叙事以及行为模式不断“出圈”，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粉丝文化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资本及其控制的技术时刻以啦啦队的面目“鼓励”并试图操控它的方向。大公司开发了一系列通过粉丝经济获利的方式，大平台垂涎粉丝的活跃度，也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试图分一杯羹。在众多力量的合谋中，集资、打投、购买昂贵周边等成为粉圈内的“新常态”。过度的狂热消费如“倒奶”“千万集资”成为国家“纠偏和治理‘饭圈’乱象”的导火索。

本文探讨粉丝的概念与粉丝研究的范畴，从历史的视角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粉丝文化的演变及其特点，探讨粉丝“出圈”的可能路径。

粉丝与粉丝文化：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作为舶来词，粉丝（fans）一词源于词汇“疯狂的”（fanatic），其词源为拉丁语“fanaticus”，用以描述过度无节制的宗教信仰。去宗教化后的“粉丝”则被用于形容普遍意义上的“过度且不合适的热情”[1]。“粉丝”是伴随着流行文化而生的。马特·希尔斯和亨利·詹金斯等粉丝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总会将粉丝文化放置于电视带来的流行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流行”一词象征着大众媒介的使用，本身暗示着规模式的传播，以及反对“精英化”的民主趋势。因此，在他们看来，粉丝文化是民主化的、经由媒介中介化的文化。

中国学界起初将粉丝翻译为“迷”，但由于语言使用的问题，单字的“迷”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文化类型结合在一起，如“影迷”“歌迷”“书迷”“球迷”等。在21世纪初的初代选秀崛起后，“粉丝”这一音译传遍大江南北。它在被音译的最初就宣称了自己“亚文化”的圈层属性，不“追星”的圈外人不会了解“粉丝”的含义[2]。直到中国的粉丝文化日益变得不可忽视，“粉丝”一词才在各文化圈层被普遍使用。

自粉丝进入大众以及学者的视野，对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延续至今。迄今，国外粉丝研究的学术史已经历了三个迭代[3]。中国的粉丝研究虽然滞后于西方，但由于经验材料的极大丰富，近年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粉丝文化的变迁：观看、消费、参与

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在纷繁复杂的引线中厘清粉丝文化的演变，需紧扣政治和技术两大因素。

（一）英雄崇拜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产品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之时，社会刚从长年战争中恢复，而“冷战”又起，国际形势的不明朗和国际处境的艰难，使得战争隐患长期存在。作为思想传播的重要工具，报纸和影视都是政治话语的宣传阵地。除《女驸马》等传统戏曲外，带有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红色电影是改革开放之前影视叙事的代表，这一时期的“粉丝文化”在总体上体现为英雄崇拜。作为易读、新奇的文化文本，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红色电影广受群众欢迎。《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刘胡兰》等当年的“流行”电影，不断唤起并巩固着大众对英雄以及领袖的崇拜。

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是那个时代的“偶像”，人们争当“五壮士”和“娘子军”。不过受社会条件的局限，英雄粉丝们对文化产品的接触仅限于电影公映的时机，而相关的实践止于观看与模仿。观众与观众之间的连接，仅限于荧幕前的闲谈，对英雄寄予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保家卫国的情感投射。

（二）追星时期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渴求开放与融合的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生态，也拥抱了来自国际的文化产品。代表着知识分子文化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继退潮，文化快餐逐渐成为我国流行文化的主流。由于文化上的亲缘性，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文化最早产生影响，描绘情感与伦理的作家琼瑶、歌声婉转缠绵的邓丽君、轰动亚洲的“四大天王”轮番登场。其后，美国的情景剧、日本的动漫也被引入国门。舶来文化在为中国流行文化产业提供模板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娱乐崇拜心理。

亚文化的逻辑与样态在这个阶段有了端倪。1993年的小品《追星族》为这一时期的粉丝文化分析提供了绝佳的例子。在这个阶段，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提供了陪伴式的媒介环境。定期的电视节目观看是属于粉丝群体的文化仪式，它搭建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连接关系。在小品中，“追星族”所使用的词语，如“四大天王”“追星”等，对于奶奶来说过于晦涩，而贴海报、跟车要签名等非常态的行为模式更是让人难以理解。但正是这些特有的粉丝实践模式的形成，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粉丝文化的形成。

