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郎朗：没有挑战性的活儿，做起来也没意思

年轻人不必刻意装得成熟老练。在哪个年龄段，就表现出那个年龄段应有的样子。

记者｜孔冰欣

在中国，谈及知名的钢琴家，相信几乎没有人是没听说过“郎朗”名字的。

而这位国人颇熟悉的知名钢琴家的心目中，也珍藏着一个星光灿烂的名字：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

巴赫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新教宗教氛围极为浓重的艾森纳赫，一生除了在魏玛宫廷、克滕宫廷、莱比锡等地辗转谋生，养活二十个孩子，就是写作音乐。其创作涉及了巴洛克时期的大多数音乐体裁，作品浩如烟海，在音乐史上能够和他的作品数量相提并论的寥寥无几——仅仅把巴赫的作品全部听一遍，都堪称一项宏伟的工程，遑论演奏了。

1799年，英国管风琴家奥古斯都·科曼设计过一幅被认为是美德和完美化身的“太阳铜版画”，巴赫处于太阳的中心，其他德国作曲家作为“射线”围绕着他。据说海顿并没有发表异议，他认可巴赫是太阳的中心，是“一切真正音乐智慧的源头”。后世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也说：“研究巴赫，你将在那里找到一切！”

2020年暨巴赫逝世270周年之际，郎朗圆了自己的一个人生梦想：录制巴赫不朽的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该曲被称为“音乐的珠穆朗玛峰”，难度很大，即便对郎朗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但是，没有挑战的活儿，做起来“没劲”。所以，这回郎朗最后非但弹了《哥德堡变奏曲》，还一口气推出了两个录制版本：第一个版本在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一呵而就；第二个版本则是在静谧的录音室完成的。9月4日，环球音乐集团旗下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于全球发行这双版本的超豪华、4CD的专辑。

“38岁了，但不老。我认为现在正是自己艺术发展的新阶段。”郎朗说。“在呈现这部作品时我全情投入，开启新篇章。作为一名艺术家，我的目标是不断探索自我、汲取学识，同时也给予他人灵感。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疑，《哥德堡变奏曲》让我朝着这个目标走得更向前一步了。”

与巴赫结缘，可以追溯到17岁。当时，郎朗曾在音乐会后即兴为艾申巴赫背谱弹奏《哥德堡变奏曲》，这段经历给两位音乐家都留下了深深的回忆。尔后，郎朗依次向诠释巴赫的领军人物学习，包括指挥大师尼古拉斯·哈农库特、羽管键琴演奏家以及早期键盘专家安德雷斯·斯塔尔。

“《哥德堡变奏曲》既是键盘曲目中最杰出和最有创意的作品，也是最多元的，”郎朗表示，“它使我们能够展现内在的一切，亦使我们意识到什么是缺失的，什么是仍然需要钻研、探索的”。

在郎朗开展全国巡演的前夕，《新民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谈新作、谈生活、谈疫情、谈转变、谈领悟……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总是音乐。

巴赫是巨能耍酷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此次选择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此曲演奏上的难点在哪里？

郎朗：都多少年的梦了，倒不是说今年突然就蹦出来的想法。从10岁开始，我就寻思着，有朝一日要录这个。30岁之后，更是每年念叨一次，哎呀，得录《哥德堡变奏曲》了，然后又“耽误”了……嗯，也不能说是“耽误”，确切地讲，是又学了8年。

这首曲子挑战性太大，你要吃透纯巴洛克的弹法，同时注意即兴的成分。萨拉班德，库朗，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到瑞典曲式的元素，可谓“一窝端”，还弄了九段卡农（一为齐声的卡农，二为二度卡农，三为三度卡农……达到第九个卡农后，第十变奏为四声部的赋格，之间不断出现创意曲、托卡它、咏叹调等各种形式），纷繁复杂。所以弹这首曲子必须手脑并用，要用心。尤其录音棚里一反复，弹起来必然更加费劲。

我虽然自小练习巴赫，但他的时代、他的文化毕竟离我很远。为了贴近巴赫，近年来，我找了指挥大师尼古拉斯·哈农库特、羽管键琴演奏家以及早期键盘专家安德雷斯·斯塔尔帮助“进化”，从而更有信心把握《哥德堡变奏曲》。

此外，如何在现代钢琴上演绎出那种管风琴、古钢琴的风味，也是很花心思的。我特意去巴赫的故居、他生活的地方进行了实地考察——你要有知识储备量，要有积累，不能单靠感觉来弹。而且你的心一定要静，弹这曲子一点杂念都不能有，尤其第25变奏那里太难弹了……

在圣托马斯演出，巴赫之墓安葬的地方，让我有一股难以置信的情绪。从没有任何一场独奏会能像这场演出 一样，让我感觉离作曲家如此之近。……这是我的一次文化之旅，不仅仅是纯技巧上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新民周刊》：能否谈谈对巴赫作品以及对巴赫本人的认识。

