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中俄关系认知及转换前景

【文/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被视为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这场被称为“21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至今已持续近两年，依然看不见和平的曙光。虽然战场在乌克兰，但战线却在全世界。持久化的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大国关系竞争、博弈、调整、演化的催化剂，形成以美国和中俄为代表的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朝着竞争与对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中俄的“双重遏制”步步紧逼，不断升级。

乌克兰危机以来，从2022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炮制《遏制中俄合谋法案》，4月又抛出《中俄“轴心”法案》，再到5月美西方公开宣布“必须让普京失败”（挫败普京的同时也意在打击中国），6月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和随后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以及10月以来拜登政府发布《新北极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政策文件，都表达了强化对中俄的捆绑式打压、极大地压缩两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意图。

与政治层面“极限施压”相伴的是，美西方政策研究界大有借乌克兰危机配合一些政客进一步唱衰、抹黑、离间中俄关系的平行声音，且这些声音在西方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俨然成为遏制中俄两国的“急先锋”。不过，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关系的认知并非铁板一块，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逆流”洞见，更有助于理解西方视野下的“新型”中俄关系内涵。本文重点呈现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主流”与“逆流”）认知的三重表现，并探讨这些认知的转换前景。

一、脆弱性与强韧性

西方政策研究界对中俄关系“双流”认知的第一重表现，可以用“脆弱性”与“强韧性”来概括。

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个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他们1977年出版的专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较早运用了“脆弱性”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2]这就有别于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程度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行为体受到压力或冲击这一前提。脆弱性既适用于社会政治关系，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关系。

“强韧性”则是美国著名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提出的概念，塔勒布认为，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特别是存在黑天鹅事件的突发危机环境中，不同事物/系统表现出三种反应：脆弱性—强韧性—反脆弱性。[3]其中，“强韧性”至少包括双重含义：既是遭遇重创时的抗打击能力，又是走出逆境的恢复力；既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又具备“以柔克刚”的灵活。[4]“脆弱性”与“强韧性”显然与危机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也更适合考察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俄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美国著名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与他的著作《反脆弱》（图片来源：网络）

（一）主流：乌克兰危机与中俄关系的脆弱性

长期以来，西方中俄关系研究界存在着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调，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脆弱的，充满局限性。有专家将西方这种“主流”论调称为“有限论”。[5]在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欧亚地缘政治冲突凸显的今日，这一老生常谈的论调再度在西方政策界、学术圈和舆论场活跃起来，并且断言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要么分道扬镳，要么实力虚弱的一方沦为强大一方的附庸。

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此类论调给西方政策界开出的“应对药方”，往往倾向于主张采取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方式分化、离间中俄关系。具体而言，西方对中俄关系脆弱性的主要认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相互需求的错位。西方学者重点强调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对彼此的需求不相称，双边关系缺乏平等互利的坚实基础。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林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指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希望获得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强有力支持，这无疑会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不利地位，因为中国更在意的合作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俄罗斯目前的国际角色无助于增进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6]

曾任奥巴马执政时期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 Kimmage）认为，中俄关系受制于双方矛盾的价值观和俄罗斯超出中国预期的军事行动，双方都不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更不用说向同一方向努力了。因此，中俄两国既不是伙伴关系，更不是同盟关系。[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安全研究讲师马辛·卡兹马斯基（Marcin Kaczmarski）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综合国力、特别在经济潜力方面的不对称性不断扩大。过去几年，俄罗斯大胆而有效的外交政策行动缩小了这种不对称范围，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重大挫败”损害了军事强国的形象。随着冲突迁延和西方制裁加码，这种不对称性变成了事实上的结构性因素，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8]

第二，中俄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两国对彼此威胁的感知。也有西方学者通过刻意放大中俄之间硬实力的巨大差距，借“威胁平衡”等视角来强调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尤金·鲁默（Eugene Rumer）和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提到，美国国家安全界在乌克兰危机之前普遍认为，俄罗斯忽视“中国威胁”、强化对华合作的战略是短视且被误导的；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将来自中国而不是西方。因此，美国的政策不应该再强调与俄罗斯的竞争，而是在寻求应对中国“共同威胁”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9]

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欧盟事务主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加深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和经济依赖，以及中俄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使得俄罗斯对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北极和中亚日益增长影响力的担忧增多。[10]

第三，中俄关系的脆弱性还将导致一国对另一国依附更深或“分道扬镳”。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会造成两国伙伴关系仅局限于较低水平、特定领域，未来两国关系要么破裂疏远，要么较弱一方沦为附庸。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认为，在与西方的艰难对抗中，俄罗斯不但丧失了战略选择的自主空间，还因经济、科技和外交等领域遭受制裁而被迫以不利地位向中国的产品、货币和技术标准开放，最终可能会沦为一个依附中国的孤立、贫穷、落后的国家。[11]

在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新丝绸之路项目负责人乌娜·亚历山德拉·贝尔津娜-切伦科娃（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看来，中俄关系高调的官方叙事只能视作动机宣示或未来展望，甚至更多仅着眼于国内宣传需要。实际上，中国对结盟的谨慎态度未能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俄罗斯也一直担忧自己缺乏对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在高调宣传下，两国事实上的疏远并非不可能。[12]

第四，中俄关系的脆弱性为西方离间两国关系提供操作空间。

前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凯瑟琳·席勒（Kathrin Hille）、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编辑卡特里娜·曼森（Katrina Manson）、布鲁塞尔分社社长亨利·福伊（Henry Foy）、原北京通讯员克里斯琴·谢泼德（Christian Shepherd）联合撰文指出，中俄的互信合作仅仅是因为双方都决心挑战美国，但中俄并非正式的同盟关系，仍有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因此美国有机会寻找中俄关系的弱点，挑拨两国关系。[13]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联合创始人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则提醒，俄罗斯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非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都希望俄罗斯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转而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为中国的附庸或乞求者。此外，美国可能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激励，以鼓励俄罗斯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而不是与中国结盟。[14]

在这方面提出更大胆的公开建议的是查尔斯·库普钱，他向拜登政府建言，可以通过离间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俄罗斯，来限制其崛起的影响力，具体包括“七步走”：美国放弃以“民主与专制”的框架来构建对外战略；敦促美国盟友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帮助俄罗斯减少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摆脱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方面，为俄罗斯提供帮助；主动发起战略稳定对话；强化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鼓励和帮助莫斯科遏制中国在发展中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

网址：万青松、马岳达、曾维政：乌克兰危机与西方的中俄关系认知及转换前景 http://c.mxgxt.com/news/view/33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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