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资本:“何炅翻车”体现出怎样的应援文化?
记者 | 实习生 胡辰
编辑 | 姜妍
主持人何炅又一次上了热搜,与他以往一贯的积极正面形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以“何炅收礼”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出现在网络上。有网友翻出了他曾经在录制《口红王子》时的视频,节目中他调侃说粉丝的应援礼物上的不干胶不要粘太牢,否则只能自己用。12月21日凌晨3时,何炅发微博道歉称,本想提倡不要浪费,但没料到反而成了不好的引导,并借此热搜再次声明,“不再收任何礼物。希望粉丝朋友、艺人朋友和团队谅解配合”。
当天稍晚,有网友发现主持人杜海涛下架了闲鱼上的252件已售宝贝,被质疑为粉丝的应援物品。微博上随后出现“艺人能不能售卖粉丝礼物”的讨论。一天后,人民网评论称,“不要让不正之风荼毒年轻人。”12月23日,湖南卫视声明,坚决反对收受粉丝礼物的不正当行为,将介入展开调查。
过去十几年,随着明星产业的蓬勃发展,粉丝送偶像应援物品的行为早已屡见不鲜。而粉丝的应援行为(应援意指对明星的支持)也从最初较为简单朴素的送明星吃喝水果以及其他小物件,到送上动辄几千上万的名牌咖啡机、限量香水、高档剃须刀等礼物,再到发展为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明星打榜(粉丝通过发微博、投票等方式保持偶像所在的榜单名次靠前,将话题刷上热门话题)、控评(操控明星新闻下的评论走向)。那么应援行为到底是怎样发展至今的?粉丝们“为爱发电”的背后是怎样的心理?越来越有组织、成体系的应援小组是如何操作的?这一流行文化背后又体现着怎样的网络时代特征?当今的应援文化早已与十年之前有所不同,粉丝习得并利用资本逻辑,运用自己被赋予的权利,自发主动加入到应援行动的集体狂欢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属于粉丝群体内部特有的行动逻辑。
应援文化的兴起与时代审美的转变
应援最早发源于日本,90年代兴起于韩国,由体育赛场上的啦啦队逐渐传播到娱乐业。1992年韩国第一个偶像团体“徐太志和孩子们”出道,在演出现场,粉丝们为了突出行动的一致性和规模,并便于与偶像互动,选择在固定的位置、身着统一的服装、手持统一的气球和荧光棒等应援物为自己喜爱的明星造势,应援文化应运而生。1996年出道的“韩流鼻祖”H.O.T的粉丝们初定了偶像粉丝应援的行为规范,随后出现了“应援色”(一个偶像或偶像团体的专属颜色)这一称呼,但因可选的颜色不多,而明星层出不穷,常常发生因撞色而引发双方粉丝互相争吵的事件。
2005年11月21日,韩国,前H.O.T成员文熙俊在陆军训练所门前举行歌迷见面会。图片作者:Yonhap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全媒派》撰文认为,应援文化在韩国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整套工业化的艺人培养体系决定了偶像出道的主要推动力是经纪公司,而艺人们的收入很低,作为练习生,他们需要经过2-5年、每日10小时的严苛训练,此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而在未来即使有幸出道,公司抽成常常占七成。韩国的东方神起组合曾在采访中透露,艺人解除合同需要赔偿公司总投资额3倍加出道后总收益额2倍的违约金,一般人根本无力承担。因此,粉丝们自然而然认为偶像没有很好地被公司对待,他们时常以“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努力”的既心疼又敬佩的心情来看待偶像,也想到自发组织起来为他们买各种物品。粉丝们对偶像的保护欲和独占欲也使得应援从最初的精神鼓励上升到了物质帮助。
日韩式的应援行为随后不断拓展与传播。在中国,粉丝群体的规模化要追溯到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粉丝们开始用手机短信投票支持偶像,成立粉丝组织和后援会并在线下发放应援物品,这也是“粉丝”这一概念第一次出圈。而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大规模的粉丝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也让粉丝可以第一时间直接了解到偶像的动态,明星和粉丝之间形成一种“准人际关系”,彼此的时空距离被压缩。
在谈论起近些年的粉丝应援行为时,绕不开TFBOYS。TFBOYS几乎是中国国内最早采用养成式偶像模式的团体,其所属的公司时代峰峻致力于打造一个陪伴式的成长计划,让网友们清楚地感受到他们从萌娃成长为青年的历程。这一特殊的组合及其相关的应援行动屡次引发关注——王俊凯的“海陆空”立体生日派对花费在千万级别,11块时代广场LED大屏广告、独立直升飞机环城飞行、豪华邮轮终身VIP、在水立方进行主题灯光展、在冰岛韩国等海外媒体投放、粉丝们也用42,776,438次微博转发点击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么何以是这三位少年让粉丝们愿意下血本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应援行动呢,这或许源于时代审美的转变所推动的粉丝心态的微妙变化。十几二十年前,人们想到明星,多是刘德华、梁朝伟等具有“男性气质”的偶像。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认为,“70后、80后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主流文化和集体主义的压抑规训,因此渴望挑战和反叛,要为积压的情绪找一个出口,所以偶像得有很叛逆的个性,要酷,要猛。但是90后、00后不需要去挑战谁,没有很压抑的情绪要释放。他们生活在一个消解、解构、什么都无所谓的文化环境里,叛逆有什么了不起?美好、积极、纯粹的情绪反而是他们渴望的稀缺品。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看起来很干净,很纯净的人作为偶像。”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筱燕观察到当今的偶像形象往往会强调他们“多么努力”,“不划水”,“热心公益”。这种正能量、努力同时又清纯且略显瘦弱的偶像形象让人“我见犹怜”。很多粉丝都戏称自己为“妈妈粉”,有人提到,他们会将爱豆当成儿子、女儿,而送礼就像上学时要给老师送礼的家长。因此在他们看来应援其实是通过物质支持的方式来守护偶像的成长。
2015年10月07日,重庆,TFBOYS成员王俊凯,王源赴北京录制节目,机场人气爆棚。图片作者:李石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TFBOYS之后,伴随着粉丝群体购买力的整体提升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中国的粉丝经济呈爆炸式增长,各路粉丝的购买力和影响力让人瞠目结舌 。
严密的组织和效用的满足
