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与情绪的社会维度

发布时间：2024-12-17 07:43

20年前，人们曾期待互联网能够成为一个平等进行对话讨论的新公共空间，如今的现状却是，常态化的网络暴力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语言暴力取代公共说理，情绪表达取代逻辑表达，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怎么愈演愈烈的？

网络暴力与情绪的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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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Jessie Lin）

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段炼博士，曾是互联网行业工作者，现在做网络舆论研究，他20多年来经历过无数次网暴，早已习惯。

段炼对我说，人们感觉这些年来网络暴力现象愈发严重，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人口更庞大了，截止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其次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网民们以前通常活跃在用户数从几百到几十万不等的BBS论坛，圈子小，相互之间熟悉，即便遭到网暴，也不过是几个人在那里攻击，很容易处理。但如今大家都活跃在用户数上亿的几个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发生了根本变化，什么事一旦出圈而遭到网暴，那很容易收到两三千人发来的负面信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超乎个人生活经验的巨大冲击。

段炼把网络暴力的扩大，看成是一种网络社区进入大平台时代后产生的自然现象。当社交媒体上的人数变得极其庞大之后，相互之间的矛盾会频繁爆发。平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是通过关注列表、人工智能推荐、信息流过滤等技术，打造一个个虽然与外界有信息交换但内部相对和谐的小圈子。平台根据每个用户的喜好，智能推荐符合其固有观念的信息，这样用户到了社交网络上，就很难看见挑战其认知的反面信息，从而获得了舒适的上网体验。但问题在于，用户每天在社交媒体上长期摄入的，都是平台和他自己共同选择的符合其世界观价值观的一小部分内容，长此以往，他们的认知就会固化，甚至极化。

所谓网络意见领袖也一样，他发的每一条微博，通常也只会被推送给认可他价值观的人，不容易收到反面意见，所有人都处在各自的舒适圈内，社交平台上也显得相当和谐。可一旦一件事情上了热搜，或者被一位意见相左的意见领袖转发并做了负面评论，这件事就“出圈”了，并非自己真做错了什么，而是原本属于他自己舒适圈的内容入侵了其他人的舒适圈，就会遭遇网络暴力。

他拿自己为例：他在新浪微博上做网络舆论研究的视频评论，通常来说，一条视频如果在100万的点击量以下，表明它处于“舒适圈”内，基本上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是与他同一个舒适圈的人，90%以上的留言都是好评，可一旦某条视频因上热搜而观看量暴涨，达到了1000万，或者被某位与他观点相左的意见领袖推荐给了另一个圈的人群，那这时评论和私信里就会涌来大量网暴。

他统计过自己因谈论争议话题而上了热搜的“破圈”视频，发现这样的视频每达到200万点击量，就会收到100封网暴私信。他讲林生斌案件的那期视频，批评网络上那些无证据就推断林生斌杀妻害子的八卦传言不可信，1300万点击量，同时收到500多封网暴私信，其中90%的网暴者是女性。另一个视频谈的是不能以广告中有眯眯眼来指控对方辱华，1200万点击量，同样招来了500多封网暴私信，发信人多是“小粉红”。这还仅仅是私信，相同性质的评论数量则远高于此。

“当一个人收到500封网暴私信，自然就无法回应了，删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段炼说，自己十年前偶尔还会回应那些网暴者，但上网越久，越不在意。这些私信的内容，通常只是情绪宣泄，而不是在讲理，“人家来杠你，不是真的要通过论证来说服你，他只是想宣泄愤怒”。此外段炼还发现，这些网暴私信没有任何信息量，内容高度重复，不是骂人就是喊口号，大部分内容都是以疑问句或者感叹句结尾。

作为人们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段炼说他早已习惯网暴，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平时他们是“小透明”，发的微博和朋友圈通常只有周围的朋友能看到，很难收到负面评论，从来就没体会过千夫所指是什么味道。万一因事“出圈”，那网暴往往会汹涌而来，这时就非常考验这个人的网络生存能力了。

网络暴力首先是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网络现象

“平台奖励”与情绪的社会维度

有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情绪化内容推荐机制，也是社交媒体产品设计的原罪。早年BBS时代，人们还以长文章为单位，通过写文章的方式在论坛上吵架，有理有据，相互辩论，谁骂人谁就输了。当人们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一条微博只能最多140个字，甚至变成一段15秒的短视频之后，表达方式发生彻底变化。

