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刘雨霖和父亲刘震云：不靠脸不拼爹的美女偏要拼才华

发布时间：2024-12-18 05:25

刘震云获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将于11月4日公映，导演正是刘震云的亲闺女刘雨霖。

在正式采访之前，票房透视镜记者其实已经在华影国际影城《一句顶一万句》的“大V场”见过了父女俩。女儿有着与杨丽萍类似的艺术家气质，利落的长发梳到脑后，简单的素色衣裙，也自有一番风情。而刘震云是全程为女儿站台的父亲，只有当观众问到原著小说、剧本和延津地域问题时，他才出来作答，其余的问题都交给女儿。大大拉升记者好感度的是，由于影厅内温度太高，刘震云一边回答问题，中途两次脱下衣服直接放到身旁的地上（后工作人员帮忙拿走）。他根本就是身边你我他都有的父亲的样子，并没有那么多大咖做派。

在之前有关父女俩的描写中，“不靠关系拿到小说改编权”、“井水不犯河水”“初到留学少给安慰”的事实见诸报端，确实，从衣着举止、谈吐风格，父女俩有着两极差的井河水之别。而在上次映后的简短交流末尾，一个观众表达了“这是今年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的观感后，刘震云激动兴奋地接起话题，“谢谢你啊，也请各位大V在发微博朋友圈时以这句话为蓝本啊！谢谢大家啊！”。除了是接地气的父亲，他还是那个尽力帮女儿吆喝的父亲。

而刘雨霖对于现场观众的每个问题都事无巨细地回答，表达流畅、精准，像事先训练过的滴水不漏、有条不紊。或许与杨丽萍不同的一点是，杨丽萍是“生命的旁观者，为了看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而刘雨霖，自己导演的影片即将面向市场，当然需要亲力亲为热络地介绍给大家。

尤其这个故事还改编自父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自己也是内地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的导演，影片的高起点、高背书遇上国内并未完全成熟的电影市场，4日上映的《一句顶一万句》命运几何？

“因为刘老师也是很势利的嘛”

正式采访的这天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北京首映，刘雨霖和刘震云一上午分别被安排给了多家媒体分时段采访，无缝连接，记者到达时，刘雨霖正握着上家媒体记者的手，“辛苦你多帮我们宣传了哈”

她招呼记者到仅隔20厘米的身旁就坐，并不忘拿起水喝两口。

刘震云透露，自小说出版后找他买版权的导演不下十位。那为什么没有卖给别人？“他们都告诉我，说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原著时间跨度太长了，人物太多，都问我要怎么把100个骆驼装到一个冰箱里。这应该是导演自己解决的问题，问我，我就说那不办。”

刘震云解释同意女儿刘雨霖拍摄的缘由，“她有一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关不了100头骆驼，但可以关2头，这就解决了拍摄问题。她还说，好电影是看不到导演也看不到演员，看到的都是人物，这个想法比较打动我。”

因为有着父女关系，刘震云如何跟刘雨霖合作电影，十分令人好奇，刘震云解释说：“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这，我们俩的关系只停留在编剧和导演层面。她说要改我的东西，那就得说说为什么要改。如果大家觉得改我的东西靠关系就可以，那岂不是我的亲戚朋友们都能来改？就算是父女，如果说不出子丑寅卯来，那也不行。”

回忆起给父亲打电话求改编《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刘雨霖透露的细节让人意想不到：“我给他打了十分钟电话，但构思了有十个月。因为刘老师怕啰嗦，如果我十句话没说清楚，他可能就啪嗒把电话给挂了。”

从刘震云的原著小说到剧本创意到剧本再到电影，“其实花费最长时间的是准备”，“我是个笨人，得花笨功夫”。从人物众多，时间跨度超长，体量巨大的原著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两小时的电影，中间应该怎么取舍？刘雨霖说，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最终决定只选取原著小说的下部《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的故事进行改编，这姐弟俩一个离婚，一个结婚，但都是为了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这也成了打动父亲的关键。而刘雨霖的“笨功夫”还体现在，她想表达的这个电影“不见导演，不见主创，而只见影片中的人物”，所以前期剧本和其他方面准备的功夫势必不简单。

在剧本创作的5 、6个月时间里，父女俩交流中也多次去看景，而这中间，人物就变得更加饱满鲜活，细节也更丰富，同时，演员也提前两三个月去当地体验生活，李倩的纺织厂女工，毛孩的钉鞋匠，刘蓓的驴肉火烧摊点，无一例外。

当然父女俩前期的创作也存在意见不统一，解决的方法是不以刘震云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刘雨霖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去看景，去当地看，以片中的人物和情节为准。这时片中的小百慧应该说什么话，老宋该说什么话，她俩见面该说什么话，慢慢磨出了结果。”为了把剧本磨到极致的状态，5、6个月里父女俩经历了多次看景、商量、看景、再创作的过程。

最终，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于2015年10月30号开机，拍摄到12月31号，刘雨霖介绍说，63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按时完成拍摄，拍摄的时间不长是因为前期准备的时间长，每一场戏，需要什么道具，灯光怎么布置，服装、人物关系等有什么细节注意，每个机位在哪儿，包括后期每场戏怎么剪都很清楚。所以拍完后剪辑、后期、调色等一系列流程也都非常快完成。

