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氏先贤】于钦与《齐乘》

　　摘要：《齐乘》是元代著名学者于钦所编纂的志书，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齐乘》的留存不仅为研究山东历史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山东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其编纂以“辞约而事核”而著称，在当时方志中亦极有特色。本文将就《齐乘》的作者于钦、《齐乘》的内容、史料价值及其在方志学中的贡献等分别加以论述。

　　山东自古为齐鲁之邦，礼义之地，文化典籍丰富，历来有修志传统而且志书较多。不过早期的志书体例与《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相差不多，仅记载地形、山川、气候、风俗、土产等。自汉以后，始有风土人物、山川、城郭、传记、冢墓等目。如后汉的《兖州山阳贤赞》、《鲁国先贤赞》、晋伏琛的《齐记》等。从汉代到唐代，山东省志书有13种之多，但由于时代更迭，兵火焚毁，散逸严重。直到宋元时，方志体例逐步完备，开始从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在体例上也由过去的驳杂不清，变为较为完备和明朗的形式，并且出现了新的志书。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元代以前山东方志有名可考者计36种。如宋张齐贤的《青淄齐郓濮等州山川道路形势图》、张胐的《齐记》、金李余庆的《齐记补》等。但诸本多已遗失。就宋元以前山东古代通志而言，现在仅剩下元代于钦所纂修的《齐乘》。

　　《齐乘》的留存不仅为研究山东历史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山东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齐乘》以“辞约而事核”的编纂方法而著称，在当时方志中亦极有特色。目前史学界对于山东省志的总体情况有所概述，但对于元以前仅存的山东方志《齐乘》却无人专文论述，因此本文将从其作者于钦及其内容、吏料价值、在方志学中的贡献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于钦及《齐乘》的编纂

　　《齐乘》以“乘”为名，取名古雅，是因袭先秦《晋乘》而来，《齐乘》的编纂者是元代著名学者于钦。

　　丁钦（1284-1333年），字思容，山东益都人，其祖母因避李全之乱，家于吴中。于钦年纪轻轻就已满腹经纶，以致于“宿儒老生皆折节与交”。初由淮西廉访使者书吏人为国子助教，又擢升为山东廉访照磨，在仟三年。时人有《送山东廉访照襄于思容》、《送于思容助教佐济南廉司）等诗为证。诗云“林梢春动紫烟生，匹马东风十日程。若到济南行东处，城两泉上最关情。”可见当时于钦的口碑不错。于钦曾任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官等职，累官至御史台都事、中书左司员外郎，后出任山东东西部肃政廉访司照磨。延祐六年（1319年），山东各地遭饥灾，丁钦奉旨赈恤济南八县及盐灶饥民，深得民心。不久，又任为益都田赋总管直至至顺四年（1336年），卒于任所，年仅49岁。

　　于钦以文雅著称于时，曾于曲阜作告先圣祝文。他自称“生长于齐，齐之山川、分野、城邑、地土之谊、人物之秀、此疆彼界，不可不纂而纪之也。”而且，他感于古代各地均有志书，而山东一带由于兵难焚毁，古代志书多荡然无存，遂立志要纂修齐地志书。在山东任职期间，利用任官山东之便，周游齐鲁各地，“询诸乡老，考之水纪、地纪”，实地考察、访问、参考史籍，命笔很晚，到临终方撰成《齐乘》，并叮嘱其子将它刻印成书。其子于潜，至正十一年（1351年）任两浙都转盐运司副使时，才将《齐乘》镂版刻成，并附作释音一卷，苏天爵为之作序。但此刻本已失传。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午），青州府知县杜思又加以重刻，流传亦不多。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胡德琳重刻时，又命周嘉猷为之做考证六卷。

　　《齐乘》专记三齐，即山东东部、北部、西部一带，不包括鲁南。宋初山东属于京东、河北两路，金人分为山东东路及山东西路，元代分置燕南河北道、山东东西道，隶于中书省，称为“腹里”。而《齐乘》所记并不包括现在的山东全省，元代仅指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所辖益都、般阳、济南二路及古代属于齐的高唐、禹城、长清、聊城、东阿、临邑等县。

