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样范》是我对文学生活的一种回溯和致敬

原标题：龚曙光：《样范》是我对文学生活的一种回溯和致敬

“他们各有其信念彷徨、价值纠结和情感挣扎，在奋起与沉沦、因袭与开创的博弈中，各自塑造了人生样范。那不是一堆干瘪类同的文化符号，而是一群鲜活独特的生命个体。”

龚曙光在其新书《样范》的自序中，如是评议五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大家，也如是评议他写到的、可以称为他的朋友的十余位作家、艺术家。

龚曙光对生命个体看得非常重，他写下这本书，目的就是还时代于个人。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样范》所写人物在各自领域代表了所处时代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龚曙光沉迷于五四时期一些大家的日记，尤其是日记中他们彼此间的记述。他认为，正是这些原生原真的记录，还原了那个时代底色上，他们各不相同的坚韧生命、高贵品行与有趣的性情。

在其新书《样范》的自序中，他提到了那些日记给他的阅读体验：“如同在绵延的戈壁上行走，突然发现了一丛蓬勃的沙棘，在高耸的断崖上攀爬，意外看见了一片苍绿的苔藓。的确，它们不代表戈壁的辽阔、断崖的奇伟，但赋予了戈壁、断崖以生趣和性灵……”

作为出版人且曾经以文学评论为主业，龚曙光在看五四那些大家的日记时，自然而然会想到和他自己同时代可以称为人物的朋友，尽管他素来固执地认为鲁迅之后无大师，但他也固执地认为他的那些可以称为人物的朋友已经在各自的领域，代表了所处的时代。

“再过一百年，他们的样范，或许也会被人称颂和景仰，就像我们今天崇敬的‘五四先生’们。”龚曙光坚信。

这些朋友，一一走进了他的笔下，汇聚起来，便是他的新书《样范》。这是他的第三本散文集。

“大多数作家，他的创作历程会是这样的，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会调动他所有的生活资源和艺术素养，凝聚为一部书，这样使他能够被文坛所关注，甚至成就他的文学之名。所以很多作家第一部作品就是他的代表作。第一部作品在生活、在情感、在思想各个方面，肯定是更饱和的。一旦成名，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他所有的生活领域都被他写到了，后来再写的时候，就不如当年那么饱和。”

4月18日，龚曙光在聊及他的三本散文集的不同时，如是说。有着文艺理论打底、曾经是批评家的他有意识地避开了不少作家的覆辙，他并没有把他所有的写作资源都放在一本书中，他很清楚地规划或者说计划了自己的写作。

“如果《日子疯长》是对我个人生命历程的一种回溯，那么《满世界》就是我对人类文明历程的一种回溯；《样范》则是我对文学生活的一种回溯和致敬——我所写的是我身边这些可以称为朋友的艺术大家、文学大家，写的都是我跟他们的交往。”

如龚曙光所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日子疯长》，只写了他进入大学之前的生活。《满世界》只写了他在海外，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文化人，跟世界同行打交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带着中华文明，跟中华文明之外的文明打交道，主题非常清晰。所以，当他开始写他的作家朋友、艺术家朋友时，情感和思想同样饱满。

避开作品评论，呈现所写人物的整体生命气息

《样范》这个书名，是龚曙光和书中人物之一的“何先生立伟”一起议定的。有意思的是，何立伟也是龚曙光潜心文学评论时第一个撰文评论的作家。但在《样范》中，龚曙光再写到何立伟时，没再评论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也没评论何立伟的画与摄影，更多的笔墨用在展现何立伟爱热闹的一面，说何立伟“几乎所有热闹好玩的行当，他一样都没舍得落下”。

“人家各守各的圈子，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里种瓜得瓜，立伟却爱啥种啥，孩子做游戏一样，在各种艺术田土间随意摆弄。有时候瓜田种瓜，有时候瓜田种豆，到头得瓜还是得豆，他倒并不在乎，他得意的是，在每块地头都混出了一帮朋友。”