社交媒体的产品设计机制是以转发为核心的，一条内容转发越多，就传播越广，即便一位用户只有100个粉丝，但只要一条微博获得大量转发，就会成为爆款。相反地，一位用户粉丝再多，写的内容质量再高，如果不能让人点击转发按钮，就不会有多大影响力。那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人有转发欲望呢？

纽约大学计算机社交心理学者威廉·布拉迪（William Brady）的研究表明，情绪化的内容，尤其是能激发人愤怒情绪的道德评价，最容易让人转发，他发现在推特上，每一个情绪化或者有关道德评价的词都会让这条推文的转发数增长20%。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者们则关注了2014年著名的弗格森枪杀案，非洲裔美国男孩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白人警察枪杀后，在推特上引起了众怒，心理学者们分析了当时近1900万条推文后发现，与冷静、客观表述的推文相比，推特用户更愿意转发那些情绪激烈的愤怒推文，并且会比原推文更愤怒。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情绪的社会维度，尤其是对社会、政治事件的反应，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社交媒体所左右。段炼说，坊间一直有一个段子，如果写一篇双方观点持平的中立的、逻辑性的文章，很可能没人转发，但如果把它拆分成两篇文章，分别只讲一方的观点，并推向极端，则会收获两个“十万加”。

而从社交媒体平台的角度来看，广义的“吵架”，对平台最有好处，这意味着话题、流量、互动、卷入、打开率，几乎所有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都是依靠流量带来广告收入，所以它们的算法都会特别青睐那些能带来流量的内容。这种情绪驱动转发的机制则相当于给予那些煽动性强的文章巨大补贴，从而让自媒体们趋之若鹜。

这一系列情况产生的影响就是，社交媒体上情绪化的内容越来越多，谣言、阴谋论、煽动仇恨的内容大大增加，而理性的、逻辑性的内容减少，因为这些东西得不到“平台奖励”，没人转发，所以这时在网络空间就出现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家并不是靠讲理来赢得争论，而是看自己能吸引到多少人过来“战斗”，从而最终导致网暴泛滥。

这种情绪化内容推荐机制，是社交媒体的原罪，大型平台往往会试图通过雇人对内容进行治理，来对抗自身的机制设计，这种做法有效果但不能完全抵偿，且在挽回大众形象的同时会降低收入，因此动力也不是特别足。而当情绪表达取代逻辑表达，社交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热搜”取代新闻之后，不仅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消亡，也意味着逻辑表达的消亡。按理说争论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但当人们面对分歧只会选择网络暴力而非真正的讨论时，就会进一步引发人群的极化。

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法学学者会说我国法律中对网络暴力相关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都已有相应立法，是执法部门的不利；律师们会说起诉网暴者巨大的时间成本，取证的困难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不配合。他们都希望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加强监管力度，通过技术手段去防范网络暴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讲师董晨宇告诉我，这就像是击鼓传花，最后将这个烫手山芋传给了社交媒体平台。但技术监管杯水车薪，因为网络暴力的成因绝不仅仅是匿名性、低门槛、表演性人格等简单的个体心理基础，它带来的危害也绝不仅是伤害少部分人的身心健康。人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网络暴力正在全面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董晨宇的研究方向是互联网时代的人际关系，比如情侣分手后如何删除相关朋友圈、群聊中的人情世故、直播间女主播与大哥的关系等，也会涉及网络暴力的研究，因为网暴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他说，网络暴力在国内研究并不多，因为做起来有困难。与不久前发生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因为遭遇网暴而自杀等恶性事件相比，大部分网暴受害者是无声的，为了不希望进一步把事情闹大，选择自我消化，网暴者则是游击式的。无论是参与网暴，还是被网暴，有些在开始阶段是在无意识、不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暴力不断反复、叠加，当网暴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出现感情判断、先行立场的道德审判。每个网暴事件背后都有明显的善恶剧情设计：刘学州事件背后是孝，江歌案背后是良心，医生被网暴出轨背后是忠诚……将简单化的概念附加到一件复杂的事情上，因为越简单化的内容才能调动起人们的情绪。