说到这次长片的经验，刘雨霖又强调了“笨功夫”——要“不着急”，多准备，耐心打磨剧本，多部门沟通很重要。

刘雨霖同时也表达了对行业一些现象的看法。“现在太多不好的影片就是因为不舍得花笨功夫，剧本都充满了塑料味儿和宾馆味儿，他们在宾馆房间、在会议厅烟雾缭绕的环境下商量剧本，创作者对人物角色没有感情，而是利用和剥削里面的人物，给他们配台词来打动观众。”她说，这时观众根本与影片的人物产生不了勾连，这个“笨功夫”还是得花到前期的准备工作中。

问到下一部作品的计划，她表示是刘震云还未发表过的小说，从明年下半年开始筹划，是一个从乡村、城市到纽约，更涉及两三代人情感交织的故事，“需要花更长时间准备”。

需要准备哪些？

“得先想明白怎么从刘老师手里把版权拿过来，第一部我就花了10个月。刘老师也是很势利的嘛，（下一部）他也要看看《一句顶一万句》的票房和观众的反馈怎么样。”刘雨霖笑笑，再次跟记者语带轻松地开起玩笑：“所以我的身家性命都在你们媒体身上了哈”。

“呀，刘老师声音太大，我（思维）都被打断了”

是否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跟现在对父亲的印象不一样？刘雨霖说：一样，都一样，刘老师是非凡的人。

刘雨霖还说有一次母亲郭建梅问她：“你能进入到你爸的内心世界吗？”

“不行，我太差了，我做不到。”

刘震云的口头禅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而刘雨霖也跟记者说，“我是农民的后代。”事实上，为她斩获人生第一项重要荣誉的奥斯卡获奖短片《门神》，就是在她的老家河南拍摄，讲述农村儿童的落寞与哀愁。

走上文艺路，关注普通人，刘雨霖说，这样的人生选择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家庭对她的耳濡目染。

“我从小就看着刘老师天天在街边蹲着，一个人，看人来人往，看人间烟火。我就拉着他的衣角，一起蹲在街边看。我虽然很小，但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柔软，对生活中那些动人瞬间的敏感。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受到了这样的滋养和影响，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出口，就是电影。”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但我却一直是个富足的孩子，这种富足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内心。从小父母给了我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他们从来不逼迫我上什么补习班。比如我母亲，很多妈妈一看到孩子出去玩，就会在阳台上喊：快回来写作业。我一直是院子里玩到最晚的那个孩子，月光都出来了，我还在玩泥巴。”

说到动情处，与父亲的交往以及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刘雨霖顿了顿，出现了少有的表达不连贯，这时隔壁刘震云采访的声音隐约传来，“呀，刘老师声音太大，我（思维）都被打断了。”

但刘雨霖马上恢复了受访状态，“他对我的影响太多太深了，这种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没有哪一件是印象最深或意义最重大的。他教育我不要着急，做事情没有天赋和捷径，花的就是笨功夫，做该做的事情时要付出100%的努力，但做起来就要一次性做对。”

“我认为刘老师是非凡的，他是有大善和大爱的人，这还在于对普通人的关爱和关注，也教会了我对被忽略的普通人精神和情感的理解。一如孤独，《一句顶一万句》影片里的孤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孤独。”刘雨霖说道，这也是她为什么要坚持演员在影片里用普通话而非延津当地方言来表演的原因。

“拍电影要触摸观众的心而不是掏观众的钱包”

票房透视镜：满分10分，自己给《一句顶一万句》打几分？

刘雨霖：任何一个父母都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孩子打分，但从良心，从下功夫，从诚意这点来说，我给团队打10分。

票房透视镜：基于原著和自己获奖身份的高起点，如何看待影片上映后的口碑？

刘雨霖：吸收该听的，别人对我的执导。放下负面，看完负面还是不能影响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这是一个新导演破土的过程和创作者必须要有的心态，而且，我什么样的负面评价都可以接受。

因为，创作的第一目的是触摸观众的心而不是掏观众的钱包，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来做这部作品，所以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们不预设观众为消费者的立场，尊重观众，诚心诚意地触动他们的心，与他们产生勾连，观众也自会给予温暖的回馈和拥抱，要是他们看完还能对各自的生活有一点点影响的话，那这是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担当。

刘雨霖的思维和表达不可谓不令人称赞。不做导演，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她也有很多可能性。

而问到有没有可能做商业喜剧片？她反问记者什么是商业片？后又解释，观众愿意看的就是商业片，还要跟票房挂钩，但很多高票房影片走到最后都是靠口碑起来的，并不依赖明星和大咖。所以说，未来，能讲广大观众接受的故事，走心的，最终触及到最广泛的观众群体的影片才叫商业片。

“而如果未来有好的喜剧剧本，我的能力也能达到，我会很愿意去导一个喜剧，不光是博得大家一下，更会在意笑的背后，能让大家想起点什么。”

采访的前一天，李安在微访谈中建议新导演最好用原创剧本去换取导演话语权，着力强调新导演自己写剧本的重要性。作为李安师妹和学生的刘雨霖却自有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