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中韩之间，还能好好聊聊“传统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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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人文往来历史悠久。2021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今天也是中韩建交29周年。然而，今日的中韩两国似乎难以就“传统文化”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从几年前韩国的端午祭申遗事件，到现今由服饰、泡菜甚至明星姓名导致的纷争，民众间和平友好的沟通似乎因种种原因而贻误。

不可否认，韩国自古以来对中华文化取纳甚多，然而它并不会不顾本土文化语境照搬——“和而不同”是其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对儒家的本土化改造就是明证。今日的韩国虽然常以娱乐大国的面目示人，然而充满创伤的民族历史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也让它具备难以抹去的悲情气质。作为山水相依的千古邻邦，两国在文化上理应互鉴共美，再续前缘。

”

邢丽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任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访问学者

复旦青年记者 朱思源 刘冠麟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朱思源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傅修齐 编辑

一、和而不同：檀君神话与“三教会通”

关于韩国的民族起源，历史上一直流传着檀君神话这一族源图腾神话。对檀君传说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僧侣一然（1206—1289年）的《三国遗事》：

▲《三国遗事》书影/图源：AncientOrigins

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白日，使得人形。”……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以为婚……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

“坛君王俭”即檀君，神话中他在中国尧帝即位五十年后定都平壤城，成为了古朝鲜的开国君主。

▲檀君王俭/图源：AncientOrigins

在檀君神话被作为主流接受之前，朝鲜半岛上的统治者出于强调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曾以中国历史上东走朝鲜的殷纣王之叔父“箕子”作为民族先祖。与箕子入朝的故事相比，檀君的传说直接上溯至神话时代，不再强调其他民族的影响。这一由朝鲜半岛本土孕育的传说与其民族文化中“和”的精神是相当贴合的。檀君神话的故事中出现了三个轴心：天神所代表的“天”、熊女所来自的“地”、以及二者共同孕育的“人”。这三者之间既无矛盾，亦无不均衡，而是相对和谐；天的神性与地的物性恰是在人身上找到了统一点。和谐与融通，是韩国古代思想最卓著的特质。

古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难以与“和”字脱开，这不仅体现于族源神话中，也反映在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态度中。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在朝鲜半岛完成统一的新罗王朝与中国的唐王朝开始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这一文化交流的新高峰期一直持续到十四世纪。“和”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来华的古代朝鲜学者身上已经显露无遗，统一新罗时期的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就是其代表。崔氏不仅被称为“东国儒父”，亦是韩国汉文学的始祖和集大成者，他取纳中华文化的方式对后世影响尤深。

崔致远生活于统一新罗末年，正对应中晚唐。或许是受这一时期中华思想中佛道两家兴盛之风的影响，崔氏自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者，而是一位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学者。崔致远提出的“三教会通论”从大同的角度考察儒释道三教，认为此三者“所归一揆”，根本相通。他从不偏执或固守于某种宗教或思想，其思想中找不到排他性倾向。在崔氏活跃的时代，佛教和道教尚处于隆盛期，相较之下儒教反而难以与之争辉。崔致远并不以当时主流为然，主张“援儒譬释”，并言“喜三教之并行”，这种融合的态度实属罕有。他不仅为三种殊异的中华思想寻到了和解之道，甚至也在中华的儒释道与新罗固有的“风流道（又称花郎道）”之间辨识出了和谐的要素。

然而，“和”未必需要“同”。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认为风流道“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是对三教创造性和合的体现，更贴近于韩民族固有思想的特质。韩国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对《鸾郎碑序》有形象的诠释，认为其反映出崔致远视三教如摄入的食物，而风流道是三教为“身体”内化吸收后呈现出的肌骨、血液，已经与最初来自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不同。

历史上的崔致远并非后世部分韩国学者所批评的“事大慕华者”——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固然有“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旨归，然而“莫怪临风偏怅望，异乡难遇故乡人”的愁思亦无可避免。在他看来，人类共寻的终极之“道”与民族主体特殊性是文化意识的一体两面。交织在这位跨域学者身上的“和而不同”、他对异质思想的兼收并蓄以及出于文化主体性坚守的“东人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自古以来大韩民族与他者精神互动的基本态度。

二、化“学”为“教”：韩国儒学的宗教化

在韩国的语境中，“儒”更多的是指“儒教”，儒家思想于韩国人的意义近乎于宗教。事实上，宗教一直以来对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意义重大。在儒教成为正统思想之前，朝鲜半岛上的佛教（特别是在高丽时期）早已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

