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正“地震”频频，不过舆论对此却颇喜闻乐见，因为都是官场“地震”。
雷政富引发重庆官场地震
近期最为著名的地震，被认为是由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引发的（不得不说，李此前也颇有“干吏”之名），已经有十数名当地官员和国企老总被曝遭调查。
在今年早些时候，重庆因为雷政富性爱视频也引发官场地震；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广东省纪委上个月通报说，今年上半年，广东查办了19名厅局级高官。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地震”和此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一月份的讲话联系起来，这位以铁腕著称的高级官员说，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与此前中纪委“标本兼治”的表述颇有不同——翻译直白点，就是首先要厉查贪官，舒缓民意。
一般来说，人们所说的官场地震，是说由一个主要官员落马引发其周围一大批同盟者被牵连落马。
在我的印象中，外界最早开始用“官场地震”来描述的，应该是始于1999年的“慕马大案”和“厦门远华大案”。
前者中，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和市长慕绥新先后被查，最后一死刑，一死缓。这两个人由此牵连出一大批当地官员，到2001年10月涉案官员已达120多人，而因此引发的沈阳官场整顿，查处涉及贪腐的处级以上官员就有400多名。沈阳官场近乎“塌陷”，震惊全国。
此后余波一直未停，到2003年底前后，曾在沈阳任职的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和原任沈阳市委书记后来转任湖北省长的张国光亦先后被查，可谓“余震”未了。
而后者“厦门远华大案”，则更为出名，期间有3名省部级和8名厅局级官员落马，牵连之广包括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至于主犯赖昌星更是在多年之后才引渡回国。有意思的是，与“慕马大案”后的辽宁几乎相同，2003年底福建也爆出“陈凯案”，又牵扯到了大批福建官员。
至此“官场地震”频频见诸报端，著名的包括2001年开始的阜阳前市委书记王怀忠、市长肖作新先后受贿的“王肖大案”引发的“阜阳官场地震”；2002年底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70多名官员的“襄樊官场地震”；2002年以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落马开始的“黑龙江官场地震”——“地震”持续三年，到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曾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等200多名官员涉案，省部级高官就有7人。最近的还有2006年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查引发的“郴州官场地震”。
纵观这些官场地震，你能发现几个规律——
首先是部委高官很难造成地震——想想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和最近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吧，如此重大的部委贪腐，但牵涉到的官员，其实有限，远没地方动辄上百的规模。
因为部委机关人员很少，一般也就200多名上下，跟地方的市甚至省会城市的官员数量没法比；其次部委在用人、财务和资金划拨上都相对规范，部长也没那么大的随意权力，而这三点往往是贪腐重灾区；第三，就算是地方为了批项目搞利益输送，也不会直截了当送钱，说白了为了“公事”自己担责任，官员犯不上——在郑筱萸和刘志军案中你就能发现，涉及的多是企业，几乎没有地方政府。
同理，类似地方厅局长这种条线机关也很难引发地震，河南省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落马，也没牵连太多。
最能引发地震的，是当地的一把手，尤其是市长和市委书记——有意思的是，到了省委书记和省长这一级别的落马者，反而牵连者寥寥。
纵观沈阳“慕马大案”（市长和常务副市长）、阜阳“王肖大案”（升为副省长的原市委书记以及原市长），黑龙江“马德案”（绥化市委书记）、以及襄樊和郴州也都是市委书记。
一般而言，市长落马，多跟审批腐败有关，诸如建设、国土等经济口官员跟着大片倒下；而市委书记腐败，除了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买官卖官”，这种地震，会把多年前的旧账一并牵连出来，而且往往有市委组织部部长跟着落马，更为可怕。
当然，最可怕的是担任过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人出事——这种职位，涉及太多官员的升迁了，一旦落马，简直是火山爆发的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马德案”，高潮就是曾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韩桂芝落马——她被称为黑龙江政坛的“帮主”。雪上加霜的是，同时落马的，还有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面对官场地震引发的当地官员大片“塌陷”，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当地官员被清空后，中央调任大批外地官员去“换血清污”。最典型的就是黑龙江官场地震后，新任命的4个省部级官员中，有三个是直接从北京调任，此后中央又调任了35名厅局级官员到黑龙江任职——“空降”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媒体频频使用。
另外一种则更为漫长。典型的就是阜阳官场因为“王肖大案”，“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等导致的一波波官场震动后，有几百名官员有违纪记录，他们虽然未被拿下，但这些“带病工作”的官员，也不能再得到升迁——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依靠时间，慢慢消化掉这一代官员了。
最后附赠一个故事：“慕马大案”中，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仕途受挫，最终离开官场，其后他以“慕马案”为背景，写了一部著名的官场小说——就是广为人知的《驻京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