在这些剧情设计背后，那些共同施加审判和暴力的群体，又是以怎样一种方式聚集起来，并形成规模的？

“上海巧克力女孩网暴事件”主角陈真真

“即逝公众”，由媒体事件聚集起来的群体

这不是上海师范大学研三学生陈真真第一次上热搜了。在事发之前，她就是一位拥有23万粉丝的抖音博主。三年来，她拍上海的老房子，很多上海记忆随着老房子的拆迁慢慢消失，她觉得唯一能做的是用影像记录下来。每次拆迁前，她会为居住在老房子里的老人拍照，再把照片打印出来送给老人，她因此上过上海电视台，也上过好几次微博热搜。维护账号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每次打开抖音，最新评论经常是“99+”，私信、评论她都会看，因为拍的全是人间烟火和平凡人的温暖故事，所以几乎没遇到过恶评。

从3月12日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就进入了封闭管理阶段，五六千师生不得出校。到3月底，他们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大半个月。上海划定封控区时，陈真真正好在校外朋友家里，于是就在朋友家里就地住下来了，无论如何这里都比宿舍空间大，再加上在小区做志愿者，有出门的机会。相比之下，她的同学们几乎不能走出10平米的宿舍房间。4月2日，她拿出自己积蓄中的一大部分：5万元零8分，买了78箱近200斤巧克力，送到了上师大徐汇校区，想给当时封校已经有半个月的校友带去一些安慰。但等待她的除了同学们的感谢，还有大量的指责、谩骂。

陈真真向我回忆起当天下午的情形。她发了条微博，记录了捐赠巧克力这件事。因为她自己做自媒体，朋友圈里有很多记者，有的媒体随即进行了转发报道。等她再打开评论区，都懵了，留言和私信充斥着潮水般的质疑和嘲讽：“你一个学生怎么能有这么多钱？”“花钱怎么这么大方？”“干什么要送巧克力，怎么不送菜？”

她的第一反应是留言回应这些质疑，拍了澄清视频：这5万块钱不是花父母的钱，是她自己扛相机赚出来的，她并不是“上海富二代”；学校能保证学生用餐，选择送巧克力是因为它小小的，是补给，有能量，好分配，还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怎奈回应过后，网民的辱骂更加变本加厉。她发现，很多给她留言的人，网名都是“用户”后面加一串数字，语言则十分暴力，“不就骂了你两句吗怎么就受不了了？”“你怎么不去跳楼？我喷你你会去跳楼吗？你不会的话我就要开喷了哦。”

最开始陈真真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做了好事，却被这样对待。直到一个拥有50多万粉丝的营销号大V专门把她挂了出来，很多人顺着这个营销号来到她的主页骂她，带脏字，带父母，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网络暴力，和之前上海虹口区那个因给快递小哥充值200元话费而跳楼的女孩一样。

在网上回应了6天暴力语言攻击后，陈真真决定“退网”，在现实生活中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写写字、看看书。再后来，媒体找到她，开始关注她被网暴的情况，报道陆续出来，4月21日，她因被网暴再次上了热搜。

“从我最开始被网络暴力到后来被媒体关注到，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对我来说已经有点晚了”，她说，幸好当时住在朋友家，有人陪伴在身边，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住，很可能就顶不住这么高强度的网暴了。

心理咨询师王嘉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在中国几乎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心理干预或者心理咨询，通常心理咨询是综合的，她遇到的来访者，其中可能有一部分与网络霸凌有关，但一般都是久远以前的经历，因为被网暴者通常是不自知的，如果能够及时意识到正在被霸凌的话，就不会产生过多创伤。

她解释说，网络霸凌是一种多层次的创伤，网暴者的攻击、人肉，会造成生存层面的创伤，被网暴者在现实生活中被排斥、被抛弃，是关系层面的创伤，被网暴者感到羞耻，觉得自己很差，则是自尊层面的创伤。但与现实中的关系霸凌相比，网络霸凌造成更大的人际创伤，因为网络的匿名性，霸凌者代价更小，引起的关注更多，现实中不好意思说的话能说出来，被霸凌者又看不到霸凌者，甚至霸凌者可以开小号继续霸凌，行为无法立即停止。此外网络霸凌中霸凌者和旁观者界限更模糊，“围观”本身成为霸凌一部分，对被网暴者造成持续创伤。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曾在《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分析称，虽然网络暴力所代表的愤怒浪潮可以吸引注意力，但它会迅速膨胀，也同样会快速地消散，由于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无法融入到稳固的公共话语之中，愤怒只能作用于社会历史层面微不足道的事件上。

