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王家卫 文／宗城 原发《作品》2018年第７期
黑色墨镜
2018年，王家卫六十岁。对中国人来说，六十甲子一轮回，渡过波澜起伏，人生走向“中庸”。人到这时，虽尝尽名利，却也在不断地告别。眼前的路越走越窄，所以回望过去。他有美满家庭，有名利，有兄弟，有事业，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拍出彻头彻尾虚无的电影。在王家卫的早期电影里，主角是精神上的孤儿，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信仰，像一根芦苇，游荡于空旷又逼仄的都市。
有人说他像张爱玲，冷眼看人间，趟过孤独的泥沼。他的确从小读张爱玲的小说，思考过相似的问题，但他从没有翻拍张爱玲的作品，觉得那样吃力不讨好。他承认自己的底色和张爱玲很相似，一部《东邪西毒》，是电影版的《半生缘》。
或许在返回家后，透过墨镜，王家卫会想起三十年前的时光。那时，他普普通通，出入闹市，无人认识。《重庆森林》的故事，就是他的生活，他是个浪漫的高个子，还在牛仔裤专卖店工作时，搭讪的技巧已纯熟。一次，王家卫看上一位高瘦的女人，那女人要一件APPLE牌牛仔裤，他主动上前问：“小姐，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阿美。你参加过模特大赛对吗？”那女人冷冷地说：“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待付完钱后，直接离开。第二天清早，她却怒气冲冲返回店铺，质问王家卫：“阿仔，你怎么搞的？尺码根本不对，我怎么穿啊？”王家卫说：“我料定你今天会来找我，尺码我是故意拿错的，想请你喝咖啡，肯赏脸吗？”
后来，这个“阿美”被写入《重庆森林》。相似的情节还很多，对王家卫而言，搭讪女孩如夜间骑行，有趣而刺激。有一夜他刚刚失恋，和朋友到酒吧买醉，他对朋友说：“从现在开始，第一个进来的女人，我就要追求她。”多年以后，陈以靳依然记得，自己在那天戴着一副墨镜，独自进入酒吧，一位高大的男人主动上前，对她说：“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只有三个理由：第一个，说明她是个盲人；第二个，说明她在耍酷；第三个，因为她失恋，她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她哭过。”陈以靳抬头凝望他，款款笑道：“我看，那个失恋的人是你吧。”
于是，他们结为恋人、夫妻，到如今未分离。
在遇见陈以靳前，母亲是王家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也是他很多作品主角的原型。母亲在香港缺少朋友，时时一个人操一口吴侬软语，穿一件紫色旗袍。客居异乡，王家卫是她的牵挂，也是她少有能说上话的朋友之一。多年以后，当《花样年华》赚足眼泪，王家卫真正怀念的，还是他的母亲。
陈以靳曾见过他流泪，但在镜头前，他恪守平静，“语不可激，怒不可留”，如同《一代宗师》的叶问，王家卫说话像打太极拳，不点破，不动怒，但是很真诚。他很喜欢引用《醉古堂剑扫》，这是一本明人语录，后来被《小窗幽记》抄袭。他的为人处世，恪守着《醉古堂剑扫》的警句。这使得王家卫捉摸不透，却有一丝士大夫的味道。
在镜头前，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因为这是太太送他的定情信物。镜头前温文尔雅的他，永远只谈工作的事。他身高一米九，面色沉静，很多记者想看透他，但初次见面就知毫无希望，王家卫把自己藏得很深，他字斟句酌，精通于化解问题，无论是“鲁豫有约”还是Vice，都无法刺探到工作以外的细节。
墨镜成为王家卫的留白符号，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戴墨镜。最初，他在香港TVB当打工仔，没什么人关注他，也就没有墨镜示人的必要。TVB名气很大，却不重用他，他决定辗转电影业，来到当时知名的新艺城影业，写出《君子好逑》《黑帮三部曲》等剧本。王家卫那时就与张国荣一步之遥，但他只是个小编剧，和大明星认识的机会不多。
他的前半生没有一丝成为大师的迹象，因为出稿慢，他两次被人炒鱿鱼。第一次，炒他的人是黄百鸣；第二次，是小制作公司永佳。陈勋奇那时候也在永佳做演员，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王家卫的御用配乐师，谱写出《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乃至《一代宗师》的配乐。