寥寥几笔，何立伟的性情尽显。龚曙光之所以在文中凸显了何立伟爱朋友、爱热闹的这一面，是因为他从心里面觉得何立伟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很爱朋友，龚曙光甚至认为何立伟的“爱朋友”也成就了他。“何立伟最重要、最真正的价值，就是他把自己做成了一个作品。何立伟可以说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的一生的形状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作品。”

类似于写何立伟，龚曙光写《样范》中其他人物，也都避开对他们作品的评论，是一种整体的、对所写人物的生命气息的把握，然后在这种整体的把握上，再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拿出来。如《说少功》中他写2013年海口书市，他邀韩少功对话，“到了海边的会场，少功才说自己重感冒，一夜没睡好。因为烧还没退，少功脸颊潮红，嘴唇干裂，眼神也有些迷离，说话有气无力。”看到韩少功这样，他原本想让韩少功回去休息，他一个人把讲座顶上去，但“少功笑一笑，说：‘来都来哒，哪能当逃兵呢？轻伤不下火线哈！不是说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今天我就霸回蛮！’”这个细节一出来，韩少功的霸蛮劲就出来了，人称“韩爹”的韩少功，骨子里始终还在的少年气也出来了。

少年气或是龚曙光书中所写人物共有的一种样范。对新知和前沿科学始终有着热情的韩少功是；每每用才华戏弄时代的黄永玉是；郑重对龚曙光说“人不论到什么年纪，红颜知己总是要有的”的龚曙光的老师宋遂良是；哪怕是以谦逊、沉稳著称的唐浩明先生也是，当年整理出版《曾国藩日记》、撰写长篇小说《曾国藩》时的果敢勇毅自然是少年气，《曾国藩》出版三十年，要求新版去掉基于商业目的元素、把作品质朴地奉献给读者，也是一种少年气。

从这一层面来讲，与其说龚曙光在《样范》中写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活跃在文学界、艺术界的作家和艺术家，不如说他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少年气、少年样范，特别是这少年样范呈现于这些被提及名字往往会加个前缀“老”的这些作家、艺术家身上——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样范，缘何他们能够始终有一股少年气、有一副少年样范，看完《样范》后，难免会有所思。

对话

“表现一个时代的时候散文比小说要更有力量一些”

潇湘晨报：您曾说过，写《日子疯长》对您来说，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新书《样范》中，我看到了由一群人引领着的一个时代的文艺复兴。

龚曙光：一代文学家和一代文学家，一代文学和一代文学之间，所留下的距离有的可能是一个朝代，有的可能是一个时代。从白话文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经历了100年。这100年正好经历了三个代表性的时代。

第一个是五四时代。五四及五四延续到后面的（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构成了五四文学的完整版图。实际上，五四文学的代表，肯定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那十年时间，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一批在那个十年出来的代表性作家。

第二个时代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新文艺由左翼文艺萌芽，到解放区延安文艺发展，到（上世纪）5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并延伸到60年代、70年代。这个时代所出现的柳青、周立波、丁玲、马烽等等一批作家，他们的代表性时期，也就是50年代那十年。

第三个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由于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的巨大反拨，构成了这一个时代文学的裂变和喷发。

我在《样范》中所写到的就正好是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期间我所熟悉的这一批文学家、文艺家。当然这里面有两位年纪稍大一些，一个是黄永玉先生，一个是锺叔河先生。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黄永玉先生作为一个画家，锺先生作为一个编辑家，他们真正的文学创作喷发期也在这个时代。所以，我关注这一群人，很自然也就关注了、复原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新文学所形成的一个高峰。我并没有特别地去强调这个时代的共性。我身边有一定熟悉程度的这些朋友，恰巧是那个时代中最活跃甚至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在序言中说，我不特别强调他们是如何共同顶起了这个伟大时代，我更关注的是他们在时代滚滚洪流中，如何自我成就。所以我更多的是写一个一个的人，但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创作爆发的时代以及他们的成就锁定的时代具有了共通性，所以他也就成了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回忆、一种模型。