　　《齐乘》共六卷，卷首有序、日录，卷末附有其子于潜所作的释音、跋，共分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馆、风土、人物等八门。内容从历史地理、文化古迹、宗教寺庙到风俗人情、人物传记无所不包，资料翔实，言简意赅，内容有详有简，体例完备。书中表现了于钦对乡土的热爱与严肃的写作精神，将山东的名山大川变迁、郡邑城池的名由与沿革，以及历史名人都简洁地记述下来，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于钦撰述山东志书不同于前人，他生长于山东并任官山东，此书由他一人撰写而成，不受封建王朝的严密监督，按自己的知识实地考察，既参照了各种史书、私人著作，又运用他实地凋查的资料，比正史更为可信，属于信史，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二、《齐乘》的史料价值

　　地方志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史学名家章学诚在《复崔荆州书》中云：“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要删”。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很重视地方志，将方志与史书同样重视。《齐乘》记载范围很广，从历史地理、宗教史、人物传记、风俗史等几个方面为研究宋元历史特别是山东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历史地理资料

　　《齐乘》对于齐地的沿革、分野、山川形势、亭馆、郡邑、城郭、邱陇等都详加记述。相对于正史中的地理志，《齐乘》所记更为详尽，大到全境分野、沿革，小到诸山诸水，如艾山、君山、女山、龙山等一一提及，为我们进行山东地理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史料。

　　在沿革门中，记齐地有史以来的沿革，从帝喾青州之设，迄于元代设行省。宋元时山东郡治制度为：“宋置青、密、齐、沂、登、莱、潍、淄八州属京东路”。金时，“金人初入中原，诡立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兼八州之地。”元代，“以济南、益都立二帅府，益都仍行省，事后并废，置益都、济南、般阳三路总管府，割德州、宁海为隶省之州，四分齐境，立宣慰司于益都以镇之，廉访司于济南以按治之属，山东东西道皆古齐之地也。”于钦记郡邑以路系司、州、县，记载益都路、般阳路、济甫路及所辖录事司、县以及齐邑外属之高唐县、禹城县等的兴废、置圮情况。

　　在山川门中记载沂山、历山等山东一百多个山、岛的位置、名称由来、变迁、特征及其周围的古迹、庙宇等。如沂山，位于“临朐县南百里”，命名因“沂水所出，乃所名也”。在记其在汉、北魏时的变迁时，形容其山势“远望之则高压群山”，山顶有二冢，相传周穆王葬宫嫔于此，以及东镇东安王庙、石刻神像等。河流述及沂水、汶水、大清河等二十多条河水及海的位置、名由、走向流域及周围遗址。如大清河，位于巨野泽“北则清水”，经安山、徂徕山、泰山直至利津县入于海，沿途有汉武明堂、古安民亭、汉堤、古齐长城防门等遗迹。

　　在郡县门中，记述了山东城镇的发展变化。如济阳县在济南府东北九十里，金大定六年（1166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将济阳县的位置及其宋元时名称的演变加以详细记录，为研究宋元郡邑的名由与沿革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

　　(二)宗教史资料

　　如卷四亭馆门，记载了许多寺院的位置、名称、演变，有佛寺、道院等，既记载了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发展，又有外传宗教佛教等。如玉清官在“潍州城北，邱长春弟子尹清和建，长春在漠北还，书诫清和日：‘勿化小末人出家。’盖道非薄质可受，亦名言也，书有石刻存焉。”此段既记玉清官位置、沿革，又记元初全真道教的盛行，长春子邱处机西行，以及玉清官诫言等，儿句话简洁地将一切叙述完备。又如阿育王塔，位于临淄城西，唐太和中建寺，历经五代、宋的增修，可见历代对佛教的重视。

　　（三）人物传记资料

　　山东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有名臣骁将、博学鸿儒、诗人画家、能工巧匠等各种人物。而正史列传所载人物大多勋官显世、名门烈女等，《齐乘》不受限制，记录人物范围甚广，并且在记述中据实以录。如对在陈桥兵变中被杀的韩通，正史中将其视为叛逆，而于钦则提供了另—种见解，“表韩通于忠义传，冠以宋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文正尝言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嗥器识若此，可谓难兄难弟矣。”在此将韩通列入正义门中。又如对于辛弃疾，抛开世人重他为词人的偏见，揭示了他的另光辉形象——爱国将领，辛弃疾，“况其忠英之气，弛丁辞翰者不一，……中原又止以词人曰之，为可惜也，故识之。”