不知道的还有杜可风。他比王家卫长七岁，20世纪80年代已小有名气，和杨德昌有过合作。直到1990年，经由张叔平介绍，他才和王家卫结识。杜可风的光线运用、手持摄影很对王家卫的胃口，他俩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一合作就是十几年。后来，杜可风、张叔平与王家卫并称“无敌铁三角”。
20世纪80年代的王家卫尚在沉潜。三位贵人改变了他的轨迹。第一位，是创作人甘国亮，他是王家卫心目中的师傅，教会了王家卫如何写电影对白；第二位，是香港新浪潮导演谭家明，他致力于呈现“香港文化、精神和地理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王家卫的创作思路；第三位，是投资人邓光荣，就是他招揽了被永佳炒鱿鱼的王家卫，组成“王家卫、刘镇伟和刘定坚”三人组，并支持《旺角卡门》和《阿飞正传》的拍摄。当邓光荣去世时，王家卫说：“他是第一个支持我和鼓励我去做导演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
转折点在1991年。王家卫不会忘记1991年，那一年的金马奖最佳导演的争夺中，他凭借《阿飞正传》击败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李安的《推手》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拿下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奖项。
《阿飞正传》是很多人的第一次。王家卫第一次拍文艺片；第一次收获金像奖、金马奖；张国荣、梁朝伟、杜可风等人第一次与他合作；这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王氏电影。如果说《旺角卡门》还遵循着香港商业片的基本套路，那么从《阿飞正传》的第一分第一秒开始，我们知道，一位不同凡响的电影鬼才诞生了。
王家卫是个戏痴，为了拍好《阿飞正传》，他花了六十多万尺胶片。他对工作有近乎变态的执着，在业界素以折磨演员著称。据说刘嘉玲一个抹地的动作，他拍了四十六次；刘德华一句台词，拍了二十多次；而张学友的一个低头，足足拍了六十次。不是谁都能忍他，但忍下去的，最后都服了他。有人觉得他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王家卫不作回应，在片场里，他惜字如金，反而是杜可风有一肚子的话。
在《阿飞正传》中，他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呈现错过的主题。旭仔一辈子都记住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而苏丽珍一直记住他，但却已经错过他，他们曾经是一分钟的朋友，发展到两分钟、三分钟、每天一小时，又在一个瞬间后，彼此的生命从此错过。
类似的情况出现于《阿飞正传》的姊妹篇《花样年华》。苏丽珍和周慕云的相遇是一场巧合，如果不是因为租房相近，他们不会擦肩而过。周慕云通过借书、约会、“船票”来暗示他对苏丽珍的喜欢，苏丽珍也一度深陷情感漩涡而大哭，但他们始终过不去内心最后一道坎。可因为彼此内心的道德观念，他们最终错过。
在与林耀德的对话中，王家卫说：“我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具体一点，就是感情的错位、拒绝与被拒绝。”都市人害怕错过，却时时错过。在王家卫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很看重时机，一样的人，一样的话语，时机不同，效果天差地别。如同苏丽珍和周慕云，当他们以彼此最沮丧、最难堪的状态相遇，当他们彼此孤独，他们在脆弱中相互理解、相互温暖，以至于尘封的心再一次投入感情的激流。
《花样年华》先后出现三段游戏，每一段游戏，都是周慕云和苏丽珍试图进入情境中，去确认某一件事。三段痛苦的“游戏”，让周慕云和苏丽珍直面爱人出轨的现实，也让双方明白，各自对对方的情愫，已经难以掩藏。当苏丽珍靠着周慕云的肩头哭泣时，她爱上了周慕云，只是，她说不出。
王家卫把这个故事放在1966年结束，他不想把“爱情”结束于“爱情”本身。在1966年，有些事情结束了，有些事情开始了，“过去”你无法改变，“未来”你终将面对。