有趣的是，粉丝的文化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追星族”不仅对明星的歌感兴趣，更对明星的星座、血型、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粉丝群体虽还未具备“文本盗猎”的能力，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游牧者”。他们不服从于主流的文化解读方式，而遵从自己的喜好与情感。粉丝群体虽然还未能颠覆粉丝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但已能通过指定场域规则来实现向上的规训。约翰·费斯克曾指出，粉丝文本是“生产者式”的，“因为它们必须是开放的，包含空白、迟疑不决和矛盾，使粉丝生产力得以成型”[4]。“保持空白”是粉丝对偶像的要求，而生产粉圈规则自此成为粉丝生产中的重要一环。违反规则的偶像将受到粉丝的惩罚，具体可体现为放弃购买专辑、言语抵制等。可见，粉丝一词在此之前虽还未在中国流行，但是初代的中国粉丝文化已然诞生。

（三）选秀时期

21世纪初的流行文化已是百花齐放。周杰伦、王力宏等歌星成为年轻人痴迷的偶像，电视剧类目繁多，独立电影人也在影视创作上纷纷取得成功，这一切都为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横空出世更是打破当时的流行文化结构。与以往的偶像工业不同，“选秀”的造星模式要求极高的粉丝参与度。粉丝需要持续关注偶像的排名，并参与排名竞争。从剪报纸、收碟片，到短信拉票、现场应援，无线电话与有线网络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粉丝文化的演化。从观看到消费，粉丝已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而开始主动地参与到文化的生产当中。

此外，互联网为搭建粉丝社区提供了环境，贴吧、BBS成为最早的粉丝群体线上沟通的信息平台。在技术的影响下，粉丝与偶像之间不再是单一映射的关系，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发展。在该阶段，散点式追星演化为社群式追星。在贴吧内签到、主题讨论是粉丝完成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此外，群体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显性，不同粉圈的“敌我竞争”成为粉丝实践的重要一环。

（四）饭圈时期

数字技术将话语权交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这意味着更多的参与、更多的连接、更大的社区。在技术的进化与资本的操控下，粉丝文化在“内卷”的同时也在发生“外爆”。数字时代粉丝的实践模式越来越多样，但逻辑不变，仍是群体之间的竞争意识在起作用。各式各样的榜单与话题广场要求粉丝无时无刻不在线上支持偶像，出于热爱的参与行为在资本与算法的规训下成为一种黏性劳动。粉丝劳工是近期学界频繁讨论的问题，学者们期待的本是流行文化的持续民主化，迎来的却是资本对文化的新型专制。

粉丝，尤其是女性粉丝的角色认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女友”“妈妈”与“女工”是其主要角色。女友称谓代表着粉丝原始的痴迷情感；妈妈称谓代表着粉丝对偶像文本的再创作；而女工则是一种近乎职业化的粉丝实践——女工的工种依个人特长而变，包括数据女工、控评（公关）女工、物料女工（如创作宣传图）、翻译女工等。

参与思维主导的粉丝文化正在重新定义“粉丝”，参与度成为新的场域逻辑。在榜单竞争如火如荼的今天，没有花钱买专辑、没有做数据的人常常被“开除粉籍”。情感的投射实践常常变成强制的义务，参与度不够就没有资格自称粉丝。此外，发表不符合所属粉圈主流观点的言论也有可能被“开除粉籍”。在反复的粉丝边界的确认中，粉丝群体的文化逻辑被建构起来。

偶像泛化的趋势在2010前已出现，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愈演愈烈。一方面，草根红人涌入文化工业中，依靠其独特的艺能从传统偶像界分走了一大批粉丝；另一方面，科技、游戏、体育等领域都涌入了不同程度的狂热追随者。偶像泛化意味着“粉圈逻辑”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比如，“体育迷”早已有之，甚至“粉丝”一词最早就是专门用来指称“死忠”的棒球迷的。但在数字环境以及粉丝文化演进的语境下，体育迷与体育粉丝有着不同的涵义：“体育迷”强调的仍是对于赛事的热情，而体育粉丝带有粉丝文化特有的流动性，不限于对赛事的关注。以乒乓球国手马龙为例，为马龙打榜、创作马龙的同人作品、为马龙的相关话题控评，都是体育粉丝相较于体育迷特有的实践。偶像泛化的影响顺应了尼尔·波兹曼对于娱乐逻辑的看法，在粉丝群体迁移以及“万物皆粉”的趋势下，内圈的逻辑向外输出。