高丽开国君王王建曾于公元942年颁布《训要十条》，其中第一条便开宗明义道：“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高丽王朝的统治者在以儒教治国的同时以佛教护国，此时的儒教在形而上层面并未如佛教一般具有精神主宰力量。高丽王朝的佛教不仅被视作一种修身治己、以助“来生之资”的途径，更被赋予护卫疆域的现实意义。《训要十条》之四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可以看出，虽积极引入儒学思想作为治国之据，高丽王朝对于疆域国界，以及背后的民族自尊，却有着更高一筹的重视，必要时甚至可以以宗教形式将其神圣化。

虽然韩国的儒教一度因为儒者追求“雕章琢句”之浮华而衰落，但随着朱子学在高丽末期、朝鲜初期的传入，儒教正式上升为朝鲜王朝的统治理念和指导思想。朱子学重视道统且“辟异端”的主张与朝鲜初期统治者的理念一脉相承。加上统治者的教化引导，以朱子性理学为主流的儒教逐渐取代了佛教的中心地位，主导了整个朝鲜王朝500多年历史的发展。

韩国称中国传入的儒学为儒教，其实表明他们对儒文化的取用多发自宗教视角。韩国自古以来即有浓厚的宗教文化。除了为韩国人的价值体系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准则的儒教外，韩国还有始于本土原始文化的萨满教，公元四世纪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以及近代以来犹为兴盛的基督教。可以说，韩国始终是一个对宗教信仰有显著需求的国家。中国儒学一经东渡便成为“儒教”，由此可见高丽太祖所谓“殊方异土，人性各异”，所言其实不虚。

▲韩国民众参与宗教活动/图源：Ahn Young-joon

三、“恨”：从悲情气质到“自杀大国”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呵！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阿里郎》产生于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之交，是朝鲜民族的传统民谣。最初《阿里郎》是朝鲜江原道山区的一支土俗民谣。到19世纪中叶，韩国的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触动，平民阶层逐渐壮大，这支昔日的土俗民谣就在此时沿江而下传入汉城，又于斯辐射全国，传唱越来越广。《阿里郎》的流行是随韩国坎坷多舛的近代史一同铺展开的，它哀婉的曲调中自然也注入了对民族不幸的自我观照。《阿里郎》与韩国人特有的悲情气质相交织，也唱出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恨”文化的生命美感。

韩语中的“恨”并非指仇恨，而更与悲哀、痛苦、怨恨等义相近，意蕴十分复杂。“恨”之成为韩国人的民族心理，与其历史或有最直接的关系。朝鲜半岛在整个东北亚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其国力历来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日本等不可相提并论，只能在“鲸鱼环伺”的环境下生存。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多次遭受入侵者的欺凌。长期不幸的遭遇积淀下来，便成了一种充满了自责、遗憾、痛苦的“恨”，这种“恨”又俨然在这个民族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韩国学者金烈圭在《恨脉怨流》中这样描写韩国人的“恨”：“有时是一种心中沸腾的怒火和愤慨，有时又是一种对他人的诅咒和复仇之气；有时是一种自责的撕心裂肺，又是又是一种拔刀相向的怨恨；有时会像燃烧的火焰，有时又像冰山一样冷峻；有时是一种淡淡的悔意，有时又是一种面对无法挽回的失败而捶足顿胸的痛哭；有时会成为不愿留有遗恨，咬紧牙关争取成功的动力或冲动，有时又会成为一种不给他人带来怨恨、善邻友邦的道德伦理意识；有时它是对万恶世道的一种切齿痛恨……有时它也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当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而成为终身遗憾时，转而为处境相同的他人免遭‘恨’遇而付出的各种努力。”

 ▲电影《圣殇》剧照/图源：豆瓣

在韩国的现实主义艺术佳作中，对这种形态多样而内核又出奇一致的“恨”的释放随处可见。无论是诸如《熔炉》《绿洲》《圣殇》的电影，还是以《82年生的金智英》《烧纸》《你的夏天还好吗？》为代表的文学，都造成了一种韩国作家与电影人始终以浓郁的黑为作品底色的印象；这种极为统一的“悲感叙事”，几乎成为异国观众与读者辨别韩国作品的标识之一。

2012年，韩国导演金基德在威尼斯电影节凭借《圣殇》荣获金狮奖，万众瞩目之时，手捧奖杯的他在台上唱起了《阿里郎》。韩国人古老的涓滴之“恨”终于化作一股恨脉怨流汇入大海，不必再孤芳自赏。

▲金基德捧起金狮奖奖杯/图源：http://ent.cctv.com

韩国特定的历史际遇为整个民族带去了一种悲情气质，而处于这个民族之中的个体似乎也更严重地陷于忧郁。十多年来，韩国自杀率始终位居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首。除了社会竞争、雇佣与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因素，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可归结于韩国的历史际遇——虽然20世纪战后的韩国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接纳了西方价值体系，但是历史上被其内化吸收的东方儒家思想却是根深蒂固，两套迥然有异的价值观至今仍并存于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迫使个体不得不亲历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