韩炳哲认为，如果说当年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是预言了大众权力取代传统秩序的话，如今群体结构再次发生了变革，新群体名叫“数字群”（der digitale Schwarm），不过数字群没有内核和群体性的思想，无法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声音。网络暴力也是如此，没有内核，无法形成一种声音，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噪音。

法国传媒学者戴扬和卡兹则在《媒介事件》一书里，把由媒体事件聚集起来的公众称为“即逝公众”，他们与公民社会里始终坚持关心国家大事的民主公众是不同的。当媒体事件发生时，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关注，参与其间，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但来去无常，会随着媒体事件的消失而迅速烟消云散。

由于“即逝公众”是围绕着媒体事件形成的，所以只要媒体还能有一些真实报道，部分“即逝公众”就可以形成舆情，对现状产生影响，反之，如果“即逝公众”无法通过媒体或者其他办法形成社会运动，就只会停留在网络暴力的状态，无法对现实起到任何作用。

电影《网络暴力》（2011）剧照（本组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极化，现代性面临的必然问题？

在和我见面时，孟庆延表示自己的方向并非做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并非专门研究网络暴力。他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近现代中国社会史与思潮史。不过他依然愿意和我聊聊网络暴力及其背后的极化问题。在研究中他发现，不同的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都会出现人群的极化现象，各种观念的斗争，以及各种情绪上的对立和立场的分裂，暴力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就未曾变化，只是形态变了，延伸到现在就是所谓的网络暴力——网络只是介质，暴力才是本质。

在他看来，极化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状况，其根源是对现代性的质疑。自现代性出现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进入了一段70多年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比过往任何历史阶段都要迅速。但70多年过去之后，人们却发现，当初现代性许下的普世价值：平等、自由、独立，如今都没有实现，于是产生了普遍焦虑。

孟庆延给我举了一个社会学的例子，他说“二战”以来美国社会学产生了三大核心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性别研究、族群问题，三大领域实际反映了1960年代末以来美国社会的焦虑。美国一直以平等、自由立国，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视为改变和弥合人们出身不平等的最重要机制，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反思现代性运转的这些年时发现，教育并没有弥合出身不平等，反而导致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不平等的扩大再生产”。性别研究和族群问题同样如此，都是在研究此时此刻依然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由此人们产生追问：现代性到底能否塑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伴随着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人类开始步入后现代性，一步步消解现代性所带来的确定性。在这样的状态下，观念之间的冲突会比之前变得激烈，这种冲突不仅是局限在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甚至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对立，极化愈发明显。

大众媒体的普及也为极化思维提供生长空间。以前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通过中立、客观的报道方式，努力接近真相，拉近大众与事件的距离。但随着社交媒体取代传统媒体，以流量为核心的文章旨在捕捉大众最朴素的情绪共鸣点，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被舍弃掉。

在社交媒体长期领导大众舆论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不愿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共情能力消失了。

“共情能力”不是指一味认同对方所做的事，而是在不认同对方所做的事时，会追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以期来理解对方，是“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样”。当共情能力消失后，两个观点不同的人，便无法坐下来好好讲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接受反驳”，无法沟通。

这种互联网话语持续得越久，人们就会越来越接受不了现实生活中身边人的批评，并渐渐疏远自己的朋友、老师、家人，现实中的“他者”消逝了，反而把那些遥远、抽象的偶像、明星作为榜样。孟庆延认为，抽象是极化的核心影响之一，当人们越来越远离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超出自己真实生活体验的抽象之上时，网上就会形成大量抽象的观点，也就是“大道理”。最后的结果是，当再出现社会事件时，人们每天刷着热搜，看着新闻，表达着自己抽象的同情、怜悯、正义，在不去了解背后原因的情况下，只通过表象来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

孟庆延认为社交媒体的普及、大众教育的普及本身都是好事，但它们产生的非意图后果，就是极化，而这是现代性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500年前，因为血缘和地缘的影响，一个人也许只在一个小村庄或者小城市里活一辈子，接触到的人很少，然而如今人们需要前所未有地，与高度异质性的、没有感情连接的陌生人建立规则、秩序和理解，这是传统与现代的最大区别，而互联网加速了这一挑战。他举了个例子，就好比如果一个朋友开车来接你，迟到了，也许你不会生气，但如果是一位滴滴司机来接你，迟到了很久，你也许不仅会生气，还会投诉，这就是现代社会给人的挑战。

（感谢石佳友、陶宽、侯玉波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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