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东方时空》就是对的时代里本该做的事

白岩松1968年出生在一座边疆小城，在他十岁之前没有勾画过什么未来，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1985年，他考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来到北京。时值中国快速改革的年代，校园里涌动着理想主义气息。那时白岩松喜欢朦胧诗和摇滚乐，大学毕业后原本想创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却阴差阳错地被正在招兵买马的《东方时空》“相中”。

1993年5月1日，央视新节目《东方时空》在早晨亮相。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台前幕后的那些有活力的人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为传播”的变革，它改变了观众打开电视的时间和收视观念，也改变了一大批年轻新闻人的命运轨迹。《东方时空》的开播，让电视人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关注老百姓”是其最核心的理念，把电视台采访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视角拉为平等，是其最大创举。新闻改革的实验正从这里开始。

在白岩松看来，《东方时空》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没有邓小平南巡，就没有《东方时空》。”上世纪90年代初，思想和社会空气重新活跃起来了，改革开放中间的每一个举措，都会带来个人和集体命运的改变。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1978年第一次来北京，住的澡堂子

1968年，盛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白岩松出生。

那一年世界非常乱，马丁路德金遇刺，留给全世界同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但当时的中国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大家关心的只是能否吃饱。

白岩松生活的小城镇里只有二十万人口，距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对于那里的人来说，并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

他记得七岁的时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他家门口的广场上出发，他和哥哥都去看了，回到家开始讨论自己的未来。白岩松当时想的是，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可以躲过上山下乡，中学毕业后接替妈妈进入学校，做后勤工作，或者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八岁时，白岩松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梦想”这个词对儿时的白岩松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

1978年白岩松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北京吃饭，每个座位后还站着两个人，一是排队等座，二是等着他们吃完饭的乞丐；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可以靠近的，上面贴着钱，是要给周总理盖纪念堂。

晚上白岩松得跟着母亲去住澡堂子，那时的酒店实在太少。在北京第一晚住在鲜鱼口，第二晚住在崇文门。十点钟等澡堂子的人走完后，妈妈进女宾部，白岩松进男宾部，第二天早晨七点前在门口相会。这就是白岩松对外面世界的十岁记忆。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他的命运也注定被改写。

做广播站“记者”，和崔健聊了一个小时

1988年，冬天，北京。大四的白岩松开始找工作。

真正让白岩松感到改革开放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件就是高考。1979年，哥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年黄永玉出了猴票，白岩松属猴，哥哥给他寄回来了几张，大多被他送了人，自己留下的都是盖了戳的。哥哥回家还带回了“特好吃”的富强粉挂面。白岩松从哥哥身上已经隐约感到命运的改变。

六年后，他在1985年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这一年的北京跟他十岁来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国庆35周年的大典，有了“小平你好”，所有东西都焕然一新。

那时候的音乐、诗歌、小说，对白岩松这一代大学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虽然学的是新闻，白岩松笑言，大学时大家都不看《新闻联播》，“大学期间最重要的看电视经历当然是86年的世界杯，还有88年荷兰夺冠的那届欧洲杯。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话剧、音乐会，晚上的讲座。”

让白岩松印象最深的是广院经常放同声传译的电影，比如《湖畔奏鸣曲》《两个人的车站》《悔悟》等等，一两毛钱一张票，现场有一位北外的老太太，一个人翻译所有的角色。就这样，白岩松看了很多部当时在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片子。

更让白岩松着迷的是，摇滚乐。他说，如今经常有大学生会问，“白老师，如果有时光穿梭机，让您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回不回来”？他说不回，“因为你们现在的歌都太难听了。”

华语流行音乐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台湾起步，大陆正式对流行音乐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乡恋》到邓丽君，白岩松读大学时罗大佑已经在流行音乐上起到了主导性。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出来了。正好广播站归白岩松管，所以当年广院的喇叭里总放着崔健的音乐。白岩松回忆，自己作为校广播站的记者，跟崔健打电话聊天，聊了将近一小时，“这是在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一种交流。”

再穷我也照过镜子，“被骗”当上主持人

白岩松对摇滚乐的热爱，让他差一点要去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

1989年，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了《中国广播报》。“当时大家都非常前卫的，也很兴奋。想以报纸为平台，将来签歌星出专辑，承办演出，扛起流行音乐的中国大旗。”

白岩松在主持节目中。艺人供图

这句话在1993年是石破天惊的。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成这份报纸，但也无意中成就了如今走上新闻人道路的白岩松，将他推上了“东方时空”这辆列车。