周慕云和苏丽珍最终分离，到最后，周慕云也无缘的见他们的结晶“庸生”。据说，片尾柬埔寨那场戏，有他们重逢的素材，只是被王家卫毫不留情地剪掉了。对于观众，这是缺憾。对于电影，这却是点睛之笔。比起擦肩而过，圆满才是最大的缺憾，最美的爱情活在刀刃上。如一位豆瓣影迷所说：“如果圆满了，我会微笑，但会叹息。而现在，我叹息了，却会长久地欣喜和铭记。”
黄金年代
花样年华确实好，事到伤心每怕真。那些伤心的往事，也随着岁月这细细的风声，飞走了，或者，埋在心里。无论原谅与否，都已过去。晏殊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还有一句：“扫地可怜花更落，卷帘无奈燕还来。”
但回到20世纪90年代，还不必如此伤感，90年代是泽东影业的开拓期，对他们那批电影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浪漫年代。梁朝伟、张国荣、张曼玉、张震、林青霞、王菲、杜可风、陈勋奇、张叔平、刘伟强乃至关本良，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适合的人，把自己最好的时光交给彼此。在90年代的王氏电影里，他们一手揽下表演、摄影、音乐、美术和剪辑，王氏电影的底色属于他们。
彼时，王家卫踌躇满志，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彰显自己的才华，告诉世界——香港出了个王家卫，他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他拍不出大卖的商业片，但《阿飞正传》等片已获业界肯定，为他在海内外积累了一定口碑。这部电影给了很多人信心，也奠定了他们这批人的基础。当然，王家卫和自己的搭档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东邪西毒》就让林青霞、张国荣直呼不懂，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互相尊重，因为他们在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哪怕在别人眼里是浪费时间。
那是香港电影业的黄金时代。人人都憋着一股气，想要做导演、拍大片、一举成名，投资人面对踌躇满志的作者，高谈阔论，还不像今天这样小心谨慎，饭局里时不时蹦出新点子，一见如故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那是最野心勃勃的香港，也是处于十字路口的香港，从弥尊道到维多利亚港，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是下一个造梦人。
王家卫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能够大胆泼墨，在纸面作画。他拍出了一些充满灵气的片子，如烟花闪耀在香港的天空。《重庆森林》就是其中的典范，他是王家卫在拍摄《东邪西毒》时抽空“玩出来”的作品。片子只拍了一个月，却表现出一位作者在自由状态下的惊人才华，在这里他有最默契的拍档、最有灵气的演员、最不受规训的创作状态，哪怕只有一个月，他依然拍出了一部充满灵气的电影。
《重庆森林》最初并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是王家卫脑海里有三个短故事，他想以此串成一部电影，后来因为第二个故事拍得太尽兴，他决定将第三个故事挪给下一部电影(即《堕落天使》)，前两个就是《重庆森林》的成片。
这部电影是一次剪辑的杰作。它原本是喜剧，故事情节和成作截然不同，可依靠剪辑，王家卫愣是拍出了一个面貌全新的作品。他删去了大量素材，2011年，网上流传出一部分被删的戏份。视频中，林青霞摇曳生姿地唱了一首歌，十分动听。但即便是那么珍贵的片段，还是被王家卫剪掉了。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
王家卫、杜可风、林青霞、梁朝伟、王菲等，他们那时候足够疯狂。一个月内，王家卫白天写剧本，晚上拍镜头，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林青霞戴着金色假发一路狂奔，杜可风则扛着摄像机紧追。他们那时候很快乐，像一群孩子在阳光下跳舞。
《重庆森林》成为歌手王菲的电影代表作。在此之前，王菲的电影生涯乏善可陈。她一生只参演了七部电影，第一次是在1989年出演TVB的同性题材短片《别姬》，但本片浮皮潦草，王菲也未一鸣惊人。1991年，她又在Beyond主演的励志片《莫欺少年穷》中客串，扮演符合直男性幻想的妙龄女郎。这段时间，王菲的电影履历非常单薄，没人相信她会成为影后。
