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拜师前后

　　 辍学养家

   　 父母离异后,母亲甩手一走，单家的半边天塌了。家庭裂变，单田芳无从插手，皱皱巴巴的心阴沉着，怎么也快活不起来。当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沈阳市第二十七中学的时候，著名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朝自己敞开了。单田芳也做着五光十色的“纯情美梦”，盼望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名优秀的技术员和出色的工程师。

 　   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等你长大了，一定要考政法大学，毕业出来当法官、做律师，那些人物都是在社会上做阔事儿的。说书唱曲有什么出息？水平再高也不过是舞台上的玩物、跑江湖卖嘴皮子。于是，单田芳立志要念大学，改换单家的门风。

   　 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想不到，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好不容易挣到手的机会，又飞走了。

  　  另外，还有一桩烦心事儿，那就是——钱。

  　  当初，母亲在，“板鼓一响，黄金万两”；如今不行了，母亲改嫁，家里的财路差不多都给堵死了。虽说每月有哈尔滨寄来那六十元的抚养费，但六十元人民币不是六十两黄金啊。单田芳左顾右盼，实在是两难，最后，把心一横，想：干脆辍学，挣钱养家吧！

   　 身为长子，不得不扮演“人梯”的角色，家庭危难，长子必须应声而出。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上大学的锦绣前程。

   　 上大学的路子断了，还有就业呢。《水浒传》里阮氏兄弟曾拍着脖子叫嚷：“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其实，单田芳也有这种念头。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几岁的姑娘叫王全桂，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

  　  从师门而论，王全桂应该叫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师姑”，早在王香桂没有改嫁之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亲近。后来，王香桂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全桂依然记挂着前情，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全桂腿勤、嘴快、心肠热，是位招人喜欢的好姑娘。王全桂也是书曲艺人，悟性高。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毕竟这个小伙子是念过大书的人，有学问，有见识，能给艺人的唱词曲文挑毛病。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时常为一段鼓词争论得热火朝天。说实话，单田芳正是王全桂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单田芳和王全桂在营口正式结婚，时间是1954年10月1日——那年，新郎才刚刚十九岁。

  　  师父求徒

   　 婚后，王全桂用鼓槌儿敲来的散碎收入养活着新组建的家庭。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单田芳一直疙里疙瘩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靠老婆一口一口地喂食儿，太没面子了。正当单田芳坐卧不宁的时候，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他就是自己的师父——李庆海。

   　 李庆海可是曲艺界的老前辈，早就已经名满关东了。这位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也是单家的至交，单永魁夫妇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家里的座上客，即使单永魁稀里糊涂地摊了官司、后来又身陷囹圄，李庆海的亲热劲儿也从未削减过。李庆海非常看好单永魁的宝贝儿子，夸赞之词，常挂在嘴边上：“这孩子，是块儿好材料。”他不只一次跟单永魁吹风：“大全子聪明过人，肚子里有墨水儿，要是学说书，将来必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和孩子都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愿意做大全子的启蒙老师！保准他成名天下……”

  　  吹风也没用。单永魁是圈儿里人，深知作艺的艰难；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还非常盛行。不但老一辈持这种看法，就连单田芳自己也抱类似的态度。因此，李庆海总是不能如愿。眼看收徒的指望泡汤了，李庆海仍旧不死心。等到单家势败，单田芳赋闲的时候，他再次拣起当年的话茬儿。这次，他有意瞒过单永魁，而是直接找到了单田芳。

  　  老头儿从心里赏识单田芳，所以劝慰起来也是格外实在：“大全子，家里这个局面，你也该考虑出路了。你那个大学念不念的无所谓，大学毕业不过当个技术员，每月工资撑死不到六十块；熬白头发混个工程师，能挣多少？八十四！那点儿收入跟艺人怎么比？我看，你还是说评书吧！干好了这一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一辈子……”

  　  在曲艺界，哪有师父上赶着求徒弟的？如果不是李庆海慧眼识珠、有“爱才癖”，人家何必左一趟右一趟地磨嘴皮子？他给单田芳的“判词”非常明确：“你说书，得天独厚。第一，出身门里，长期耳濡目染，在娘胎里就有功底，只要想学，一点就透。第二，有文化，有见识，当今书曲界就缺少你这样的‘文曲星’……”

   　 李庆海，这个旧社会过来的“文盲评书表演艺术家”，以他的直觉和执着，为中国曲艺界及时地留住了单田芳。当单田芳正式跪倒在李庆海脚下，虔诚地拜师学艺的时候，李庆海笑了，他总算得到了这个称心如意的宝贝徒弟！按照曲艺行排辈，应该到“田字辈”了，李庆海为“大全子”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单田芳。或许没人意识到，当“大全子”成为“单田芳”，并在圈儿里“喝号戴花”的时候，一个新的评书时代已经随着这个年轻人的皈依、随着滚滚东流的历史大潮，拔锚起航了。