出圈的路径

前文提到，粉圈如今似乎已不太适合来形容总体的粉丝文化，偶像的泛化以及粉丝规模的扩大使得粉丝群体不再是狭小的“圈”。事实上，在粉丝实践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对冲中，“出圈”已经成为常态。出圈原义指明星或事物知名度的提高。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出圈”的隐喻：粉丝文化的向外延伸不仅意味着内容的可见度提高，也象征着一种“外爆”，即文化逻辑、行为模式的向外扩张。这种扩张在目前因引发的文化乱象而被关注，但若引导得宜，或许也有积极的一面。

（一）推动公共参与

“出圈”的一个可能的路径，就是通过情绪转嫁效应来推动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比如，哈利·波特联盟（Harry Porter Alliance，现名Fandom Forward）原本为讨论哈利·波特剧情的粉丝社区，却频繁出现在美国的社会运动中。联盟的成员组织了多项社会行动，关注美国移民改革、苏丹人权问题、女性与少数群体权益、气候变化等主题。遇到社会不公正现象时，联盟要求成员反思“邓布利多精神”以聚集多方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哈利·波特联盟的组织逻辑源于影视文本，却体现在有益的社会行动中。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帝吧出征”与“饭圈出征”事件也是公共参与的案例。在两例行动中，粉圈女孩将粉丝文化“控评”的技能应用在海外传播与公共议题讨论上。在出征行动中，粉圈女孩的追星情绪在政治话语中被转嫁至民族情绪上，提升了出征的参与热情。此外，偶像公益也是粉丝情绪转嫁的良好案例。

粉丝的情绪转嫁是提高公民参与热情的途径。但在情绪转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一些问题，即痴迷而狂热的粉丝情绪转嫁至公共事务上是否合适？粉圈的逻辑是否能够被应用至公共事务的处理上？

（二）提升女性权利意识

女性粉丝是粉丝文化主要的缔造者和主导者。在早期对于粉丝的批判性描述中，粉丝往往被污名化为“疯狂的、无脑尖叫的女孩”。女性主导的粉丝经济使得她们作为积极的消费者和文化生产者，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文化议价权。基于此，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粉丝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导向女性主义的崛起，进而全面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费斯克悲观地认为：女性粉丝反抗的路径和方式更像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符号解码游戏，仅能带来心理上的欣慰和满足，并不能从根本上弥合性别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状态[5]。

在男明星身上应用双性化气质确有解构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但粉丝并未有主动进行女性主义叙事的动机，而仅是拒绝了本质化的性别叙事。在市场化逻辑下运行的偶像工业中，无论男女偶像，均不对社会议题，包括性别议题有明确表态。这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缺少名人的带领，在粉丝圈层内的性别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粉丝文化究竟如何在出圈的过程中有效促进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仍有待深入观察和分析。

（三）鼓励数字抵抗

早期文化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坚信工人阶级有能力将商品化的工业文化改造成自己的文化，免受商品文化“操纵”。霍加特的希望押对了一半，粉丝能够建构自己的文化，却未能免受资本的操纵，甚至在“正主太美丽”的话语下免费给资本当起了劳工。资本不仅在粉丝经济层面收割粉丝的资金，还收割粉丝的精力与情绪。

粉丝并非不在意资本的操控，而是无力反抗。粉圈中也有人动辄向经纪公司或平台“维权”，但胜利者寥寥，毕竟“哥哥还在他们手上”。从电视时代的大规模信件抗议到“网络大字报”，粉丝反抗资本的规模和样式越来越多，但很难说其力量变得更大。在亨利·詹金斯看来，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参与文化”，天然应该站在消费文化的对立面；他甚至主张“粉丝社区”可以成为“学习场域”，在提升大众文化政治素养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但实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粉丝文化是否有可能在出圈的过程中形成对资本力量的有效“抵抗”，成为一种源于人民的、自觉的社会进步力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Jenkins H.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59-160.
[2]Zheng X. Borderless Fandom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al Scene in Chinese Cyberspac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6.
[3]Gray, J., Sandvoss, C., and Harrington, C. L. (Eds.).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4]Lewis, L. A.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0-49.
[5]Fiske J.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网址：粉丝文化：范畴、变迁与“出圈” http://c.mxgxt.com/news/view/14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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