但1994年，一切都不同了。她遇见了王家卫，拍了这部《重庆森林》。
阿菲这一角色简直是为王菲量身定做。对于这个角色，王家卫要的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这个角色可以把收音机开很大声、做事漫不经心、在店里又唱又跳、到别人家中玩起改造。王菲有种让人原谅她胡作非为的气质，王家卫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就像林奕华在《假王菲之名》中说：“王家卫让她在《重庆森林》中演‘自己’——她那漫不经心的、游荡式的表演方式，与片中戴上假发努力使人看不出她是谁的林青霞一比较，确实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重庆森林》也是王家卫最亲近都市青年人的一部片子。在炫晕的光影中，他试图还原当代都市男女的生活本质。伴随着California的乐声，阿飞、何志武们暧昧、失落又渴望的心境被映射出来，主人公们一直在寻找他们握不住的东西。与他们的祖祖辈辈相比，他们生活于更支离破碎的年代，一些东西瓦解了，一些东西还没愈合，他们就处在这尴尬的裂缝中，漂泊于时间之河。
这不是王家卫第一次探讨这个主题，《阿飞正传》已经有过。旭仔和何志武，本质上是一类人，指向王家卫的内心世界。这样一个“圆满”的导演，却始终在内心留下一块孤独的飞地，这个飞地如同现实的香港，精神与地理发生错位，如同地球上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重庆森林》后，王家卫紧接着拍出《堕落天使》，李嘉欣的自慰片段引人热议，但比起噱头，学院对电影本身却反响寥寥。结束完这个拍摄流程后，王家卫决定离开香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一群人陪他受罪。
在这里，他拍出了电影《春光乍泄》和纪录片《摄氏零度》，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摄氏零度》有一句台词：“生命感好严重。好像有生命，可是有点生病。”张国荣就是在这里生病的。在这里，一群香港人在异国他乡，忍受资金紧张和导演“超时”，拍着拍着，张国荣感染了阿米巴细菌，梁朝伟也一度身体不适。为了阻止剧组人员偷回香港，王家卫甚至把他们的护照扣了下来，让剧组患上严重的思乡病。成片中，返回香港的演员情绪饱满，那不是演的，而是真情流露。
《春光乍泄》于1997年上映。1997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香港导演很喜欢用这个年份做文章，如《玻璃之城》《天水围的日与夜》《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 细路祥》等，但在不少作品中，电影的政治映射反而喧宾夺主，使其沦为“政治狗哨”。相比起来，《春光乍泄》选了一个相当讨巧的角度，它避开政治大词，呈现远离香港的异乡恋人。
《春光乍泄》骨子里说的是爱情和生活。何宝荣、黎耀辉是同性恋，可他们朝夕相处，和普通恋人没什么区别。他们的依赖与被依赖、虐恋或逃离、控制与猜忌等，都是普通恋爱中常有的情绪，王家卫没有刻意表现“同性与异性”的不同，他说：“我拍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同性恋电影，而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同志并不是主题，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才是重点，只不过这两个人恰巧都是男人而已。”
“我曾以为我和何宝荣不同，其实寂寞的时候，我们都一样。”通过对主角的刻画，《春光乍泄》在给同性恋“去魅”。当越来越多人呼吁关心同性恋、平等对待同性恋，异性恋针对同性恋的“特殊视角”仍在发挥强大的力量。同性恋表面被关怀，实际上仍被视作“特殊人”。但《春光乍泄》真正做到了平等看待，在这个光影闪烁的世界里，同性恋人的感情真实而琐碎，他们的爱与恨都与异性恋无异，区别不过是性取向罢了。
