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一个人的长跑｜2021魅力人物

年轻人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新闻人，突然在B站这个年轻人的平台上，从一位有良知的正义之士，变成了被猛烈抨击的不察民情之人。

尽管白岩松本人并不那么在意，他的生活与工作一如既往——毕竟这些抨击是断章取义后的误读——但这确是白岩松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争议。

2020年12月17日，白岩松来到兰州文理学院，现场的学生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白老师，您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精分’的现象，青年人一边在B站上看着爱国视频热血沸腾，一边又对生活的压力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一边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感到乐观，一边对个人的发展前途感到悲观。想请问白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在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矛盾心理？”

白岩松先回答了后一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由于比你们不幸得多，所以反而没有这么大的焦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房子，更谈不上（想）房价。甚至我们早期的时候，我的师哥师姐们都没想过自己找工作，反正都是包分配，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随便搬。”

然后他回答了前一问：“国家我相信会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把自己变得更好，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你把自己变得更好，距离你解决现在那些压力，比如住房等等，就会更近一些。我觉得国家未来的发展，要大家越好，小家就应该越好。”

现场学生看起来认同了这个回答。当提问学生下去后，白岩松又补了一句：“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听得非常多了，有的时候我也有点矛盾，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也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同意，不会吧？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正因为有一定难度，然后你够它的时候，痛苦与此有关，幸福可能也与此有关。”

这句补充在半年后被单独截了出来，触及了“房价”“就业”“婚恋”的 “不会吧”点燃了B站年轻人的怒火。在他们看来，白岩松正是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功成名就，理解不了当今年轻人的压力与挣扎。“年轻人已经不想被灌这样的鸡汤了！”类似观点屡见不鲜，白岩松成为“躺平”论调的靶子。

2010年时，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说：“40岁之后我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2021年8月，还是那个问题，我问白岩松会如何作答，他说自己的回答与去年年底一样，只是会多一句更直率的话：

“我看到你们爱国家，我也希望国家更爱你们，用更让你们受益和看得到希望和拥有公平的方式爱你。”

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个人的前途。他是不久前才得知“躺平”这一概念的。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多年来曾在各种场合反复就房价问题发声：“当房价涨到三四万的时候就沒意义了，再怎么涨跟普通人就没什么关系了，反正也买不起。”“要多关注廉租房、保障房和共有产权房，最起码要让年轻人有一个住的地方，为年轻人提供希望，让他们看到希望。”

面对这次的争议，他接受了一个四分钟的视频采访。“其实我是跟骂我的人站在一起的，”他重申了自己十多年来的做法，“当年轻人不在场、没有话语权的时候，要拼命替年轻人说话。但是当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既要说他们面临的困境，也要为他们鼓鼓劲儿。”

他不惮于说自己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既得利益者”。2009年，白岩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从当初那个四处租房子住敢于争吵有冲劲的小伙子，变成现在时常被叫做‘白老师’、略有发福的中年男子，毫无疑问，我们为上一轮电视改革做出了推动并成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

成为了既得利益者，然后呢？

“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理想旗帜飘扬的时候，要为今天的年轻人多做一些事。”白岩松回答。

▲在媒介环境发生种种改变这三十年，白岩松一直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图/王轶庶，由荣耀 Magic3 至臻版拍摄）

长跑

白岩松来自一个好时代。中国新闻业开始巨变，一群充满热血、随时都能冲刺的年轻人聚集在中央电视台。

1993年春节后，本是《中国广播电视报》编辑的白岩松，应崔永元之邀去给新创立的节目《东方之子》做策划。那年5月1日开播《东方时空》是央视老台长杨伟光的锐意改革之作，是中国最早最成熟的电视杂志栏目。这档栏目就像是电视新闻业的延安，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到这里，“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白岩松在自己第一本书《痛并快乐着》里写道。

因为没有编制、没有福利，因为漂泊在北京，许多年轻人反而只剩下纯粹的、仅仅为了新闻而活的冲劲。栏目创办的头一年，组里有近二十人都租住在北京六里桥一个有七八间房的半地下室里。

《东方时空》开播一年后，杨伟光又推出了《焦点访谈》。在央视老员工的回忆里，《焦点访谈》播出前，杨伟光常会离开办公室：为了回避一些前来说情的电话。他是一棵大树，荫庇着白岩松们。

问及对杨伟光的回忆，白岩松说，得知杨台去世后，他在赶去的路上一直想一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我们的人生因此改变了。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2010年，白岩松在自己第二本书《幸福了吗？》里写道：“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

他坦然接受了变化。

35岁时，白岩松辞掉了央视的所有行政职务。母亲曾叮嘱他，“不开车，不做官”，因为这两件事都“不太安全”。白岩松开车，“那就不能做官了”，他开玩笑说。

44岁时，他开始练长跑，每周跑，每次5公里以上。年轻时他是个业余的短跑选手，还得过一些第一第二名，破过一些身边的纪录。“短跑有时候就是一口气下来，输赢很重要，因为是和别人比。但长跑很难去和别人比。现在到了这个岁数，我更觉得我是在跟自己跑。”

他有点轴，起跑了就一定要跑到底。“职业生涯里也会遇到别的机会，也许我是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事情，包括当领导。但我觉得还是做新闻更适合我。起码在60岁之前，我还是按长跑的路子做新闻。”

