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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理论名称
现代传记理论
02 理论内涵
传记研究已进入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为国内外学术界日益重视。《现代传记研究》旨在立足学术前沿，以现代眼光和方法探讨中外传记史、传记理论和传记写作中的各种问题，拓展和丰富传记研究的内容，开展学术讨论。《现代传记研究》第一辑主要栏目有“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奖获奖作品专栏”、“理论研究”、“作品研究”、“传记史研究”、“人物研究”等，主要文章有《紧随时代的坚守与拓展》、《我们向司马迁学习什么》、《身障者传记的价值》、《通过人类学写自传》等。《现代传记研究》得到国内外多位学者、传记家、传记理论家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德研究员、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法国传记理论家菲利普·勒热讷教授、哈佛大学林赛·沃特斯教授等应邀参与本书学术委员会的工作。
相关研究认为, 传记文学的要素有:传主为历史真实人物, 所叙主要事件具有真实性、合理的想象等 。依据这几项条件, 中国历代记录具体的人和事的叙事诗是符合传记文学要求的。由传记作品的分类标准可知, “散篇传记文学, 简称散传。这是指成部的纪传体史书和杂传类传以外的文学性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 。那么, 中国古典叙事诗可归为散传。再按文献资料性质和级别厘定, 这些叙事诗多属非官方正式传记;按篇幅计, 则多属小型传记。如进一步根据有关理论研究对各种传记作品的类分 , 还可将中国古典叙事诗划归不同的传记类别。
首先, 以著者身份分, 可分为自传、他传。前者如蔡琰的两篇《悲愤诗》, 不仅描述了自身的痛苦遭际, 还在更广阔的视域里再现了汉末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的状况。胡适称赞这两首同题诗最精彩的部分都是叙写母子离别的情景, 虽然这一评论是从白话诗的角度出发的, 却契合传记文学感人的细节描写之特点。蔡琰的诗还传达出男尊女卑社会里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的无奈之情, 即使这样有才华有家庭背景的诗人也难以逃脱取悦丈夫的生存处境, 堪称女性自传的经典之作。杜甫的《壮游》被认为是诗人一生艺术写照的叙事诗, 亦可作为一篇散传。关汉卿的《不伏老》融元代前期散曲的通俗性、口语化及北方民歌直率爽朗的色彩和朴素之美与自己“偶倡优而不辞”的生活于一体, 其整体风格虽有别于一般传记文学作品, 却呈现了在异族统治的森严等级制度下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的自我定位。
更多的叙事诗可划归他传的范围。以女性传记为例，叙事诗记载了不同类型女性的行状, 将古代社会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保存下来。有关于弃妇幽怨的, 如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白居易的《母别子》、王安石的《君难托》等。有关于农妇田女劳苦、贫困的, 如戴叔伦的《女耕田行》、皮日休的《卒妻怨》、梅尧臣的《汝坟贫女》、文同的《织妇怨》、姚燮的《卖菜妇》等。有关于婚恋的, 如《陌上桑》和《羽林郎》都刻画了貌美而遵循礼法、不畏威武、不慕富贵、自尊而果敢的平民女子形象;近代金和的《兰陵女儿行》也属于这一类型, 只是传主的思想、言行更具个性特征。有关于家庭生活的, 如《焦仲卿妻》这一长篇传记, 真实地再现了作为儿媳和作为女儿的刘兰芝在两个家庭中所处的境况；郑燮的《姑恶》记录一位童养媳遭受婆婆虐待的情形, 呈现出古代婆媳关系的一种样态；以今天的眼光观照那时的家庭问题, 便不难发现封建家长制文化对青年女性的钳制, 还可看出女性在封建大家庭的地位由低到高———年轻时受压迫, 年老时压迫人———的身份过渡过程, 同时记载了女性间的相难习俗。以上属常态社会生活中女性的传记, 还有一些叙事诗记载了较少见的现象。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记叙花木兰乔装替父从军的传奇，该形象是中国古代女子敢担当、有决断、机智聪慧等特质的化身，女性传记较少出现这样眼光长远、智勇双全的形象，因而木兰的故事自古至今不断地流传着。杜甫的《负薪行》记录了夔州地区四五十岁未婚女性的艰难人生, 当地“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年老体弱仍须“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即便如此勤苦劳作，依然遭受歧视，就这样终生在偏僻的山沟里困顿、隐忍；诗篇结语的反问涉及性别与审美这一永恒的话题：“若道巫山女粗丑, 何得此有昭君村？”假如没有杜甫从外来者的角度犀利地观照该现象，今天的读者怎能了解这群处于社会最底层女子的生存状态呢？邵长蘅的《城根妇》叙述一位昔日因丈夫高官而坐享尊贵，今日因丈夫犯法而沦为奴婢的妇女之遭遇，将封建时代夫贵妻荣文化以及法律连坐制度带来的人生戏剧化转变的情形描画下来，折射出女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卑微处境。