《春光乍泄》高度浓缩了王氏电影的质感——强烈的生命力和迷惘的个体生活。王家卫一生中只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暧昧、孤独，却有旺盛的情感体验，他在这部电影中安排了许许多多游走于城市角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避而不谈宏大命题，既不过问时代，也不心忧社稷，他们关心自我的幸福、自己的归属感，他们流连于美好肉体和转瞬即逝的夜色，又不得不面对迅速的离别。王家卫残忍地宣告他们努力的失败，并通过一次次重复与错过营造出一幅虚无图景——他们总是会与自己的期望擦肩而过，囿于自己的虚弱小心翼翼地把持这尴尬的分寸，但就是这份虚弱使他们逃不出怅然若失。
何宝荣和黎耀辉都是孤独的人，因为孤独，何宝荣依赖黎耀辉，也是因为孤独，哪怕何宝荣一次次胡闹，黎耀辉也保持忍受。一切就像是一场循环游戏，如《暧昧的品味》一书说:“他们关系在一次次‘不如重新开始’的憧憬中陷入一轮轮恶性循环。‘不如重新开始’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就像他们曾一起寻找未果的瀑布，在寻找的过程中就迷失了。”
无论是《春光乍泄》里的黎耀辉、何宝荣，还是王氏电影的其他主角，他们都是自己选择孤独的人，孤独是他们的底色，怎么逃也逃不掉。
还记得在《摄氏零度》中，张国荣与梁朝伟翩翩起舞，张国荣在一旁欣然观看。他们跳起舞来，好像世界只有彼此，他们不亦乐乎，像自由的飞鸟。不想飞鸟一去，竟再不归来。
无脚飞鸟
2003年4月1日18点43分，有一个人从高楼坠下。由这一刻起，千千万万人自发怀念他，电视媒体循环他的声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张国荣，他就像电影中的无脚鸟，一飞起来，就注定无法着陆。这一次，他飞得太远了。
如今人们知道，他是坠楼而亡，在坠楼之前，他在纸上写下一个英文单词：Depression（抑郁症）。张国荣半生与这只魔鬼搏斗，最后被它吞噬。而他在荧幕上留下的经典角色，多多少少都有抑郁的色彩。很难说艺术有没有加剧他的痛苦，但至少对他而言，演戏的时候很快乐。
张国荣并不是王家卫合作次数最多的艺人，却绝对是最刻骨铭心的。他俩第一次合作是在《阿飞正传》。在那里，张国荣是漂泊无根的旭仔。
旭仔从小与生母分别，靠寻欢作乐来排解孤独，奈何无济于事。他要寻找生母，依然无功而返，最终客死他乡，成为一个“失根”的象征。电影里，“无脚鸟”的意象被反复提及，王家卫借旭仔之口道：“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王家卫通过这个故事映射自己。他出生于上海，五岁跟随父母南下香港，漂泊、失根成为他的心结。所以在《阿飞正传》里，张国荣是香港人，他的养母却操着一口上海话，吴侬软语与粤语的对碰不是一种偶然。
所以，二十年后他要拍《繁花》。《繁花》补白了他对故乡的想象，他曾说：“我与《繁花》一见如故。”其实，他是对上海的影子一见如故，他的心里装着上海。从小到大，王家卫一直在文本里寻找上海，从施蛰存到张爱玲，从张爱玲到金宇澄，明里是香港，暗里是上海。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返回上海。王氏电影如同回环，周而复始，构筑起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这个世界与韩邦庆、张爱玲、施蛰存、金宇澄的文学风景互相呼应，熔炼出沪港的光影想象。
在这个光影世界中，总有一个浪荡儿独自彷徨，这个人正是旭仔。张国荣演出了旭仔柔软的一面。旭仔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养母当初收养他只是因为钱。作为一个家庭缺位的浪荡儿，他缺少安全感，由于童年时期的痛苦，他将自己的真情藏得很深很深，不敢再轻易爱一个人，而只是有意无意地“点到为止”。旭仔不知道自己前路在何方，所以当苏丽珍想和他结婚时，他选择了分手。但旭仔盼望一个精神寄托，所以，他不顾一切寻找生母。他要找的不只是母亲，还有失落的故乡。那里正是心安处，但他永远找不到。
从与张曼玉的第一场戏开始，张国荣就深深抓住了观众的情绪。一个眼神，一个转身，只要他在场，一开口就是宠儿。据说眼睛有神的演员能同时说两种台词，他的口会说话，他的眼睛会说话，张国荣就是如此。
其实，在最初的剧本里，旭仔戏份不多，但王家卫觉得张国荣演得太出色，忍不住给他加戏，结果改成了张国荣的独角戏。他深情镌刻出旭仔的一生，也让《阿飞正传》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人们好奇，他到底演的是旭仔，还是他自己？或许可以说：张国荣把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痛苦、那些隐藏至深的真情，都托付在旭仔身上。当他对着众人笑，他内心冷暖自知，当他一个人躲在黑暗里，他把眼泪寄存在角落。他无法释怀的苦闷，只好暂时在戏剧中宣泄。于别人，演戏是一份工作，于张国荣，这是一种排解。