  　  正式下海

 　   1954年，单田芳正式下海。想想那些同龄人，正坐在大学讲堂里刻苦攻读，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啊。”

  　  1955年，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到辽宁鞍山。鞍山，是东北的工业重镇。经济发达，自然人多钱厚。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所谓“大邦之地”往往都是艺人们纷纷落脚儿的风水宝地。据说，当时的鞍山，光书曲艺人就有五六十位，可以想像，在这儿打场子该有多么艰难。从艺之后的单田芳，虽经名师传授、高人指点，但终究是纸上谈兵，没有参加过实战演出。小伙子脸皮儿薄，背人的时候，词儿也熟，嘴儿也溜；可是，一上台就完了，心慌意乱，腿肚子转筋，净顾自个儿抹冷汗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跟王全桂叹气：“看来，我是上不了台啦。不行，就给人家跑跑龙套、打打杂儿，心甘情愿地做个小工吧。”王全桂笑了，作为艺人，她当然知道，迈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鞍山给了单田芳投师访友、谈艺论道的机会。虽说台上打哆嗦，台下却是紧忙活。他先后结识两位同行：一位是赵玉峰，人称“关里关外第一把金交椅的大将”。另一位是杨田荣，也占“田字辈”，江湖大排行，还得叫人家一声“师哥”。一摸到这两位的信儿，单田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拜望。

   　 单田芳夫妇合计好了，便拎着点心盒子找到了赵玉峰说书的前进茶社。望着老朋友的后代，赵玉峰喜上眉梢，他问：“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单田芳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不念了。嘿嘿！我……已经……下海啦。”“师父是谁？”“李庆海。”老头儿眼睛一亮，说：“哦！早有耳闻，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彼此寒暄了一阵子，赵玉峰便来了精神头儿，他无限感慨自己同单永魁夫妇的交情，又对老单家的不幸遭遇摇头叹息，随后说：“你学说书，我最赞成。这是你明智的选择。书曲行，文化人少啊，如今，你来了，就是我们的‘状元’。将来，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传诸后世，那可是功德无量啊。”单田芳的评书里有句名言：“不服高人有罪。”他本人博采众长，哪怕遇到一名普通的演员都不肯交臂而失，更何况赵玉峰这样的书曲大家呢？见面第一天，爷儿俩就感觉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他们谈了很多，很久……

 　   虽说邂逅了赵玉峰这样的高手，但是，单田芳绝对不会端过来照抄，他在艺术上始终是挑挑拣拣，反刍消化。这正是单田芳的过人之处——无门派地交游，有选择地吸收；否则，他永远超越不了自己的老师，至多是“李庆海第二”，或者“小赵玉峰”。比如，赵玉峰的《明英烈》，活儿挺瓷实，却不叫座儿。二百多人的茶社，只有寥寥几十位听众。单田芳觉得蹊跷，便仔细品味赵氏版本的《明英烈》，看看毛病到底出在哪儿。这就要得益于名门出身了，《明英烈》是老单家看家的买卖，王香桂与单田芳的三舅都在这部书上下过苦工夫，而且各有惊人之笔。揣摩了许久，他终于把刺儿挑出来了，赵玉峰的评书关节不严，主题游离，再加上“扣子”散漫，所以抓不住听众。

   　 晚上的书场一散，单田芳便随师爷返回住处，爷儿俩盘坐在橘黄色的灯影里，一边喝茶，一边叙谈。单田芳把自己的想法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并且，壮着胆子在师爷面前讲了一段“单氏版本”的《明英烈》……没想到，赵玉峰非但没有脸热，反而双瞳放光，一拍大腿，说：“太好了！小子，你行啊。冲你现在这个水平，完全可以登台说书啦！”

  　  单田芳连忙摆手，推说自己不敢。“不敢？”老头儿立刻吊起脸，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质问道：“有什么不敢？凭什么不敢？过了我这一关，还有啥可怕的？就像你刚才那么说，用不着发挥，上台照端，肯定能火起来！”

 　   得到了师爷的褒奖，单田芳的底气也鼓足了，小伙子主动敲开了鞍山市曲艺协会会长的房门，迎面就提：“会长，我要说书！”那时候，曲艺行可是有尺寸的，登台也好，演“正场”也好，得具备相应的艺术资格，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岂不就乱套了吗？当时的单田芳还属于学员，谁肯花钱听你的书！怎么办呢？曲协会长满屋子踱步，单田芳也是心急如焚……