　　同时，撰书时，于钦巧妙地把自己的经历、诗义也融进去，使内容丰富多彩。在《元史》中于钦无传，事迹很少见于记载，这可为一种补充。如卷6，记述了他自己的恤灾经历，延祐六年（1319年），山东发生饥灾，以致父子相食，“钦衔命赈恤济南六县及盐灶饥民，尝以劝率富民出粟太多，赈济太广，见责于宪府，时官僚有幸此凶岁捐斗升以鬻子者，赎还之，乃怒日：是违例，徼誉也。”表现出于钦是一个爱民的好官，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人物传记资料，除了人物门有记载外，其他门中亦有记载，如卷五古迹中，刘豫墓，记述了刘豫的生平、籍贯及其活动。“豫，景州阜城人，宋元符中登第，累官于殿中侍御史，被劾出为两浙察访，至真州，丁父忧居焉。金兵蹈汉南，高宗过维扬，起复豫知济南，……豫竟出降，……（金）立豫为帝国，号大齐。”

　　（四）风俗史资料

　　卷五风土门中记载了山东古代的社会生活史。“自秦汉以后，千八百年总天下五变愈下，盖自汉于西晋一变，五胡南北至陈隋一变。安史灭君臣之义未尽，至五代则几矣。五胡南北华统未断，适金宋则绝矣。”写出了山东风俗史演变的过程。宋元以前，“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下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艺。至宋代，风土门转引《王曾沂公言行录》，“沂公青州人，宋真宗问曰：‘卿乡里谚云：‘井深槐树粗，街阔人义疏’，何也？’曾对日：‘井深槐树粗，土厚水也，街阔人义疏，家给人足也。”’至于元代，于钦总结为“不惟乡义疏薄，骨肉之恩亦亏丧矣”。

　　于钦在此引用《汉书·地理志》、《隋志》、《洛阳伽蓝记》、《王曾沂公言行录》关于山东风情民俗之后，皆有评述的按语，以较之元代山东的风土民情，认为自宋金风俗五变之后，山东风俗已由粗鲁而变为薄恶。

　　（五）文化古迹资料

　　山东历史悠久，遗留了大量文化古迹，《齐乘》中分四类来记载，一是城郭，记古井邑，如广同城、石槽城等七城遗址。二是亭馆、有寺庙塔观等，如龙兴寺、太虚宫、阿育正塔等佛寺，道观及风景名胜。三是邱陇、邱陵、坟墓等，如苏秦冢、桓公祠墓等。四是志闻碑铭诗说等。《齐乘》中并末单独记述，只在其他部分中略提，可说是一大憾事。尽管如此，《齐乘》仍是我们调查、发掘山东文物古迹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齐乘》中有大量运河开凿与治理的资料，仅举三条证文：

　　其一，卷2山川门中，胶水一节著有胶莱运河的开凿，“至元初，莱人姚演建言，首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自东南趋西北，凿陆地数百里，欲通漕直固海口，数年而罢。余尝乘传过之，询土人，云：‘此河为海沙所壅，又水潦积淤，终不能通，徒残人耳，，…由此可见，令人所争议的胶莱运河，在元初确实已开凿，然而后来不能通船，原因在于胶水河道浅涩，多石头，不易开凿，“其东北入海者，胶水之故道差浅”。最终因海沙淤积不能通行，又经于钦亲自实地询问当地居民得到了证实。可是这并不能否定胶莱运河在运河史上的地位。实际上，胶莱运河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竣工，开创了河海联运之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岁运粮米竞达60万石。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胶莱运河失于修竣、管理，从而湮废。

　　其二，卷二提到元代南北大运河贯穿山东的重要闸口即安山闸，“（大清河）北又西经东平城，南其西即安山闸，闸下泥沙口有亭子店，古安民亭遗址，清济与汶合处。今闸清水南导任城，则清济不入汶，汶自行古清河矣。”当会通河未开之前，清济与汶水合流后，二者分流于安山闸，即所谓引汶绝济，开通会通河，从安民出达临清，共250里。会通河一开通，南起浙江，北达北京的大运河干线遂开通。