郎朗：经此一遭，我对巴赫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了。我以前认为他就是非常宗教、与神灵们走得很近的一个人物，但后来发现，大师的另一面，何尝不是炫技派的哥们呢。他演奏管风琴的时候，脚像跳舞一样。你知道吗，巴赫是巨能耍酷的，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为人处世有其灵活的一面。

他是伟大的音乐家，我总是在想，巴赫是不是有左右前后四个脑袋啊？就像李斯特，你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他和你我一样，不过一双手而已。

《新民周刊》：推出“全球第1次双版本新专辑”的idea如何萌发？在莱比锡传奇圣托马斯教堂现场弹奏，感觉如何？

郎朗：本来压根没想过在圣托马斯教堂录的，是那天正好拍纪录片，然后就录了一下。

录音棚里修得精致，你能够聚精会神去感受音符的一处处细节和差别；教堂版有现场的宏观气象，非常自然，并没有模仿的山寨感，巴赫仿佛就在你身旁。

格伦·古尔德认为，现场永远不会比录音棚好。我则觉得，录音棚固然帮你修到完美，现场的那种力量还是不一样的，那份演绎上的独一无二性，是可贵的。

两个版本，好比你一个听CD、一个听黑胶，我也拿不准哪个更好，干脆全要了。

《新民周刊》：《哥德堡变奏曲》有几个经典的演奏版本。你个人觉得“郎朗”版的特色是什么？

郎朗：已经有古尔德、佩拉西亚、巴伦博伊姆的录音版本了，珠玉在前，都达到了艺术的顶峰。要想与他们一较长短，很难很难。所以挑战这曲子，储备不够的时候是没脸弹的，我会“害怕”的。

我也不是初出茅庐、全无经验的新人了，但此回演出时首弹《哥德堡变奏曲》，哎呀心狂跳，感觉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够呛。好在这个曲子你弹完十个变奏后就放松下来了，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话说回来，《哥德堡变奏曲》也着实是太长了，我足足弹了90分钟——所以之前水不能喝太多，不然保不准会不停上厕所；也不能多喝咖啡，搞得人太兴奋了沉不下来也不行。第一场比较“艰难”，弹到第二场就容易多了。

这首曲子，浪漫派大师一般都没录过。我原来是属于浪漫派的弹法，但是近几年一点点也有改变，觉得纯古典风格的曲子也挺适合自己的。比如弹奏莫扎特的作品，在看了电影《莫扎特传》之后，我觉得自己和片子里呈现出来的那个纯真中夹带犯二，再加一点点神经质的莫扎特蛮像的。

这几年里，我莫扎特弹得特别多。我觉得从人格上讲，硬要比较的话，巴赫和莫扎特起码比巴赫和贝多芬更相近。而“胆敢”录制《哥德堡变奏曲》，我是迈了一大步。不过没有挑战性的活儿，做起来也没意思，是吧？

《新民周刊》：类似《哥德堡变奏曲》这样的经典作品，希冀去演绎的每个音乐大师，或都有自己的“独家”诠释。你觉得如何在传统与创新、在尊重经典和展现个人风格之间做好平衡？

郎朗：事实上，你试图诠释经典作品，只有离传统越近，才能真正处理好个人风格的问题。摸透了曲子，才能释放自己的个性。如果弹得倒是很有个人特色，但距离原作很远，你会感觉这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作品。

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越来越“吃透”音乐。当然，从贝多芬到勃拉姆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可能勃拉姆斯跟贝多芬会像一点，那么你弹勃拉姆斯的时候，也会往贝多芬的方向去琢磨。还有曲子，比如这首玛祖卡和这首圆舞曲像，或者这首夜曲和这首叙事曲像，你也往上靠，找相通之感。渐渐地，你离经典音乐本身更近了。

弹曲子也像学做菜。你要学的是如何做意面，那么必须找到擅长做意面的厨师虚心求教，所谓寻味。古典音乐有其谱系，恰如大树的枝条绿叶之下，是“根”，你要寻根，不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觉得古典音乐好，正是因为它的文化，它的根。不是说你弹得还蛮出色的，就一定是最正确、最妥帖合适的——味道不对，或许白搭。

音乐自然又伟大，还“容易”

《新民周刊》：新冠疫情对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疫情过后，你对世界、对艺术、对人生，是否有新的感悟与思考？

郎朗：人类实在太弱，太渺小了。记得此前我去阿布扎比，大家还讨论过人类的未来，是不是可以无限期地活着，利用高科技保存大脑换心脏云云。现在看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瞎扯，一个病毒，就带来这么大的破坏力。

我的感悟是，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生活，就是幸运。人类要更加珍惜当下。疫情也造成了文化隔阂，但愿疫情过后，人们内心有种对精神生活的“大饥渴”、大反弹，文艺演出更有市场，全世界在文化上采取更开放的态度。

《新民周刊》：《幸福三重奏》《青春环游记》《妻子的浪漫旅行》《明日之子》……近年来，你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综艺节目上。一些观念比较传统的观众，可能觉得像你这样的钢琴大师“上综艺节目怪怪的”“是不是不务正业了”。你觉得上综艺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调剂方式吗？

