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传质疑《繁花》引讨论：金曲版权原来这么复杂？

“最近红火的剧《繁花》，剧中使用《我是一只小小鸟》，先前都没人来洽谈录音使用权，我是拥有录音权的人，但没人跟我联系呢。”

1月29日，歌手赵传在网络平台发声，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偷心》等多首金曲焕新的电视剧《繁花》，缘何会陷入版权手续不完善的争议？

1月30日，王家卫的泽东影业对媒体回应称，已第一时间联系了赵传和版权所属团队，并作了相应的解释和沟通，将向对方进一步展示合作记录，“解除相关误会”。

此后，多方针对歌曲版权的授权及使用进行科普，新闻晨报·周到记者也采访了来自音乐和法律界人士，解读经典老歌版权背后的故事。

“录音权”到底是什么权？

“拿授权不是找唱片公司就行了吗？”

赵传在社交平台发声之后，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年音乐版权保护意识逐渐成熟，《繁花》这样体量的剧组，“犯错”似乎“不太应该”，赵传所说的“录音权”到底是什么权？

资深媒体人、乐评人卢世伟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歌曲的版权归属分类很细致，词、曲、演唱、改编有着不同的版权合约，特定演唱者录制的声音版本也有着相关权利归属，“不了解的人可能认为一首歌的版权就在某一个地方，但往往不是这样”。

用大白话来理解，赵传想要争取的，是《繁花》剧中所使用的、他本人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录音版本的相关权利。

对此，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邓瑜律师表示，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不同的权利主体享有不同类型的权利。单纯使用音乐作品的词与曲，需要向词、曲作者或拥有相关版权的机构或企业获得授权；进行改编翻唱，则需要在词曲授权之外，进一步获得表演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利；如果是直接使用特定歌手的演唱版本，还需要得到歌手及该版本的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权。

“至于赵传说的‘录音权’，可能是著作邻接权中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如果他最初是通过个人工作室将表演声音进行录制的人，很可能确实拥有这项权利。”邓瑜律师透露，目前音乐作品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大多都归属于唱片公司而非个人，但赵传作为表演者，也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他同时提醒，202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在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录音制品广播和表演获酬权，所以目前线下商家在《繁花》走红后使用《偷心》《我是一只小小鸟》等1990年代金曲，实际上是需要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的，“电台、电视台、网络平台直播使用音乐录音制品，商场、餐饮、住宿、酒吧、健身、培训等营业场所播放背景音乐，都需要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

一首有故事的“小小鸟”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还在于《我是一只小小鸟》本身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1987年，赵传加入滚石唱片，第二年以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1989年，赵传成立了个人工作室“音乐殿堂”，并在1990年8月发行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同名歌曲再次风靡一时。

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我是一只小小鸟》词曲版权归属李宗盛毋庸置疑，但赵传所演唱的录音版本的权属则不那么容易判断：一来，当年滚石唱片有没有将包括“音乐殿堂”等旗下厂牌的录音版权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释放了一定的空间？二来，赵传曾在2000年代就《我是一只小小鸟》等作品的短信与彩铃版权分歧与滚石唱片对簿公堂并最终和解，这是否能说明，赵传手上确有对其演唱的录音版本的相关权利？

“因为赵传发声了，大家才知道他的录音版权是通过自己的代理公司操作，《繁花》剧组有没有把这个程序落到实处？现在两方各有各的说法，情况还不明朗。”卢世伟分析，在2000年以前，业界对音乐版权概念相对模糊，很多歌曲的版权归属都存在疏漏，“赵传从《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张专辑开始，是用自己的工作室和滚石合作，当时合约对版权利益分配的情况可能存在考虑不周全的地方，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纷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在电视剧《繁花》片尾字幕中找到了两处有关《我是一只小小鸟》的说明，其一仅标注了词曲、编曲作者和演奏者；另一段则在标明词曲及编曲作者后还加上了“演唱 赵传”。具体到剧集中，第24集37分45秒左右，赵传原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先行响起，陈龙在高潮部分配合表演加入演唱，剧集对赵传原唱版的使用时长约为1分30秒。

这或许可以说明，《繁花》剧组很清楚应该如何区分、使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不同授权——词曲及改编方面的授权，决定了陈龙可以在表演中加入演唱；使用赵传原声演唱版本，则另外需要获得表演和复制方面的授权。

对此，歌手黄安也曾在社交平台用他作词曲的《新鸳鸯蝴蝶梦》举例，“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录音著作权属于上华唱片，词曲版权属于黄安。《繁花》使用我的歌，找郑恺演唱，那么王家卫只要向我的版权代理公司取得词曲使用权就行了，没有上华什么事”，“我问了版权公司，《繁花》制作方确实给付了费用，所以没毛病”。

另一位影视行业的制作人也向记者表示，《繁花》出品方称事件为“误会”，很可能是多方都拥有相关权利及转售权利，那么剧组只寻求其中一方的授权，是常规做法，“剧组和唱片公司对接，唱片公司再和歌手对接，流程上没太大问题”。

音乐与影视“相爱需规范”

或许有人会说，一首歌的歌曲版权如此庞杂，未来想在影视剧中听到经典老歌，会不会越来越难？

卢世伟分析认为，这涉及到程序和成本两方面的问题。比如，有些作品的版权归属复杂，影视剧组可能会选择“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要播出了，找不到人怎么办？有可能先署名，署名之后等着人家找过来，这种情况在业内是存在的，但它有一定法律风险。”至于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付费以使用音乐的方法，是一种简便程序，但并非万能，“很多作者并没有和音著协的签约，不是音著协的会员，音著协又怎么能代理他们呢？”

从成本角度考虑，使用原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我举过《风吹半夏》的例子，它用了很多华语经典老歌，但基本上是买了词曲版权，再找其他歌手演唱，这样成本就会节约很多”。

记者注意到，在《繁花》之前，在音乐版权处理方面较为规范的还有辛爽导演的《漫长的季节》，该剧在最后一集使用了姜育恒原唱的《再回首》，片尾字幕明确标注了词曲作者、演唱者以及词曲、录音的原始版权公司及代理机构。

相映成趣的是，《繁花》中出现的《再回首》《一生何求》没有使用原唱，而是由香港歌手曾比特全新演绎。对此，环球音乐在宣传时透露这是导演王家卫精挑细选后的结果，希望用新世代的声音重新演绎经典。

卢世伟表示，《繁花》引发的金曲热潮和版权讨论，能给业内带来不少启发。“首先要敲一个警钟，你使用作品之前，法律问题一定要厘清，不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舆论可能由这样的瑕疵上升到对作品的否定，这是很不良的后果。”

但从长远看，《繁花》留下的还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华语乐坛有很多经典作品，当大家以为它们已经被埋在故纸堆，实际上它们还能再度释放出新能量，关键是能不能遇到懂音乐的导演再度挖掘。”他认为，不同于部分作品对金曲的堆砌，《繁花》在老歌的使用方面相当精准，歌曲和剧作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很多人是因为这些音乐加深了对作品的喜爱和了解，我觉得这是《繁花》留给我们的示范和启迪。”

网址：赵传质疑《繁花》引讨论：金曲版权原来这么复杂？ http://c.mxgxt.com/news/view/1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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