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辙的观察，黄庭坚的确是一个无所住心的人

前言

根据苏辙的观察，庭坚的确是一个“无所住心”的人，他的生活虽简单，却能陶然自得，即使不受朝廷重用，仍无需借外物来调适自己的心境，苏辙甚至以“颜回”的生活态度来比喻黄庭坚，可见他对于庭坚的赞叹正呼应了庭坚自己所说“自适其适者，无累于物”。至于“神宗实录”事件对黄庭坚而言，无疑是一场因党争而来的政治灾难，所有属旧党的修撰者都被贬官，当时黄庭坚也被贬至黔中，而他也只在〈书自书楞严经后〉的文章里，轻描淡写的说一句“绍圣初得罪窜弃黔中”，对照〈豫章先生传〉中的描述可以看到黄庭坚坦然以对的心境写照。

文中说明了黄庭坚不论身在何时，或身处何地，遭遇何事，他总是一派轻松以对，即使面对诬陷，别人或感到悲泣，但他却能神色自若的“投床大鼾”，不忧不惧处之泰然，甚至可以说走就走，不被环境所伤。僧人惠洪在其〈跋山谷字〉之二中也曾提到：山谷初谪，人以死吊，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此帖盖其喜得黔戎，有过从之词，其喜气可搏掬。山谷得瘴乡，有游从，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万钱，以天下之重，则未必有此喜也。黔州是非常荒凉又偏远之地，有“鬼门关”之称，所以被贬谪至此，常有有去无回的意思。故惠洪文中所指“人以死吊”，便是这个意思。然而，黄庭坚自己又怎么看待呢？“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天地这么大，岂会没有自己容身之处？黄庭坚是苦难中成长的人，对于贬到任何穷乡僻壤，他都有能力使自己心境坦然，无所畏惧。

黄庭坚的洒脱自在又可见于崇宁元年其任太平州事，上任九天即遭免职，黄庭坚却也只是淡淡一句“夫物与我若有境，吾不见其边；忧与乐相过乎前，不知其所以然，此其物化欤？亦可观矣。故寄名曰观化。”。来表达物我相融，随顺自然的心境，他与庄子〈齐物论〉中“不知周之梦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意境相当，都是一种物的转化，是故，得与失、忧与乐也只是一种转化的过程，最终乃要进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化境。这种化境是超脱万物的变化，而将其与“我”合为一体。既然我与万物已相合，那么生命的流转变化，就无有分别亦无须执着，而黄庭坚便是依此来观照自己的际遇，同时以自然无我的心态来处理忧乐得失的境况。

黄庭坚的人格特点就是对于事功追求的淡化，他所重视的是内在的道德、心性的修养。在他担任国子监教授时，就曾恺切的向学生们提到养心的重要，所谓“其学于师也，不敢听以耳，而听之以心；于其反诸身也，不敢求诸外，而求诸内。”，黄庭坚认为学习最重要是“心”，要能听之入心才能有所得，而这个“心”是要从内在修养来的，不得外求，从内心真正有所体会，才能发挥学习的效用。于是“养心治性”成为黄庭坚创作的动力，为了能有好的作品，他非常重视一个人心性的调整，所谓作品即人品，他认为创作作品就该有一家之法，而“此事要须从治心养性中来”，看在黄庭坚的眼里，心性的修养即是培养一种“定”的工夫，也就是做任何事都不可焦急躁进，必须步步踏实。晁补之在其〈书鲁直题高求父提清亭诗后〉一文中，也赞扬“鲁直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黄庭坚曾以范子功为例，说其“不学则已，学则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斯文之作，妙尽心性之蕴，只使朝夕熏之，自成道种。”，学习是一种内在心性的洗涤，写作文章不过就是遵于心性所对应的色、受、想、行、识等五蕴产生的境界而有的发挥，故古人有云：“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在治心。”心的修养很重要，因此在文章中黄庭坚特别强调对心性修养的重视，如〈养浩堂铭〉中即指出：心者气之君，气者心之将。君之所忾，将应如响。心渊如渊，气得其养。夫惟气之为物，忧则焦然，怒则勃然，羞则戁然，惧则瞿然，劳则瘅然，饥则悴然，酌其有余不足而用其中，尔乃浩然。

“气”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它可以说是人类与宇宙万物所具备的生命能量或动力，至于“心”则是统摄这一切动力的主宰者。黄庭坚认为气的主宰主要是来自于心性的修养，气便是它的外在表现，故心有所感，气有所动。此外，“寡怨寡言，是进德之阶”，这是黄庭坚对其外甥洪驹父的提点，亦是其治心养性的功夫，即不夸耀自己的能耐，人最忌讳骄傲，他常以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来教育子弟，“禹治水十九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况于世间知书能文，果不足骄人矣。”“不矜不伐”是大禹所以受人尊敬的原因，人必要懂得谦逊，世间知书能文的人很多，太自以为是会令人轻视，而太骄傲则又会遭人妒忌甚至遭来灾祸，这都是修心养性的重点不能不重视。能够不去沾染世俗的烦杂，保持心性的清明，才能察照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此外，更重要的是贵在「身体力行」，他曾以古人所言对其洪氏甥说：“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这便是黄庭坚“养心治性”的工夫。结语黄庭坚对于生命的体悟就在于“养心”所衍生的怡然自得。当他为章公弼写墓志铭的时候，曾提到“不知其所以养心之术，但见其临世故逆顺常自得也。”，此时乃是黄庭坚被调回京任秘书省职，也是其任官最好的时候，但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反而藉此再次认知到“临世故逆顺常自得”的道理。从此事体会到人生的境遇亦应是如此，因此在他的人生观中，这就成了重要的生活态度。

同时在〈与李德叟〉一文中，黄庭坚感受到“白首怀道，能照世间烦恼根本，自得轻安，以享子孙之福禄。”，“怀道”是他在心境上转折的来源，而这个“道”指的应是禅门清净之智慧，而烦恼的根本即是心理生理的虚妄所生的颠倒作用。佛陀曾告诉弟子阿难，要想要找到自己自性正觉的真心，就必须以勇猛的精神去追求，而追求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人的烦恼根源”是什么？才能有所对治，最后才能得证佛的果位。而这个烦恼即是虚妄颠倒的心理、生理作用，至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则是造就它的贼媒，因此佛说自无始以来，众生就在这样的缠缚纠结中无法超脱。如此则有大智慧便能参透明了这个烦恼的来源，就可以轻安自在，这也正是黄庭坚在〈四休居士诗并序〉中所提到的“安乐法”，即是“少欲者不伐之家，知足者极乐之国”。黄庭坚从太医孙君昉处得到的安乐之法，正是他一生主张“万事随缘，少欲知足”的生活态度的写照，因为“少欲”则造就谦逊的家风，所以能泯除世间的荣辱得失；因为“知足”则时时顺化自然，所以能成就无处不欢乐的国度。

结语

虽说黄庭坚一生仕途坎坷，命运乖舛，然而他却常用轻松的心态来面对世事的无常变化，这也是他人格特质的写照，一切随顺因缘。也因他能参透烦恼根源的所在，故其虽经历之种种苦厄但乃仍体悟到“自得轻安”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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