其次，按传主情况可分为单传、合传，按传主与作者的关系又分为同时代人物、历史人物，按传主身份还分为名人、普通人等。多数叙事诗属于单传这一类型，也有受《史记》影响而写的合传叙事诗。梁启超颇为推崇合传的效用, “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 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 聚在一处, 加以说明, 比较单独叙述一人, 更能表示历史真相”。对于篇幅有限的叙事诗而言, 其要点在于突出两位或多位传主的共同之处。白居易的《长恨歌》记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帝王的爱情在中国历史上属凤毛麟角，故分外显得坚贞与深切，同时也衬托出结局的感伤与凄美，这首诗因述及两者爱的交流而可看作李隆基和杨玉环的一种合传。吴伟业的《楚两生行》也是一诗为两人记传，记述明末说书人柳敬亭和歌唱艺人苏昆生二人高超的技艺及他们于清初沦落的遭际，展现朝代改换背景下的艺人生平，政治洪流裹挟着的世事变迁并非常人意愿所能扭转。张维屏的《三将军歌》是为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中“力战殁于阵”的陈联升、陈化成、葛云飞三位将军所作的合传, 诗篇围绕三名传主——“捐躯报国皆忠臣”——的共同境界, 按先总叙再分叙后合赞的顺序, 颂扬他们英勇的卫国情操。
叙事诗大多记叙同时代人物，且这些人物大多是普通人。也有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 他们往往是名人。陶渊明的《咏荆轲》以燕太子丹养士之事起笔，叙述了荆轲告别知己,，毅然奔至秦廷，却因“剑术疏”而身亡的经历，凸显刺客行侠就义的气节，具备为荆轲记传的意义。李梦阳的《石将军战场歌》将站在60年前古战场上的所感所思同镇朔大将军当年遭遇的战况及其天下无双的战绩交错呈现，属历史人物石亨的散传。文天祥在《过平原作》里回顾了安史之乱中颜真卿、颜杲卿兄弟的忠勇事迹，意在寄寓自己精忠报国的决心，客观上形成一段颜氏兄弟的散传。
复次，按内在知识形态分，有一般传记和评传。那些平实地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叙事诗可归于一般传记，如汉乐府民歌《孤儿行》，描述孤儿双亲亡故后受兄嫂虐待的悲戚生活，情节真切感人。顾况的《囝》也是儿童题材的叙事诗，揭露闽中地主、官僚与豪商勾结掠卖儿童的野蛮风俗，诗里的父子亲情反衬出权力阶层人性恶的一面。与这类传记相并列的是评传。凡依托写人、记事而抒发感情、阐发议论的叙事诗可归于评传。如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历来被认为是重要的叙事诗, 其中有叙述，有旁白, 还有议论；尽管诗中“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两句被指有伤忠爱之道，但朱自清认为，如果就诗论诗，这两句是“家人”、“沙上行人”的话，并非王安石的议论；据此争议可知，该诗具备评传的要素。苏舜卿的《蜀士》也属评传，该诗前半记事，后半议论，写一个对军事问题有独到探索的士人试图报效朝廷，却不受赏识、投奔无门，最后流落都城、衣食无着，始终未能施展才华的遭遇；该诗较为独特之处在于议论与叙事的篇幅相当，意在通过评论个体怀才难遇的人生悲剧进而批判当时较具代表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并论及治理国家与任用人才的关系问题。樊增祥的《彩云曲》以傅彩云、洪均夫妻生活为故事主体, 以前者在这段生活前后的卖笑、为娼行为为辅来铺陈叙事，字句里包蕴着的贬抑之意，使其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传。
最后，按传记作品的主题分，又有生平思想主题、职业活动主题、轶事主题等。关于生平思想主题，古典叙事诗往往将人物的品行作为重要内容，这与传统文化注重诗教的观念有关。如柳宗元的《韦道安》选取突出传主个性特征的两件事，即塑造出一个是非有别、重义轻利、忠贞不二的传统儒士的高尚形象，其简练又传神的刻画使得整首诗质朴而内在气韵厚重，传主的生平思想也判然分明。司空图的《冯燕歌》是专为“侠义之士”写的一篇散传，正如结尾感言所示：“此君精爽知犹在，长与人间留炯戒。”但在今天看来，即使为了伸张道义，冯燕也不必以刺杀曾相互倾慕的女子为筹码。当时社会的男权中心价值观由此可见一斑。较之《韦道安》，《冯燕歌》已有明确的记传意识，具备宣扬冯燕作风的意味。
03理论应用场景与解决问题
尽管受制于诗歌体式等条件，中国的古典叙事诗多篇幅不长，还含有抒情、议论的成分，并不满足现代传记理论的所有条件；但由于数量庞大, 囊括的历史长久, 记录的人物众多，故在缺乏更专门的传记作品的情况下，中国古典叙事诗填补了历代人物尤其底层人物传记的空白，实际上在正史之外承担着传记文学的功能。应该说，古典叙事诗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中作为散传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04参考文献
[1]李丹.现代传记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叙事诗[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9(05):70-78.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4.05.005.
05 相关范文
[1]辜也平.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之流脉[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06):20-39.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02.
[2]李丹.现代传记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典叙事诗[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9(05):70-78.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4.05.005.
[3]钟传文.杨正润教授新作《现代传记学》出版[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24(06):13.
[4]汪亚明,陈顺宣.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贡献[J].浙江师大学报,1997(05):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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