在白岩松筹备音乐报纸的同时，制片人时间要创办《东方之子》，四处找人，找到崔永元时，小崔推荐了白岩松。白岩松起初负责策划，给主持人准备材料和帮主持人设置问题。一次主持人在采访时，白岩松认为问题问得很傻，立即就告诉时间，主持人应该问什么。白岩松记得自己有次说话不知天高地厚，“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要是我早就跳楼了，都得跳十回”。时间突然说，那你当主持人得了。

白岩松常说一句话，再穷我也照过镜子。言下之意，他很了解自己的形象，因此，他压根就没想过当主持人。时间了解后，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有人早上看电视吗？没有啊。谁会看着你呀。白岩松一想也是，就这样被“哄骗”着当上了电视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大家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新闻改革的实验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东方时空》之前，没有电视新闻人，连可参照对象都没有，白岩松半开玩笑说，“我们这帮‘歪瓜裂枣’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就是因为没有比较对象。”但这不就是改革的意义吗？“沙漠中见到仙人掌，都觉得是绿色植物，迅速接受，所以被宽容的成长”。

外采工作。艺人供图

在白岩松看来，《东方时空》的诞生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没有邓小平南巡，就没有《东方时空》。”上世纪90年代初，思想和社会空气重新活跃起来了，改革开放中间的每一个举措，都会带来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的改变。白岩松在杨伟光台长去世的当天，脑海中突然蹦出一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再回头看邓小平南方讲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时代重新对了”。而《东方时空》就是重新对了的时代里原本就该做的一件事。

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25周年，1/4个世纪，白岩松感叹，中国的电视新闻，依旧没有开启第二次的改革。“我期待着下一个机缘，像上次《东方时空》一样，具有起点意义。”

要懂得为年轻人呐喊，还要替他们挡风遮雨

2008年，盛夏，北京。在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白岩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那一天他感慨万千，生日当天他在直播比赛。二十四小时后，他依然在直播。在奥运会中默默进入了不惑之年，让他意识到了自己故事背后的中国梦。

时至今日，白岩松依旧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对潮流文化保持着兴趣。问他听嘻哈吗？看街舞吗？他抬头看一眼记者，“我一个差点办流行音乐报纸的人，我不觉得中国有几个年轻人比我更懂就流行音乐。”

他喜欢年轻人。今年他50岁了，在年初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写给60”，其中有一句话是，如何去做一个更可爱的老头？白岩松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为年轻人呐喊，争得权益，关键时刻还能替他们挡风遮雨。

“我觉得跟年轻人站在一起永远不会错，因为将来替你写墓志铭的是他们。”

时光倒退回四十年前那个夏天，十岁的白岩松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今天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白岩松出生在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平等的权利，也将他从边疆带到了央视，成为一名新闻人。

改革开放将往哪儿走？白岩松说，改革开放要往对人性更了解，按规律办事的方向去发展，“成为更大的国，不是说GDP翻多少倍，而是拥有更大的胸怀和对人更大的了解，以及更大的尊重。”

【倒带40年】

新京报：改革开放你新接触到的哪部作品，让你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验？

白岩松：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诗是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这首诗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语态，建立自己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识。

新京报：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意识到改革开放真的影响到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白岩松：考大学。1979年当我哥接到录取通知书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还在构想着他下乡，想着他会去哪，我将来去哪接班？突然，命运岔道了，开始有新的道路，我哥上北京就回信给我们，我母亲会给我看。我再也没想过其他选择，肯定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刻是巨大的改变。

新京报：当时有什么样的梦想实现了吗？

白岩松：1985年，我进了广播学院新闻系，梦想是成为一位好记者。那时候在我们面前写着很多的名字，法拉奇等等。包括国内那时正是媒体第一次高峰，教我们报告文学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报告文学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成为好记者。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记者才是最牛的。

新京报：那时最想去哪里看看？第一次出国又是去哪里？

白岩松：北京。1978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突然一个诺大的世界展开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出国在1994年2月，春节刚过就接到主任打来的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去日内瓦出差，复关谈判。第一次出国遭遇的就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一个大动作。那时候真是觉得欧洲什么东西都贵，什么都买不起，我基本上都是吃食堂。回国之前买了一把瑞士军刀，到现在我家还在用，还给我媳妇买了一瓶香水，都是在大使馆给我们开放的一个内部购买小卖部买的，不敢在外面买。

新京报：对于当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作品，你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白岩松：我是一个不太关注周围人说什么的人，我最在乎的不是观众的评价，而是同行者的感受。比如在《东方时空》的时候，1993年到1995年间，那时我们经常骂自己，比观众骂得狠多了，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编导都会被骂得嚎啕大哭，甚至被骂出会议室，但隔一会就回来了。那时的严厉现在回忆起来全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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