三年后，王家卫与张国荣的第二次合作是《东邪西毒》，他演西毒欧阳锋。《东邪西毒》被誉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如今成为经典，但在公映首日，它却遭遇票房惨败和大部分人的差评。
它的英文名是“Ashes of Times”，意为时间的灰烬，在王家卫的江湖中，最厉害的不是武功，而是时间。王家卫看到一句话：“情若连环，恨之流水。”大意是：感情像连环解也解不开，恨却如流水般东逝。他很有感触，于是拍出这部电影。忧郁的张国荣是这部片子的最佳注脚，他饰演的欧阳锋行走江湖，看似冷傲，实则自卑。
《东邪西毒》成绝响，《春光乍泄》又复来。这一次，张国荣演何宝荣，这个角色“更像是只蝴蝶，一只感情激烈的蝴蝶”。何宝荣是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影子，他向往自由，又对恋人有强烈的依赖，他和黎耀辉始终在撕扯之中，如同一对“漂亮冤家”。
张国荣的身上有一种颓废的美感，这在《阿飞正传》中已经可见一斑。阿飞是一个无根的失意者，一生都在寻根，却死于途中。何宝荣同样有失意的底色，但他和阿飞又有不同，他并不是一个轻佻多情的男人，相反，他有很强的占有欲。何宝荣象征了感情中的激烈一方，而黎耀辉更有一种温和的力量。前者敢于打破生活的庸常，却敏感脆弱；后者内敛含蓄，需要信任的一方给自己指引。黎耀辉企盼稳定，却难舍蝴蝶的美丽，可当他想全情投入于何宝荣的恋情，又感到二人相碰，必有一方要流血。
王家卫说：“在我看来，leslie（张国荣）演的角色就像飞机，而tony（梁朝伟）的角色像是机场。飞机需要着陆，但又会飞走。”这世上总会有人喜欢陆地，但张国荣注定属于天空。当影迷热爱张国荣，他们热爱的是自由生活，也是一份敢于选择和放弃的勇气。
但也就是因为拍摄《春光乍泄》，王家卫与张国荣有过矛盾。张国荣在阿根廷染上阿米巴病毒，险些命送于此，捡回条命后，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因为拍摄进度问题，二人发生意见分歧，自此之后，他们再无合作。而这，成了王家卫一生的心结。
梦里踏雪
再美的事物，也随一朝春尽，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段消失的岁月，如同“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当初拍摄的阁楼已不在，皇后大道东的店铺换门面，重庆森林里，来来往往多少人家。灯光之下，当王家卫脱掉墨镜，回头向玻璃窗望去，在他眼前的东西，他还能否捉紧？他抵御得了名利，但时间才是最难防的贼。或许在某个刹那，一个人以为永久的东西，已经一瞬而过。
《东邪西毒》里有一句台词：“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对王家卫而言，更痛苦的事情也许是——当他翻到山后面，昔日共同翻山越岭的人已不在。
张国荣永别人间，《2046》后，杜可风也暂别王家卫。倒不是彼此有多大矛盾，只是杜可风有自己的野望，他想自己当导演，趁还未衰老多拍几部片子，跟着王家卫，四五年才拍一部片子，他已经受不了了。
王家卫的作品从不是一个人的结晶，那是一群人共同打拼的结果，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作品与他的时代总有微妙联系，当一个人告别最佳的创作环境、告别造就他的时代氛围，他哪怕再努力也都不得不面对某种意义上的平庸。这个平庸相比他辉煌时而言。潮起潮落，人也必然会有高低起伏。
人到中年，愈发有深陷泥淖之感。追捧的人越多，知己却已远在天边。当花样年华已成过去，王家卫不仅要面对一些人离开的事实，还要与世俗的压力搏斗。
他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趣味。他不止一次抱怨过市场对作者的束缚，他曾对好友说：“并没有多少导演可以自由开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主宰电影的创作人，反过来必须为投资者服务。”比如《一代宗师》，这是王家卫投入度很高的电影，但成本也很高，加上王家卫向来拖拖拉拉，搞得电影超支严重，不得不拿他的房子抵押。