  　  曲协先后开会研究了几个月，总算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单田芳可以登台，但不能占“正场”，先试着说“板凳头儿”吧。“板凳头儿”是书曲行话，说白了，就是见缝插针、补空垫场。凭良心说，给单田芳一个“板凳头儿”也算格外破例。为了给这位年轻人捧场，“曲协”还专门做了宣传，提前很多天，鞍山街头便出现了大幅海报。单田芳回忆说：“当我上街，第一次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大海报时，心跳不止，脑袋胀大——紧张啊！”谁知道初出茅庐第一仗能不能打好呢？立刻插手准备吧！圈儿里的同仁被邀请来充当观众，单家宽大的客厅里摆开了阵势，一张书桌，两排椅子，所有的客人都瞪着大眼睛、一丝不苟地挑毛病。单田芳本人更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除了请人“摘毛（找缺点，提意见）”，还日日夜夜地下苦功，嘴里嘟嘟囔囔尽是书套子，甚至连梦话里都是这些内容……

   　 首次登台

  　  1956年正月初三，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明英烈》。多少年过去了，那场演出还历历在目，至今想来，他还不断地唏嘘：“这关键性的一步是真难走啊！”那天，正场演员是位唱西河大鼓的，按辈分单田芳该叫人家婶儿。她非常友好，自己的节目刚完，便特地为下面的“板凳头儿”做了良好的铺垫：“各位先别走，下面上场的是一位年轻演员——我们书曲界的后起之秀。他要给大家说一段《明英烈》，希望多多捧场。”还真不错，台下的观众都没走。单田芳紧张得两眼放光、四肢微颤。在观众眼里，台上的年轻演员风华正茂、浓眉大眼，嘴角儿还挂着一丝谦和的笑容——小伙子挺有台缘嘛。单田芳深深地鞠了一躬，稍微清了清嗓子，随后，娴熟地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正式开书。早已滚瓜烂熟的《明英烈》就像洪水决堤那样，一泻千里。当然是很卖力气了，嗓门儿有多大使多大，口齿要多灵有多灵，单田芳满肚子都是词儿，真是不吐不快，越说越凶，生怕讲慢了一点儿就赶不上末班车似的。评书的节奏一乱，演员心里就没底了，越来越快的语速根本无法控制，而且是讲得越快越冒汗，简直不是在说评书，而是评书在拽自己百米冲刺……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追赶了两个小时，最后终于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单田芳谢完幕，里边的棉衣全都湿透了。事后一扒拉算盘才知道，肯定有一拨子听众捧场，要不，怎么能一下子挣到四块两毛钱哩！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当时，鸡蛋三分一个，猪肉四毛一斤——四块二，可以买不少东西呢！尤其这笔钱是单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凭本事赚来的，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他欢天喜地地赶回家，月子里的妻子王全桂还等着茶社里的消息呢，她见面就急着询问：“怎么样？”单田芳把钱往妻子怀里一放，眉飞色舞地说：“看！今天的收成。想不到，我也能挣钱啦。往后，你就舒舒服服在家呆着吧，我养活你们……”首战告捷，并未完全树立单田芳的信心。

  　  第二天，单田芳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书场，老天保佑，还有一大片观众。好啊，不冷场就是胜利。《明英烈》说到了第三天，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这让他高悬的心缓缓地落了下来。说书也从容多了，不再像第一场那样通篇没有标点符号。人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大眼睛的小演员。赶上星期天，茶社里座无虚席，《明英烈》的名声已经传扬出去了，观众花钱，听的就是单田芳。他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收入惊人，两小时竟然挣了八块多——破天荒啊！就是成了名的“正场演员”也极少达到这种水平。单田芳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书也说得越来越“油”，整个鞍山城都传遍了：“听说了吗？最近，出了个新人叫单田芳！”

 　   天气逐渐转暖，单田芳的《明英烈》也该煞尾了。随着那些正场演员走吧，三转两转，到了全市最著名的“宜昌茶社”，那儿可是出红角儿的地方。单田芳依然说他的“板凳头儿”，为了历练自己，他选中了鞍山很少有人碰过的《童林传》。说真的，这部书他根本就不会，只是听别人说过，想开书，靠的就是记忆力和想像力。这就看出书曲世家和白衣布丁的分别来了，在师兄杨田荣的帮助下，单田芳一点就透，举一反三，可以顺着别人的书套子摸下去，能讲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行家听了绝不会产生“剽窃和改装”的感觉。这个行当里，除了七分功夫，还必须具备三分天才。中国人强调“家学”，单田芳就是传统“家学”的受益者。老师夸他天生就是书曲圈儿里的“虫儿”自有道理。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经意之间就能从父母、叔伯乃至艺人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种滋养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不可替代的。《童林传》一炮红遍鞍山城，靠的绝不是运气。《童林传》引来了滚滚财源——老天爷，每天都不下十块钱！那是个什么概念？跟现在月薪上万差不多。当地人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板凳头儿大王”。什么意思呢？全社会认可了单田芳，接纳了单田芳！二十一岁的单田芳已经在鞍山这座曲艺重镇稳稳当当地扎住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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