郎朗：是，感觉挺好，跟别人交流切磋，趁机感受人生，填补了我“失去的时间”。我小时候没有玩的时间，连春游都是刚上大巴即被家长一把拽回来练琴的。你能想象吗，那些很简单的游戏，我都没玩过。吉娜也是，练钢琴的小孩子似乎就没有尽情玩耍的时间，因为三天不练琴手就不灵了，所以我们不能太“放肆”啊。

有一条准则是我坚守的：不管上了几档综艺，确保每天练琴两小时，雷打不动。

《新民周刊》：和吉娜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后，觉得婚姻生活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转变？

郎朗：生活上来讲，确实是更幸福了，毕竟成家了。中国人讲你要成家立业，我立业挺早的，而成家是比较晚的，现在结婚了，会更成熟一些，心会更稳一些。

《新民周刊》：热血充沛、表情夸张、“放飞自我”……你说过，这些标签曾是观众对你的“错觉”。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一转眼成了功成名就的中年人，那么，在创作的理念、风格、心情上，你又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郎朗：（笑）比起曾经，如今是有沉淀了。当然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年轻人对世界有更加积极饱满的态度。我觉得自己 20岁的时候状态也非常好，精力旺盛，特别向上，想尝试各种东西。

年轻人不必刻意装得成熟老练。在哪个年龄段，就表现出那个年龄段应有的样子。

《新民周刊》：你多次登台格莱美，在这个大舞台上与流行歌手合作，比如与重金属乐队Metallica合作，玩转古典音乐+重金属的混搭等。你还与周杰伦合弹过《青花瓷》，让钢琴混搭二胡。做了不少让古典音乐炫酷起来的尝试，怎么评价自己的“跨界”？

郎朗：我想强调一点哦，就是我觉得古典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古典音乐不是正襟危坐、严肃古板、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可以亲切活泼，可以离你很近。在这方面我希望做一些努力。

很多古典音乐的大师，比如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等，都是鲜活的人，他们没大众想象得那么“缥缈”，他们有感情，纵然对待音乐的态度十分严谨乃至苛刻，却绝对不是高精度而冷冰冰的机器——试问，机器能写出情感那么动人的曲子？

《新民周刊》：一般认为，欣赏古典音乐门槛较高。你觉得古典音乐和大众之间天然有隔阂吗？如何更好地推广古典音乐，使得这一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惠及更多普通人？

郎朗：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挑战。可能在德国和奥地利显得容易些，因为有专门的文化土壤，有古典音乐熏陶的大环境。

我参加的《明日之子》这个比赛挺有意思。前两天导师和孩子们一起做出了一首原创佳作，用钢琴糅合了hip-hop、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电子舞曲），好听。如今流行音乐是主流，当你为流行音乐注入古典音乐的灵魂，有利于古典音乐的推广。

去年我的专辑《钢琴书》，也是挑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时候都听过的曲子弹，我想告诉大家，有些旋律听起来简单，但这不等于音乐上的简单，是值得再三品味的。

目前我自己也有一些作曲上的尝试，一点点来吧，不能急。作品需要打磨，写旋律快，但是不够好的话，我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就好比这次录《哥德堡变奏曲》，只有达到自认“可以出山”的水平，我才敢放手一录。

《新民周刊》：你的音乐成就，还体现在对慈善事业的不懈努力上。其实你的努力是“艺术”+“公益”的结合，能谈谈在此过程中自己的一点收获吗？

郎朗：我们为贫困地区捐赠“快乐的琴键”音乐教室，帮助学校开展更系统和科学的音乐教学，不让爱好音乐的孩子们因为硬件条件的缺失而遭受梦想折翼的遗憾。

我要传递这样一种音乐教育的理念：如果你喜欢钢琴，准备稍微练练先掌握几首小曲儿，那么请快乐地学，何至于弄得好像拔牙不上麻药，练琴练到苦哈哈的成天痛哭么。有些人觉得练弹琴的过程必定是被逼无奈的、枯燥无聊的——若你希望成为转世莫扎特，那么刻苦的训练必不可少；但大部分朋友还是把这个作为兴趣爱好练习的，那么能够轻松地学，就不要痛苦地学。钢琴应该带给人们愉悦和享受，而非相反。我们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就尽量别让下一代重蹈覆辙。

本来今年的任务是完成累计捐赠全国100所学校的目标，但是受到疫情影响，争取先捐到70所吧。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准备让“快乐的琴键”的种子也在四川和西藏生根发芽。今年上《青春环游记》的时候，还捐了云南的学校。反正我现在是逮着机会就捐，也感觉到当地的人们喜爱、支持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我弄到款项就做，要不断地去做。

《新民周刊》：你认为音乐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

郎朗：打开人的心 ，消除大家的顾虑。

音乐是流动的情感，它自然又伟大，还显得“容易”——你接触一道科学公式，就算有人为你讲解了，你也不一定听懂。但是你看完一幅画、听完一首曲子，总会生出点感觉的，无论这感觉的强烈程度如何，你就是会有反应。音乐很容易打动人，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将想象化为流动的艺术，刹那可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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