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

　　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对“韩流”在中国的兴起及风行创造了友好的政治氛围、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它的主要特色在于：以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为依托，以韩国语为载体，以文化产业为主导。“韩流”不仅为韩国带来了为数可观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还提升了韩国的国家形象，改变了中国大众对韩国的印象，对加强中韩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韩流”是指90年代中期后，以韩国影视剧和韩国流行音乐为核心的韩国大众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大规模对外输出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音乐为先导，以影视剧为核心，以游戏为强劲的后续力量，在中国的影响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韩流”得以迅速风行中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韩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在众多国家都开始实施文化外交的今天，韩国政府已将“韩流”纳入对华文化外交轨道，为实现其对华利益服务。韩国政府对华文化外交的主要特色。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传播文化和输出思想的过程。在具体实施中，一般都是采取文化手段，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等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中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政府十分注重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为依托，积极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在韩国，并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新闻署”的机构来专门负责“文化外交”的实施。韩国政府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化外交战略，其文化外交事实上是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在进行。韩国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的机构主要包括外交通商部（主要负责和国外官方签订条约）、文化体育观光部（主要负责文化产业的推广）和教育人力资源部（主要负责韩语的推广和吸引留学生）。中韩建交后，韩国在中国设立驻华大使馆，下设文化处，负责中韩官方的文化交流事宜。1994年，驻华韩国文化新闻处开馆，成为介绍韩国文化的场所、韩中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通过开展各种展示活动、定期放映韩国优秀电影和动画片、推广韩国语等措施，帮助中国大众更好地理解韩国。2001年8月，韩国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作为培育文化信息产业的综合机构，它承担着开发优秀文化信息及应用技术、支援销售、指定政策、培养人才等任务，负责协助将文化创意内容转化为文化产业，该院每年从政府手中得到的拨款约为5000万美元。同年10月，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主要职责是收集和提供有关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市场、技术、人力、有关单位及机构的信息，为其国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做宣传、洽谈和提供综合性的咨询服务，并举办研讨会、投资说明会、作品说明会等，积极促进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产业交流。几年来，“文化产业振兴院”为韩国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增强中韩双方的人员往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韩国语为载体，大力在中国普及韩国文化。基于“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将其所负载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哪里”的认识，韩国政府十分注重支持并开展韩国语教学活动，以传播韩国的文化，扩大韩国的影响。1991年1月，根据第13163号总统令，韩国文化部（现更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成立国立国语研究院，主要目标是推广标准韩国语。该院设立了两个项目：一是韩国语专家派遣计划，派遣本国韩语专家至中国东北和独联体国家，推广标准韩国语；二是海外韩国语教学邀请计划，每年邀请15—20名不等的来自中国和独联体国家的韩语教师或学者赴韩进行为期约两周的学习。1992—2006年间，该计划吸引了286名来自中国的韩语教学者参与。此外，韩国教育部下属的课程评价院设立了“海外韩国语能力测试中心”，该中心主持的“韩国语能力考试”主要面向非韩国语母语的外国人及海外韩国侨胞，其目的在于推广韩国语。自该考试设立以来，中国考生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2007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对外宣布，将于5年内在全球100个地区建立“世宗学院”，面向当地普通民众，免费教授韩国文字和韩国文化。负责推进这一项目的韩国国立语言学院计划首先在蒙古乌兰巴托大学和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世宗学院”。此后，该学堂又陆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扬州大学等高校建立。可以预计，“世宗学院”将成为韩国在中国推广韩语和韩国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文化产业为主导，赋予文化产品政治意义。韩国政府不仅将文化当成观念的东西，也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器物化的产业，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文化产业的政治意义。韩国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自2001年起，用五年时间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的份额由2001年的1%增加到5%，海外出口额增加到100亿美元。1999—2001年间，韩国政府特别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如《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等，为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从2002年起，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在北京召开“中韩文化产业研讨会”，活跃了企业间交流和共同制作及合作，为改善及发展中韩文化产业交流提供了平台。韩国政府在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时，总是将文化输出同商品输出捆绑在一起。韩国的文化随着韩国的文化商品迅速风靡整个中国。韩国的电视剧及韩国明星深受中国民众欢迎，韩国的电子产品如三星等在中国也是家户喻晓。这种通过外贸渠道展开的文化外交形式赋予韩国的绝不仅仅是“文化产品出口大国”的美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韩国文化产品传递的韩国形象——一个既保持儒家文化传统国家，又是现代化的先进国家，被间接而不露声色地传递给了中国普通大众，影响着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无疑比直接的政策宣传更为有效、更为持久。

　　“韩流”在中国的风行

　　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密不可分

　　“韩流”之所以首先在中国形成，与韩国政府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随着“韩流”影响的不断扩大，它逐渐被韩国政府纳入对华文化外交的轨道，成为韩国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

　　韩国对华文化外交为“韩流”进入中国创造了友好的政治氛围

　　1998年，韩国出台《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认为文化产业是韩国经济复兴的动力所在，宣布自2001年起，用五年的时间，使韩国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由于中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和中国官方的互动，与中国签订文化教育和人员交流协定，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与合作。1994年3月金泳三总统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依据《中韩文化合作协定》，至2001年底，中韩共召开四次文化共同委员会会议，签订了年度交流计划，两国文化交流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两国教育部于1995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1995—1997年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1998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1998—2000年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青年交流的谅解备忘录》。这些官方协议的签订，极大促进了中韩人员往来。

　　韩国对华文化外交为“韩流”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自中韩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以来，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早在1994年，韩国放送公社（KBS）就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署了《合作协定》。当年4月和9月，分别在中韩两国举办了电影周，中国大众开始接触韩国电影。

