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翔：黄庭坚与周敦颐的“灵魂对话”

　　人与人相处，有时像鱼一样，虽身在同一片水域，却在不同水层，故而往往至老死不能相遇。人与人的相知，又有超过鱼的灵妙，可以跨越水层，甚至穿透水域而心心相通。黄庭坚与周敦颐，一个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一个为宋代理学的老祖宗，文艺与道学领域的这两个巨人，虽未曾交接从游，但黄庭坚却在千万人中率先以一语说破周敦颐的襟怀气象，令人在千百年之下，也不能不生起知音之叹。

　　一

　　当有人问起黄庭坚（1045-1105）的为人时，南宋大儒朱熹肯定地说：“（黄庭坚）孝友行，瑰玮文，笃谨人也。观其赞周茂叔‘光风霁月’，非杀（特别）有学问，不能见此四字；非杀有功夫，亦不能说出此四字。”

　　朱熹高度评价了黄庭坚的德行与文学。“孝友行，瑰玮文”的评语实际上套用了苏轼的话，苏轼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说：“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朱熹沿用前人现成的话，虽不能说是敷衍，并且也符合事实，但毕竟是间接的，少了一些特别而亲切的心得。

　　朱熹所说重心在后一句，即黄庭坚曾以“光风霁月”四字准确赞扬了周敦颐。其言下之意是：朱熹高度认可周敦颐，但周敦颐不容易认识，在当时也没有得到准确评价；“光风霁月”却是搔到痒处的论断，朱熹的老师李侗也说，这四字“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而由于独具慧眼，能够在庸众之中看出周子的非常之处，就证明黄庭坚自己也绝非等闲之辈。朱熹不愧是旷世大儒，他的片言只语也蕴含深广的意味，提醒我们去追寻一段高山流水的往事。

　　周敦颐（1017-1073）的名字，今人可谓耳熟能详，只要读过中学，学过《爱莲说》，就不会对他一无所知。而在古代，由于南宋胡宏、张栻、朱熹等人的推崇，周敦颐得以从祀孔庙，头顶“理学开山”“道学宗主”的光环，读书人更是顶礼膜拜。然而，这些都是周敦颐的身后事；他在生前，虽然谈不上声名寂寞，但他的重要性并没有显现，他的影响力还非常微弱。

　　周敦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巨人星光熠熠的时代，不管是在文坛，还是在政界，抑或在儒学方面，周敦颐都不是天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文坛之上，有庐陵欧阳修高居盟主地位，正配合政治维新，轰轰烈烈地推进文学革命，而周敦颐不仅主观上轻视文艺，有明显的崇道抑文倾向，只承认文辞文艺的修饰性小用，而且创作实绩虽有一篇《爱莲说》，却并没有太大的文学成就。在政治上，周敦颐的重要性更加无足轻重，他没有中过进士，靠舅父的恩荫才得以担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此后30年都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为官，虽然恪尽职守，行事严密，但毕竟未能参与朝政重大决策，其政治影响力与年龄相仿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相比，有萤火与月光之别。在儒学方面，周敦颐的确见道深微，度越诸子，但当时他在学术上的知音并不多，尊崇者就更少，即便是遵父命追随他受学的程颢、程颐，在其文集中除了三两处片段回忆之外，绝少像立雪门人传承师道师说那样的文字，也似乎缺少对“夫子”足够的敬意。

　　想当年，名士孔融迫不得已向尚未崭露头角的刘备求救，刘备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人同此心，试问当时有谁真正识得天下有他周敦颐呢？

　　二

　　周敦颐在赣州为官时的上司、后来官至相位的赵抃，几乎是当时唯一表彰周敦颐的政界中人。史载，赵抃对周敦颐的政事处理相当折服，因而根据周敦颐“官清赢得梦魂安”之清廉，而领会其心之“渊然澄澈”，给他贴上“真吏隐”的标签。无独有偶，周的妻兄蒲宗孟也指出，周以“仙翁隐者”的姿态，常与高僧道人结伴，逍遥于山水之间，寄托“高栖遐遁”的志趣。赵是周的同僚，蒲是周的亲戚，对周的事迹是熟悉的，他们已经感受到周的特立之处，因而在为“吏”之外，以“隐”来说明周的不凡。然而，胸中时常体味“孔颜乐处”、能够图说“太极”从而明天道根源、究万物终始、探宇宙奥秘的周子，会仅仅止步于与鸟兽同群的隐士之境界？由此可见，时人对周敦颐的理解中伴随误解、相知中包含无知，不足以全然抉发他的精神内蕴。

　　在周敦颐去世16年之后，苏轼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指出评价周敦颐的突出问题，在于仅仅着眼于外部行迹，把周子等同于清廉的官员或高洁的隐士，实际上清廉谦退仅仅是他的一个方面，不能概括他超越世俗认知的“全德”。但对于什么是周子的全德，苏轼只是捡拾庄子的老话，赞其“造物乃其徒”，似未能完全体现苏轼的水平，也难以达到朱熹认可的程度，仍嫌意犹未尽。

