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南怀瑾现象”的往事与随想

　　南怀瑾先生逝世快一周年了，但读书界和学术界对南怀瑾著述的学习和研究仍然热度不减。要说清南怀瑾先生何以具有如此魅力，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我与南先生没有直接的交往，只是读过他的一些书，但有关“南怀瑾现象”的一些回忆与随想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怀瑾先生其人其书其事。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南先生的著作开始被引进大陆，后来主要就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南先生著作等身，其中大多是一些有关“国学”方面的通俗串讲，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禅话》、《禅宗与道家》、《中国文化泛言》、《历史的经验》……这些著作有个基本的特点:即都不是一本正经、高头讲章类的学术专著，而是按他自己的理解把儒、释、道三家打通，兼涉文学史乘、阴阳五行、医卜星历、养生修练和兵、医、墨、法等诸子百家，颇合于“别裁”、“旁通”、“他说”、“泛言”这样的书名;书中每篇的篇幅不长，在介绍传统思想学术的同时兼指世道人心，既有教益又带思想性，文字直白却不失风趣，。

　　南著陆续在大陆出版后，很快便风靡了起来，其发行量之大令人大跌眼镜。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说，中国读书界的兴趣，以1989至1990年为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拐点，那就是逐渐从“西学”向“国学”的转向，这其中深刻的背景和影响这里不便讨论。当时许多年轻的学子渴望了解“国学”的ABC，所以，以通俗为第一特征的南著很快就大行其道起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但是，对南著的追捧，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无知或知之甚少的青年读者这一层面上，而在那些正宗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中却少有附会者，许多人对其著作持不评价的态度，更有甚者还很不以为然。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南怀瑾现象”。

　　记得当时复旦大学文史哲的部分教师在《复旦学报》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举行了一次学术沙龙，专门讨论这一现象。与会者的发言后来还以笔谈形式发表在《复旦学报》上。我当时的发言主要谈的是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世俗化”或曰“通俗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不管怎样，南先生以他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这个观点我到今天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深化了。

　　所谓深化那是指，当时我还主要是强调南著的形式，即在“新旧文化交流互变的冲击时代，只好采取配合时代趋势的方法来研究”。今天，我更体会到了南先生著书立说后面的良苦用心。南先生做的旧学之具体内容或可以批评指摘，但其用心于中华文化“其命惟新”之思考则日月可鉴。业师朱维铮先生品评人物向以严格著称，他生前在谈到南先生时认为，称其为“国学大师”有点言过其实，他也就是在读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后写了些自己的感受，但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有勇气讲出他自己思考过的东西。

　　时至今日，还有知名的老学者撰文批评南先生的代表作《论语别裁》宣扬早就被“五四”先辈批判过的“陈词滥调”，这就不能不令人心寒。众所周知，“五四”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当时，中国人遭遇了太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所以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然而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之，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文化批判多半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由于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都是过时了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历史的环境早已变化，可上述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反传统”俨然也成了我们的一种新“传统”，许多人至今仍奉这种“传统”为神明。

　　可是，人们可以摧毁旧道德、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道德、新文化。因为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很有限的。道德和文化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是经过历史筛选的，这不是靠一两代人拍脑袋就能拍出来的。曾几何时，我们为自己将这个民族从死人的掌握中解放出来而欢呼雀跃，有人也曾一厢情愿地以为在一块精神的白板上可以绘制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结果怎样?近百年过去了，旧的已所剩无几，新的却还在难产中。我们与祖先失去了联系，渐行渐远，遗忘了先人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价值和规则。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正在付出!

　　就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震天价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口号下，父子、兄弟、夫妇、师生、朋友、同事、上下级乃至路人间人人自危，相互监督、揭发、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非致人于死地而后快。而那恰恰是中国出现大问题、大灾难的时代，称为“十年动乱”一点没错。但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那里想为“文革”招魂，就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了!

　　当然，今天的情形毕竟与“文革”大不相同了，想复辟没那么容易。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是物质财富在增长，人的活动空间在增大，市场经济在蓬勃展开;另一方面却是“市场取向特征”使人与人之间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我们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独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至少从表面上看，现在中国人的精神正沿着向下的轨迹加速下滑: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真正的信仰，诚信日益缺失，道德不断堕落，家庭解体变得司空见惯，人的心态越来越浮燥、焦虑甚至愤怒，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敌对，商人间互相欺诈就不必说了，许多医生、教授、科学家也变得没心没肺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越来越自私、独断甚至狂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却越来越丧失信心。

　　事实告诉我们，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它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主观上想摆脱传统的结果，是传统尤其是坏的传统如梦魇一样变形移位地缠着你。所以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中国传统及对其的态度问题。这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全盘继承，颂古非今而在于了解历史，接续历史。一个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难有所发展，而一个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不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众流、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就前者言，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意义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所谓途径和契机，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鉴，展现理据，启示方向。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了对它的怨恨、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那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进而如何去开创未来。

　　只要认真读过一点南先生的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书主要不是纯讲学理的，而是重在讲人格的培养，就如他说的:“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做人做事。”他著书的目的，就在于启发我们“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如何避免“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在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立场上，他讲多元的中国文化观，兼容孔子、老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不拒绝古今中外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吸收各种有益的成分，进而去创造、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文明。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吗!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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