圈外人常常惊异于粉丝的消费能力,但实际上应援往往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结果。粉丝们会在微博、百度贴吧、豆瓣小组等各大社交平台上自发组织起大大小小的应援站,这些“站子”是连接起偶像和其余众多粉丝的中介渠道。应援站的日常工作既包括接机、活动现场支持等线下应援,也会在线上第一时间发布偶像消息、控制微博转发评论、专注投票并分析数据等。换句话说,凡是与明星有关的信息流都是应援站的任务。
应援站内部有着严格且成体系的运作模式,粉丝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明星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和曝光率,并制造出团结一致的粉丝内部形象为偶像造势。过往粉丝时常受到非议,一些人会对粉丝群体作出疯狂或“无脑”等负面评价。但从粉丝的集体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并不全然是非理性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世超称之为“工于计算”,认为粉丝恰恰通过有组织的经营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媒体人何瑫曾通过田野式观察的方式,近距离地记录下明星的“站子”,并写作《每个帝国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丝帝国》一文,可以从中窥到应援站的运作日常。“站子”对各种行为有着严格的规定,群内的粉丝必须严格遵守“新饭教育”机制、“删帖相关规定”等,否则就要被移除,粉丝群通过这种方式确保站内不会出现任何关于该偶像的负面信息。为了维持有序运转,应援站存在着一套庞大细致的管理体系,不同部门之间各尽其职。其运营者是经过选拔且时常更新的,应征者还要经过为期数月的实习期。而每个吧内成员都需要承担刷数据的日常工作,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节目或经纪公司会设置打榜和投票机制,得票数多的偶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但由于新浪微博注册新账号需要与手机号绑定,因此站子会统一大量购买账号并分发给成员,粉丝们需要不断切换账号重复发微博或对明星的微博进行转赞评 。
在粉丝眼中,关注一个明星和成为粉丝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只有为偶像持续付出过,才算得上真正的粉丝。除此之外,应援站也影响着粉丝的消费行为,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作党都可能会面对质疑:“到了支持他的时候,你们连一支口红钱都出不起吗?”
粉丝们在应援行动中付出情感劳动,他们在其中花费金钱和时间,以此来达成粉丝内部的阶层流动和在群体内形成社会资本。尽管需要投入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并受到各种繁复的规则的束缚,但这实际上也是他们主动为之的结果。粉丝们在享受和消费对明星的想象的同时,也在获得独特的自我效用感。在见证偶像成长中获得陪伴感和成长感和将对理想自我的诉求延伸在这一完形身上的体验也许无法替代。而在看到明星一步步走向成功时,粉丝们也会自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中包含着自己的一份功劳。因此,这强调的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和自我参与。李松蔚分析说,在加速社会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这正是粉丝生态得以存在的土壤。
公众号“RUC新闻坊”的《免费数据劳工从业记》一文指出粉丝的心理,“我的偶像为了持续获得粉丝的喜爱通宵练习或者长时间飞行,我为他付出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能‘白嫖’(粉圈术语,指什么事情都不为偶像做,包括买专辑等,只在网上浏览偶像图频,但标榜自己是粉丝)。”因此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突出了“做”的重要性,而不是过程和结果,最终指向的是自身的体验。只是他们是通过免费数据的形式表达效忠,并将对偶像的爱实现了劳动化。
同时,团体内部的情感共享对粉丝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在与粉丝社群的互动与实践中加深了自身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一位粉丝提到,“和她们(其他粉丝)见面的时候特别特别开心,像革命同盟会面一样,我的辛苦只有她们能明白。”美国传播学者柯林斯曾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他认为互动,或者说仪式,是社会动力的来源,两个或以上的人共同在场,并彼此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互动的过程释放出参与社会成员共同渴求的情感能量,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进而导致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成员之间彼此高度互为主体性,创造出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的机制,并将此种特殊的感情通过仪式链继续传递下去。
而此种互动在当下的语境中或许也弥补了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所稀缺的公共参与。吴筱燕认为,在自发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中,参与复杂的集体讨论和共同决策,并将集体行动具身化,使其影响更多人的认知,这些都是“政治”最原始、最基础的形态。我们依旧可以从粉丝的行动中看到年轻人对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和能量。
2014年鹿晗的一条微博以上千万条评论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隔一年,这一数字突破了一亿条。何瑫观察到,如此惊人的数据,是精心筹划的产物,是集体运动的结晶。他进一步指出,这是过往时代难以出现的局面,具有无边疆域的互联网空间为粉丝的扩张和聚集提供了便利的土壤,借助社交网络,散落各地的粉丝们在线上集结为一个又一个团体,这些团体进一步聚合,构成了一个过去未曾出现过的体系庞大、分工细致、行动力极强的粉丝帝国。
应援背后的诉求与资本力量的博弈
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追星大多是买张专辑或海报、聊聊八卦或去听一场演唱会。那么粉丝行为何以演变为今天的动辄下血本支援偶像,在网络上打榜、控评、反黑,甚至出现“肖战粉丝举报事件”“豆瓣被粉圈攻占”等屡次破圈的事件呢?