　　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韩国KBS电视台首次联合推出大型跨国流行音乐盛会——中韩歌会，将韩国最新的流行音乐带到中国，成为中国观众了解韩国乐坛动向的一扇重要窗口。驻华韩国文化院经常邀请“韩流”明星来院，举办中国歌迷见面会，放映韩国优秀影片和动画片。韩国影响力最大的两家报纸——《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也推出网络中文版，面向中国读者提供有关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新闻报道，成为中国大众了解韩国政策和韩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韩国实施对华文化外交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大众不断加深对韩国认识的过程，韩国的大众文化也就更易为中国大众所接受，从而为“韩流”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奠定了广泛的受众基础。

　　韩国对华文化外交为“韩流”在中国的持续流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针对“韩流”在中国市场的情况，韩国政府推出了“先占战略”和“‘韩流’培育方案”。推动“韩流”在中国的持续流行，维持“韩流”的影响力成为韩国政府及韩驻华官员的重要任务。为最大限度地扩大韩国音像制品的出口，2000年，韩国政府特别成立影音分轨公司，对韩文翻译为外语和产品制作的费用几乎给予全额补助。此项政策直接促进了韩国音像制品的出口，“韩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2001年，韩民主党议员姜求成率“韩流文化企划团”考察中国文化市场，提出了加强“韩流”的意见。2001年底，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表了《韩国文化产业白皮书》，明确提出了韩国文化进军中国的“先占战略”，将“韩流”市场分为“深化”“扩散”和“潜在”三个等级，即先抢滩中国市场，进而以中国和日本为跳板，打入国际市场。同时，文化体育观光部还推出“韩流产业培育方案”，在政策、机构、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严格筛选文化信息，优先考虑对韩外交有利的文化产品出口，并拟定“韩国文化月”首先在中国举办，力促“韩流”持续化。从2002年起，韩国文化信息振兴院便开始通过“出口用音乐信息制作志愿事业”支援韩国歌曲在海外的制作，培养面向不同地区（包括中国）的韩国明星。

　　“韩流”与韩国对华文化外交效果分析

　　文化外交所要完成的使命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等渠道，注重与国外民众对话，促进国外公众对本国的了解，最终实现本国国家利益。卡尔·多伊奇早就指出，“与各国利益直接相连的……是在国外采取散播本国意识形态的政策，以及与它们的目标相一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政策。”早期韩国政府实施对华文化外交的目的在于增强本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最终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后期则利用“韩流”在中国影响不断扩大的契机有意识的输出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力图影响中国大众对待韩国的态度，提升韩国国家形象。

　　“韩流”与韩国对华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信息时代，文化外交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外交能够营造一种“支持本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民意氛围”，推进官方或非官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主张实施对华文化外交的美国人辛加认为，“商品、人员与思想的流动不但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且为美国创造了商机。”“韩流”作为一种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它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韩国在华经济利益实现的过程。

　　“韩流”为韩国带来了为数可观的直接经济效益。中韩之间关于韩国大众文化产品的贸易，本身已经构成了中韩贸易额的一部分，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我们以韩国音像制品的出口来考察“韩流”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自1993年以来，中国对韩国音像制品（包括故事片、电视剧、动画节目、专题片等录像制品和流行歌曲等录音制品）的进口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中国文化部的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中国仅进口1部韩剧，2004年增加到9部（107集），2009年达到16部（292集）。

　　“韩流”还创造了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虽然“韩流”以韩剧为代表，但其影响却没有限制在娱乐圈里，而是以韩国娱乐产品带动其他产品包括电子产品、服装、化妆品等其他产品的出口，进而形成一个和其他产品相互影响的循环体系。2005年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对“韩流”的经济波及效果的分析报告表明，2004年，由“韩流”文化产品的出口对韩国其他制造业、服务业的产额、附加值、创造就业岗位的间接效果达4.5万亿韩元，其中由中国大陆市场产生的经济效果为3.3万亿韩元。“韩流”作为韩国政府竭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内容与传播手段上日益具有了鲜明的品牌化特征，潜移默化地、强烈地传递出一种韩国生活方式和态度、韩国的面貌与精神。很多韩国饮食、服饰、旅游等产品在销售时被赋予“韩流”特色，往往销售效果非常好。

　　“韩流”与韩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国家形象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它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基础。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硬实力有限，它可以转而采取积极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等手段，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一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文化外交是提升一国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曾说过，“文化项目在增强别国对美国的认同，树立良好的美国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韩国政府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以韩国大众文化为武器，有意识地通过影视剧的输出来改善国家形象。

　　“韩流”令中国大众的韩国印象得以改观。冷战时期中韩分属两大阵营，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中国的宣传机构也一直将韩国定位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大众对韩国普遍持敌视态度。中韩建交后的几年里，双方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但大都停留在官方层面，民间的交往和了解很少，中国大众对韩国的认知也非常有限。随着“韩流”的风行，中国大众渐渐对韩国生活方式、韩国精神、韩国风俗有了更多了解，加上韩国明星纷纷来华演出和代言，中国大众对韩国的印象和认识更加具体，人们开始关注“韩流”、关注韩国，许多人成为“哈韩族”。韩国国政弘报处海外弘报院院长俞载雄通过问卷调查认为，韩剧目前对提升韩国的国家形象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流”成为加强中韩双方民众的相互信任的另一渠道。一般来说，两国之间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往越多，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享的知识”也就越多。中韩有着长久的交往史，虽然两国因为冷战而隔绝数十年，但儒家文化仍然是中韩两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两国享有许多共同的信仰和社会仪式。“韩流”特别是韩剧中处处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精髓，如长幼之序、孝悌之义、夫妇之伦、儿女之道等，很容易得到中国大众的文化认同和共鸣，从而促进双方在交流中的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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