潇湘晨报：所以，您虽然只写了十几位作家、画家，但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样范。

龚曙光：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我们谈文化问题，它肯定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一定是由一些具体生动的一个个个体生命，最终汇成了这个时代。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一个具体人的样范，最终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范。像我们讲五四，我们说到五四时代的文化、学问等等，我们一般都不会首先想到德先生、赛先生这种相对抽象的概念，我们一定是想到由蔡元培先生请去北大的教授们，由梁启超先生领衔的清华的五导师，必然是这些人在你的头脑中浮现出来。

而未来谈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文学或者艺术，也一定会浮现黄永玉、韩少功、张炜、残雪等等我写的这些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样范，构成了我们对那一个时代整体风范的一种解析和表现。

潇湘晨报：用散文的形式去写人，要把一个人写得很立体、丰满，是很难的。尤其是写有些知名度、有明显辨识度的人——就像您《样范》中写到的大多数人。所以很多作家更愿意把身边熟人处理成小说中的人物，您有没有想过写小说？

龚曙光：小说可以以现实中某个人为model，可以吸取他生活中的一些素材，但你塑造出来的这个人，不能说就是现实中的那个人。小说也可以通过一个虚构的形象或者是一群虚构的形象去表现某个时代的精神，但是你不能说你表现了某个生活中具体的作家或者是艺术家。

要表现这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散文，一种是诗歌。比方说我们用小说去创造鲁迅先生，这似乎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写萧红、张爱玲等，标准的文本应该是散文，记人、记事的散文。散文是我们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最古老的文本中记人的最基本的文体。比方说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所写的这些人物，就是散文。他在追求生动性的时候，一定是用散文。

另外，我目前觉得，表现一个时代的时候，散文比小说要更有力量一些。你要复原一个时代、复原一群人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是真实。什么东西最真实？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交集，你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你在实际的接触中体验或体会到的，它的原真性也好，诚实性也好，就会被读者所认识，甚至会认同。小说中，你塑造的形象可能很生动，读者可能会很喜欢，但他知道这是虚构的。所以，文本创作的目的性和文体的选择必须要匹配，匹配的最大因素是要达到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个一个人的生动的、真实的描写和表现，最后呈现出他在这个时代中的独特地位或作用。

潇湘晨报：相较于您刚才提到的《史记》，现在我们很多散文的承载力在变小。

龚曙光：现在散文越写越小，是作家的问题。散文是一个自始至终以作家为主人公的文体，散文的大小，取决于作家自己的大小。诗歌、小说和戏剧都可以通过想象和虚构去表现，唯独散文必须是你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必须是你生活经历的表达，必须是你思考过程的表达。

为什么我们一讲散文就讲先秦的散文？因为先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天才们横空出世，联袂而行。为什么讲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好？因为那是中华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为什么说五四时代的散文好？因为那是摧枯拉朽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出现的作家，自身就是革命家、思想家，就是文化的破坏者和创立者。

我们现在的散文家，一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一批作家，他们中间的贾平凹、张炜、韩少功等，既是小说成就的主体，也是散文成就的主体。但毫无疑问，他们早期的散文和现在的相比，除了韩少功，其他人的散文在生活的亲历性、思想的尖锐性、情感的饱和度肯定也是有所稀释的。他们成名很早后，被社会装进了象牙塔，客观地讲，他们和生活是相对隔膜的。另外一部分，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这也成为一个主体了。这些人当然也是有生活的，这些生活伴随着这个时代的急剧的变化对他们的人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代对成就一个文学家是没那么有利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高度经济化之后，对于文学所形成的信念上的冲击，以及互联网高度发达之后，个人圈层的变化以及表达方式的便捷，也对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写作的压力或表达的一种喷发感也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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