《一代宗师》如同一座宽敞华美的宫殿，装饰眼花缭乱的花纹和提线木偶。王家卫用他们表达自己的理念，传递他对历史和武侠的理解。叶问象征着儒道结合的仁义宗师，宫二象征着压抑欲望的中国女侠，和叶问切磋的对手，也各有各的属性。如灯叔包场子后发生于金楼之上的三场打戏。面对妓女三姐的八卦掌与“撩裆”尝试，叶问的一句“何必拆祠堂”，化解的是妓女所代表的“色”；面对账房先生的“半步崩”，叶问用“桥手”应对，化解的是账房先生代表的“财”；面对电梯管理员勇哥使出的洪拳、螳螂拳、猴拳，叶问又一一化解，这一次他化解的是“名”。妓女三姐、账房先生、电梯管理员，他们的招式各象征了色、财、名。
王家卫说：“剑术水平有三乘，下乘曰‘见剑不见人’，中乘曰‘见人不见剑’，上乘曰‘人剑都不见’。一线天是高手，千金难买一声响，多了就俗了。”于是，《一代宗师》的重点不在武打。一线天的雨夜巷战、宫二的“叶底藏花”，已经难得激烈，其余不过杯盏之间，分出胜负。王家卫和徐皓峰写的台词文气十足，消磨了功夫片普遍存在的暴戾之气，呈现出“茶”一般的淡朴气息。
叶问成为儒家道德的载体，他的克制与守礼压抑了生命的冲动。梁朝伟过去多参演文戏，在文艺片中保持着儒雅沉静的个人气质，这种气质与甄子丹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个人气质决定了他们所能诠释的叶问，必然是两种不同气质。宫二则象征了资本世界对传统东方女性的想象，这位身披黑色貂皮大衣、头戴小白花、喜欢玉兰花旗袍的女性，从打扮上就具有典型的东方风情。她是王家卫对东方侠女的一种理想化建构。
侠之一字，一念执着。《一代宗师》与这些理想人物相互交织，使影片自成一体，成为王家卫式的理想江湖。
三十年来，王家卫成就了王氏风格，后者却又羁绊住他。他的一生都在拍一部电影，一个从寻找到错过的世俗故事。寻找王家卫，寻找的不只是他，还有失落的花样年华。
王家卫囿于自己的套路，也曾试图逃离套路，但以失败告终。他和张嘉佳联手拍出一部烂片，这部片子就是《摆渡人》。不能将败因全归于张嘉佳，据片场人员回忆，《摆渡人》实际上由王家卫主导拍摄，张嘉佳名为导演，却忙于修改一稿又一稿剧本。所以，这其实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世人欣赏王家卫的悲剧，但对他的喜剧却评价不高。他有写喜剧的天赋，《天下无双》就是他和刘镇伟一起写的，而《摆渡人》就是《天下无双》的路数，可是，时代不同，观众已经不接受这种趣味。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一些美术奖项，内容却无甚深度。王氏电影的元素在《摆渡人》中痕迹明显，可是，当这些元素和油腔滑调的肢体语言相结合，就成为一场观感的灾难。
王家卫对这部电影很在乎，当《摆渡人》票房和口碑都遭受重挫，他说：“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一味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只是一部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他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对《摆渡人》的喜欢，但这一次，他的老影迷不买账了。很多人甚至怀疑——王家卫到此为止。
王家卫是否到此为止，现在讲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他精心编织的蛛网，最后已将自己粘住。王家卫给自己选定的色调，成为他一生的羁绊。他自己或许也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才回过头来，拍摄更合老影迷胃口的《繁花》。
于他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寂寞的时代。激进的人说他衰老了，他其实没有改变。王家卫还是那个王家卫，一个追求浪漫、品尝孤独的王家卫，但时代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时代。
记得张国荣离世多年后，王家卫在一个采访里看到《阿飞正传》的片段，他看到张国荣笑得很灿烂。这个冷面人起初很平静，直到谈起张国荣。王家卫很少流眼泪，但看到张国荣独自起舞时，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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