　　对照之下，黄庭坚“光风霁月”的评语就显得极为切实而高明，是周敦颐胸怀气象的绝妙表达。

　　“光风霁月”出自黄庭坚应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而作的《濂溪诗（并序）》，该诗包括篇幅颇长的序及楚辞体之诗，兼容事迹、议论与诗意的礼赞。一 方面，黄庭坚叙述了赵抃和蒲宗孟可能见证的周子事迹，肯定他处理政事的明敏；另一方面，与苏轼一样，指出周敦颐超迈流俗的气度。但他更进一步，揭示周敦颐不受世故束缚之超然与“不卑小官”之泰然自适，总结他“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的高贵品质，逐步从外部行迹转向内在潜藏的德性，尤其注重展露周敦颐“雅意林壑”中的精神意趣。诗中清洁而光明的意象奔涌而来，玉、雪、云、月、芰荷、白鸥，无一不鉴照周子胸怀的澄明与高迈，无一不渲染并应和诗序中的最强音：“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何谓“光风霁月”？南宋史季温说：“‘光风’，和也，如颜子之春；‘霁月’，清也，如孟子之秋。合清、和于一体，则夫子之元气可识矣！”早在先秦，孟子阐述了圣人的清、任、和、时四种境界，清、和即是其中两种，光风霁月则是这种理性境界的感性显现。德性与诗性在“光风霁月”中交相辉映、打成一片，它全然揭开了周敦颐在吟风弄月的表象之下深沉沛旺的“元气”。

　　“光风霁月”这一诗意的概括，非常人所能道出，它有铸鼎之力，成为理学家胸怀气象的传神写照。清代邓显鹤因此说，黄庭坚的《濂溪诗》“为推崇濂溪先生之始”，据此也可以说，黄庭坚是周敦颐的第一知音。

　　三

　　为什么黄庭坚能够说破周敦颐的“光风霁月”？其原因已被朱熹点出：黄庭坚特别有学问，故能看得见；特别有功夫，故能说得出。这话当然不错，但嫌太宽泛，在黄庭坚与周敦颐的深度契合点上，还有更为具体的缘由。

　　黄庭坚具有看人识人的特别眼光。他曾对周寿说：“真实道人不易识，直须高着眼目。”真正的得道之人，既有和光同尘的表面，又有道德充盈的里面，需要透过一层，因此不易认识；而认识的条件则是“高着眼目”，洞观其人的精神境界。它与“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观人方法大有不同，不再据行为活动与礼义规范来裁判君子、小人，而是注重体察他人的内心世界。因此，黄庭坚赞赏的是平时与俗人无异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之士。周敦颐也是如此，他教人寻味孔颜乐处，而颜回贫居陋巷不改其乐，正是显示其行为举止安于命运，并未刻意怪异，看似与常人没有不同，其不可及处乃在于精神德性的完满丰盈、自足自乐，似乎平凡，实则超迈。

　　这种共通的观念倾向，还表现为二人都钟爱“莲出淤泥”的典故。周敦颐的《爱莲说》即表明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之“独爱”，而黄庭坚也有相近的志趣，他在《赠别李次翁》中歌咏有德之人，说：“利欲薰心，随人翕张。国好骏马，尽为王良。不有德人，俗无津梁。德人天游，秋月寒江。映彻万物，玲珑八窗。于爱欲泥，如莲生塘。处水超然，出泥而香。孔窍穿穴，明冰其相。维乃根华，其本含光。”其立意与周敦颐如出一辙，表现出对佛教莲花譬喻的认同。佛家常以莲花来比喻佛法，有著名的《妙法莲花经》阐释教理。在佛教语境中，莲花的要义在于喻指法性真如在泥不染，自家真性自开光华。黄庭坚与周敦颐不约而同，从中获得修身与品人的识度，形成两人精神上的默契。周敦颐出身边陲，学无名师，官不通显，正如处于“淤泥”之中，而其超拔之处，全在不易从外部获知而实则蝉蜕于尘埃之外的德性气度。如果他不践行这种处世方式，反而不容易被黄庭坚推崇；如果缺乏心心相印，确又容易与他失之交臂。

　　黄庭坚另一项本领是他杰出的诗才。他能够别出手眼，将德性充分诗化，善于用“秋月寒江”之类具体可感、通体光明澄澈的意象来妥帖传达抽象的哲思，因而不仅他自己能够体察到内在德性，也能让他人感知到内在精神，“如见其肝肺然”。于是，黄庭坚拈出的“光风霁月”，就水到渠成为周敦颐写心，也令后人叹服不已了。

　　（作者：钟志翔  江西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

　　原文载于《当代江西》（2024年第1期“江右风华”）

（编辑：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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