名校之外

那段引起争议的对话出自白岩松发起的节目《对白》，这是一档面向非名校学生的巡回演讲。现在看来，白岩松将关注的视野从“东西联大”这个只招收北大、清华、人大、传媒大学学生的公益课堂，转向非名校学生，要从2016年4月说起。

那会儿白岩松接受朋友邀请，去怀化做演讲。坐了一天的高铁抵达湖南医药学院。“学校里有大几千人在迎接你。演讲的时候，我看门口还有很多人，我说都进来，让他们上舞台，我只需要一个两平米的小地儿就够了。”白岩松回忆得有些动情，“我有点受不了，我周围都是大学生，面对的是孩子们渴望的眼神。”

回到北京后，白岩松又与音乐家陈其钢去北大做讲座。“在北大，我路过百年讲堂的广告栏时，看到了北大这一周的讲座，尽是各种各样的话题，那是怀化的学校十年都不会有的讲座量。我站在广告栏前愣了很久，我想到之前在怀化的校园，一个破白岩松去做了演讲，都能写成校园新闻。但我和陈其钢去到北大，也就小几百人来听，可能有人听得不舒服，中途就走了。北大的学生，可选择的空间太多了。”

“后来我去到张掖的河西学院，在大同的大同大学，我都有在怀化的那种感觉。我有时候觉得非名校学生在提问或者其他交流时，都会有些不自信。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得多去关注非名校，不能出现马太效应。”

1985年，白岩松从呼伦贝尔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诗人的讲座在广播学院最为热门。“我那时候去追北岛、舒婷他们的讲座，在我们学校讲完第二天就上报纸。广院的讲座非常活跃，听完之后我们就要开一夜的卧谈会。那种看似无用的东西，对你的思维却产生了巨大的激荡，塑造你的价值观，打开你的眼界。我会成为今天的样子，离不开这些激荡。”

2019年，白岩松启动了《对白》，这是他当年的政协提案落地项目：每年中国的八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双一流’名校大学的比例不到10%，要更多关注那90%。

“白老师，去年有本书叫《我的二本学生》你看过吗？”

“我看了，我也推荐给我的研究生去读。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细节印象很深。黄灯这个老师是从湖南去的广东，然后她发现，但凡房子很早就因为各种原因得到解决的孩子，将来的发展都不错。这个细节对我触动很深的。”

你看，又说回房价与年轻人了。这个话题，白岩松已经说了十几年了。

在央视

《东方时空》开播100期时，白岩松前往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在海拔3700多米的高原上，赵克清和他的马、骆驼翻越冰坡山谷，为牧民们放电影。白岩松与牧民们聊天。

因为这条片子，白岩松得到了央视内部的最佳主持奖，这份肯定让他明确了自己要从报纸转向电视新闻。但更重要的是，与牧民的聊天对白岩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触碰到了真实中国的广阔和参差。

今天，与白岩松同期活跃在新闻业的央视主持人多数已经离开央视，甚至离开新闻业。

“为什么不离开央视？”这个问题白岩松被问了13年。

“因为除了央视，家里在边远地区的亲戚看不到。没有任何一个台的落地率能和央视相比，哪怕是在边疆的小城市，都能看到央视。”他说，“想做电视新闻，这里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中央电视台每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要参与到这个进程中。”

如今看来，在媒介环境发生种种改变这30年，白岩松一直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从中国第一次申奥到东京奥运会，从中国入世谈判到贸易摩擦，从98年特大洪水到新冠疫情，还有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杨晓霞、肖想莉、赵克清、丛飞等等，他们被留在白岩松的讲述里。

白岩松是一种被广泛信任的声音。过去八年里，我穿越过许多城镇乡村，有时候面对巨大的未知，市民们会同我这样开头：“白岩松说了……”在今年一次重大安全事故的采访中，想要知道真相的地方基层干部和民众，都在某一天同我闲谈道：白岩松昨天连线了我们县长，提了很多问题，都很尖锐，你去看看。

《人物》杂志曾刊发过一篇白岩松的封面文章，名为《正确先生》，开篇如是道：“有时，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有时他又会含糊自己的说辞和指向……他口吐诤言却不刺耳，他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上说话，也没有显得古板……在中国，只有这一个人，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是谁，听到他的话，都觉得其人颇有道理。”

难免，白岩松会被问到对于“正确先生”这一形容的看法，他回答得清淡：“别人会给你各种标签，这很正常。你怎么去理解正确呢？你说我正确，但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有一些人就认为你怎么又说错话了，我也会被骂，这样看来，我是不正确的。今天有人说你是脊梁，明天又有人说你是汉奸，这是我总在经历的事情。”

“社会变化很快，你会感到不合时宜么？”

“从一个大的历史角度，如果合时宜，一定是每一个局部都不合时宜，因为你不能一直是墙头草，顺风倒，哪里有利益哪里跑。你要有自己的定力，知道该放弃什么。如果有人骂你，要仔细研究下，但如果没问题，就继续做。

你要说合时宜，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何事能讨人欢喜，但这不讨我欢喜，我自己会骂自己啊，我会瞧不起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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