韩国对于“长幼有序”等观念的坚守，相比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在韩国，初次见面的人经常会被问及年龄，主要是由此判断与对方的长幼关系并确定对话是否使用敬语体。韩国企业的职位晋升、军队的上下级关系、大学校园生活等都与此直接相关，这就助长了很多前辈的“权威主义”。在韩国社会，职务晋升与工作资历直接挂钩，日常交往中后辈几乎对前辈言听计从，即使面对前辈的不合理要求，后辈也只能逆来顺受。公司里上下级的关系更是如此，人与人之间被人为地划上了一道鸿沟，下属很难跟上司坦率的交流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种“权威主义”的长期压制下，人内心的抑郁感就会加重，由此也导致了诸如军人虐杀事件、士兵结伴自杀等惨剧的发生。

不仅如此，韩国重视男权主义，一家之长几乎都是男性，女性婚后做主妇的居多，这既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也导致男性因为承担主要生活压力而自杀率高。据韩国《中央日报》统计结果显示，韩国成年人每8人就有1人患过抑郁症，而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过心理咨询或治疗，抑郁症已经成为困扰韩国社会的一大精神疾患。

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在个体身上一时难以调和，韩国社会从上到下的一次次自杀事件也被视作一种现代化的“成长痛”。这似乎是这个唱着《阿里郎》的民族为它在过去几十个年头中高歌猛进的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荣耀，所付出的无奈的代价。

四、“缘”：文化的互鉴与共美

对儒教思想的保留也是韩国对自身经济高速发展反思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人重视血缘、地缘、学缘等人际关系，韩国企业通常以家族为单位运营，如三星、现代、LG、SK等大集团。这种具有鲜明儒教特征的资本主义是韩民族对现代企业精神的一大贡献。

经济的起飞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韩流”大放异彩，至今方兴未艾。成功输出的流行文化为韩国人带来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也使得韩国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韩国对传统文化的保留与传承也居于世界前列。在儒家文化方面，韩国的保存力度也十分可观。最为典型的一例便是，在山东曲阜的祭孔典礼恢复后，中国曾多次派人去韩国学习这一儒家仪式的流程与细节。

▲韩国人气女团BLACKPINK/图源：新浪网

2021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启动之年，然而，两国之间，尤其是在民间社交媒体上，仍屡屡围绕传统文化归属产生纷争。另一事实同样值得深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励“联合申报”（即多国共同申报一项非遗），然而文化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独申报量最高的东亚三国至今没有一个联合申报的项目。

从近期互联网上的舆论看，中韩民间在关于传统文化归属的讨论中往往剑拔弩张。对于有争议的传统服饰与节日风俗，中国网友倾向于强调“源自”，韩国网友则喜欢强调“原创”。韩国在文化输出上一贯的强有力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人产生了紧张感，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对外宣传不能居于人后；同时，文化触及了民族认同的深层，只要民族之间的区分仍在，宣告文化主权的需求就不会完全消失，在这方面难以做到“不分你我”，因此纷争难以避免。

▲韩国的祭孔仪式/图源：http://news.timedg.com

对于中国来说，可行的思路除了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厘清源头，更重要的是持续高质量的创新。文化不是既成事实，它会随传承者的变化而变化。在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初创者的确功不可没，但后来的改良者亦不能被抹去，初创者同样也应继续为之作出贡献。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负责任、创新性的传承发展这一方面，韩国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韩国文化具有多面性。要真正理解韩国，既不能只通过光鲜亮丽的娱乐产品，也不能任由情绪化的网络骂战牵引。韩国是单一民族，有着被日本侵略和受美国援助的历史，因此会有民族独立、文化自强的民族情结。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厚重而优秀的文化积淀，但近现代发展道路上遭遇很多曲折，虽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文物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软实力方面未尝没有可向他国学习之处。我们需要更多更好地向世界阐扬自身文化，亦需包容他者的“各美其美”，具有足够的胸襟迎接“美美与共”。

从最初的比邻之缘开始，中韩人文交流便未曾断绝，由此带出一段绵绵千年的文化共振之缘。近代以来，中韩不同的历史际遇与历史选择奠定了两国殊异的文化面貌，然而“缘”未断，差异正是打开对话之口的密钥，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在未来依然大有可为。

网址：观点丨中韩之间，还能好好聊聊“传统文化”吗？ http://c.mxgxt.com/news/view/26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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