或许可以从何炅收礼一事的讨论中看到端倪。何炅提到,自己所收的礼很多不是来自自己的粉丝,而是上节目的明星的粉丝送给整个节目组的。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推敲:他们希望节目组“照顾”自己的爱豆。粉丝们希望节目的制作团队可以多为自己的偶像拍摄一些镜头,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想多看到爱豆的画面,更是因为这会影响到明星的曝光率,进而左右商业公司给他们资源的多少。在竞争激烈的造星市场,能达到顶流的明星往往极其有限。这就意味着,明星之间甚至存在着零和博弈,人气影响着商业公司愿意多大程度上投资他们。因而也就不难理解送礼时不同的粉丝群体之间互相攀比,使得礼物的价格和档次层层加高的现象——粉丝们不希望自家明星落后于他人。学者、《创造101》编剧吴畅畅认为,这些行动属于典型的敌我政治逻辑,并一步步渗透到文化社区的形成。
以往,人们更关注明星的作品或文本,音乐也好,影视剧也好。而今天,明星本人占据了中心,反而原有的连续性的文本被消解,“有流量没作品”的批评也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电系讲师崔迪认为,当文本弱化,商业力量和粉丝实践之间缺乏一个由意义符号所构成的缓冲地带,二者的勾连变得非常简单、直接和粗暴。流行文化的原罪被直接暴露在参与者面前——粉丝通过数据与商业逻辑对话。
打榜、控评等粉丝常见的应援行为更能展现出这一逻辑,粉丝们通过自己的数据实践来支持偶像出道。这无疑是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向用户赋权的结果。粉丝们比以往更大的权利,他们甚至可以决定明星的未来——比如《创造101》就是通过观众人气投票选出11位练习生。吴畅畅认为,传统媒体时代,在偶像商品经济链条上,粉丝只能通过购买文化产品等行为介入下游,而在流量时代,粉丝介入得更多,甚至能到达上游参与偶像的“制造”。
而资本正是抓住了粉丝所享受的控制感,通过制定各种规则将更多粉丝拽入这场狂欢之中,并从中赚取利益。很多时候经纪公司恰恰是应援行为的幕后推手,他们通过种种措施让粉丝们相信:自己的付出程度会直接影响偶像的命运发展。
粉丝们逐渐习得并谙熟一整套资本逻辑,知晓“照顾”背后的好处。他们尽管也会怀疑数据背后的暗箱操作,看到资本的嗜血。但也知道只有更高的曝光率和更漂亮的数据,才能让偶像引起资本的注意。不管对偶像,还是对追星的自身来说,也许别无选择。因此,粉丝赋权的过程也同时伴随着被资本利用,促成变现以及再生产。粉丝行为在文化商品实践中被建构和限制,送礼便是被规训的结果。
今年4月25日零点,肖战在微博上发行个人单曲《光点》,不到一天的时间《光点》就破纪录地创造了超6600万张的销量纪录,四天后销量破亿。一位粉丝说,“必须要支持他。得让路人知道,我们有多么强大。”很多粉丝一个人就会买下成百上千张。然而,当商业公司也知道销量数并非明星的真实粉丝数,偶像的人气也并不如数据那般光鲜亮丽,他们还会根据粉丝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景观来进行决策吗?
参考资料
1、《TFBOYS之王俊凯生日狂欢战!一文解析粉丝应援的前世今生 | 全媒观》,全媒派
2、《重新思考粉丝与青年文化》,CTARC2015
3、《每个帝国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丝帝国》,何瑫,GQ实验室
4、《反抗、解读与想象:女团选秀节目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 圆桌·粉丝》,界面文化
5、《媒评|粉丝的合法性政治:举报何以有效?》
6、从Fandom1.0到2.0:粉丝实践的文化变迁,全媒派
网址:明星与资本:“何炅翻车”体现出怎样的应援文化? http://c.mxgxt.com/news/view/28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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