　　其三，卷2的考证中有大清河条，记会通河。“今一其地已为会通河所横绝，而汶水不复入济。会通河者，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自济分开河至安民山导汶入光而泗、沂会。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开河至临清分汶水属文漳、御以达天津，通谓之会通河。是时，汶水即南北分流以资运道，而济水故渎之东北出者，所受汶水乃其余波，盖大清河虽首受运渠，实合东阿山中西流，自荐诸泉及济南诸泉以成巨川”，“夫汶水自泰安至东平堰入运河，……盖遇汶出水南旺湖南流合泗、沂者十之四北流合漳、卫者，十之六其由减水闸以被于大清者，涓流殆绝而岸旱运河乏水之时，大清亦不闻洞竭，岂可专汶之名哉。”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凿后，又改引汶水济会通河，“导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齐乘》云“汶水即南北分流以资运道。”不久，由于汶水不能满足运河水源需求，于是又增加了引泗水源，又在济宁增建三闸，增加南北分水量，即《齐乘》中所说的“遏汶水出南旺湖，南流合泗、沂者十之四北流合漳、卫者，十之六其由减水闸以被于大清者。”较之《元史河渠志》记载更为详尽，将水量的六四分开也记录下来，为研究山东段运河的开凿、治理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材料。

　　三、《齐乘》对方志学的贡献

　　《齐乘》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向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各方面内容安排得井然有序，行文流畅，颇有文采，叙事直书，结构缜密，且文字精练，苏天爵序称其“辞约而事核”。《四库全体总目提要》称其“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于钦对方志编写有自己的理论，为方志学作出了贡献。

　　首先，体例上井然有序。于钦创设小序，阐明义例，规定了写作宗旨、方法，如古迹门中，卷首小序提出分四部分条。又如山川小序，“取法于经，则沂山见《周礼》为青州之镇，故冠诸山。潍淄二水，青之大川，故为众水之。次则经传、图志所载，与夫古志或遗而高大可称者，皆在所侮，其余则略。”即云山川所记首先写名山大川，次录史籍所记稍大可称者，“取法于经”即写法效《山海经》，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最有古法”。

　　其次，内容叙述言简意赅。《齐乘》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层次分明，结构缜密，且文宁精练，全书只有四万余字，清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将此志收录。《齐乘》人物门中，有的人物一句话即概括，如宋人韩傅霖，“青州逸人，乖崖称曰：傅先生天下士”。最长的人物传亦仅百字多，可见其言简意赅。在人物门中，虽只一卷，但人物记载较为齐备，不同类型都有，关于人物的资料，广泛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取材丰富。不仪有史志资料，又有其实地考察资料。凡《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路史》、《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史记》、《三齐略记》、《齐记》、《三齐记》、《太平御览》、《序传》、《通志》、《元和郡县志》、《舆地广纪》、《洛阳伽蓝记》、《中州集》等历代正史、总志、地记、地理书、奏疏、碑记、题咏均在征引之列。故而《四库令书总目提要》称之曰：“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实为详确可信，故向来推为善本。”从而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典籍资料。他在齐地任官时，还实地考察访问，获得元代齐地的情形，如卷1川门中胶水一节，他曾说自己“尝乘传过之，询土人”，更增加了《齐乘》的可信度。

　　第四，考核严谨。引用史书，说明本源，如有不同，注其所据，前志有误，各作专文加以订正，使内容记载更准确。每一卷后都附有考证一卷，便于查证，如卷一，关于仰天山的考证，“崇宁五年封济侯。按：山川禅祠、封号鲜有用一字者，据《临朐县志》作丰济侯。”由此不仅作了考征，且提供了一个历史常识，即古代帝王封山川禅词、封号必定多于一字，否则就可能有错讹。关于大清河的记述及考证，《齐乘》以大清为古济水，而以小清为刘豫所导，后人皆沿其说，其实非也。以《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诸书考之，济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此处考证援用众多史挽以证其言。

　　《齐乘>》一书详于人物、名胜古迹，记历代政治、军事、文化名人，体现了三齐人文荟萃的地方特色。尽管如此，《齐乘》仍有其不足之处。《齐乘》属于记述地理兼记人的体例，计其有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馆、风土、人物共八门，至于山东的历代大事、食货经济、典章制度、人口物产等没有专门记载。而且《齐乘》不能囊括现在全省的概况，今日鲁西、鲁西南一带即元代的东平路、济宁路、东昌路、曹州、高唐州、濮州、泰安州等属于燕南河北道，故《齐乘》中不记载。最主要的是，《齐乘>全书没有图，这是一大憾事。书中对山川、郡邑、人物的记载存有不少错漏，因而清人顾炎武撰《山东考古录》对此加以考辩。

张晓言、青岛市档案馆

孙印厚、青岛大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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