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学

　　借助正在青岛举行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报记者有幸近距离地采访了这么多的“大腕”作家和学者，聆听了他们对人生、对文学、对事物的真知灼见。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为青岛留下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所以就选择了一些话题，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沃尔夫冈?顾彬：中国当代作家的缺憾

　　沃尔夫冈?顾彬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策勒。1968－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5年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教授论文是已经译成中文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主持多卷本《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正在写作多卷本《中国文学史》。

　　在所有来参加此次“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国外学者中，顾彬应该是汉语说得最好的一位，他对中国作家的喜好会和不少中国文人产生共鸣：年少时喜欢李白，中年时崇拜鲁迅，现在年纪大了开始喜欢苏东坡。有着不少中国作家朋友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创作时间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当时我经常和他们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但从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很多作家都下海挣钱，那些80年代非常红的作家们到90年代就很少看到他们的作品了。如果一个作家只有几年的创作历史，那么他就不具备什么代表性。”

　　这是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评价的开头语。在他眼中，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能否占有一席之地，与他的创作生涯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作家中，有谁能说自己创作了40年、50年？没有人。但在欧洲、美国，有很多作家一生都在创作，他们都可以说自己已经创作了40年或者50年。在中国，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巴金，但他在后期的创作我认为远远不能和他的前期相比。”说到这儿，他一一给记者列举了他的一些作家朋友：某某在苏州开了茶馆，某某在哪儿开了家饭店……

　　说完现状，顾彬将话题转到王蒙。“王蒙是中国少有的能坚持创作的作家。虽然他不能说有40年、50年的创作历史———期间因为文革、因为行政事务而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但据我的计算，他坚持创作了30年。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作家很少。”在顾彬眼里，30年坚持下来的王蒙无疑是个有力量、坚强的人。“这就是一个作家社会角色扮演的问题，作家应该问自己，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到底在哪里？自己应该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文学评论的问题

　　顾彬是搞中国文学研究的，对于中国学者本身的研究，他也有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无法去研究国外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顾彬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讲起：“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唐代就开始了，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非常频繁。西方有很多研究中国的资料，而中国也有很多西方人留下的资料，但很长的时间里，双方都没有办法从对方那里获取有用的资料。这就给研究留下了遗憾。”

　　其中，他又特别提及现代的中国作家：“我知道冯至曾在德国留过学，他在威尼斯写过一首诗，在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这首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其中提及了自己受到一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如果你不知道这首诗，就肯定会忽略冯至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

　　顾彬现在正在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他告诉记者，自己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写这样一部书，“我肯定会借助一些中国学者前面的研究，但我有自己的优势，我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写，我有我的思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还要像上面所说的再加一句，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资料，进行更深刻的研究。”

　　不要轻易否定中国当代文学

　　德国人是很直接的，和顾彬的交流从来不会感觉到他在回避什么或者要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记者问的是问题，所以他回答的也都是问题，这一次，他指向了那些年青的学者和读者。“有些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不愿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此我很苦恼。曾经有一个青年学者告诉我‘茅盾不好，不要看’。我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茅盾有他的价值。”顾彬说，他第一次看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青人》，就非常喜欢，那种只是叙述而不评定对错的写作方法深深吸引了他。本报记者赵笛

　　托罗普采夫?谢尔盖：从本土开始，走向世界

　　托罗普采夫?谢尔盖俄罗斯?箍拼笱Ы淌冢貉Ъ摇?1940年出生，少年曾随父在中国生活，1955年夏曾来青岛。在莫斯科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后，于1962年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中文。从1982年开始翻译王蒙作品，代表著作为《书说太白》。

　　由于托罗普采夫?谢尔盖名字太长，在这里我很冒昧地称之为谢尔盖先生。说起来，谢尔盖和青岛很有缘，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曾在1955年来过青岛度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青岛的原第一体育场，还有青岛的大海。

　　记者：中国文学在哪一点上吸引着你？

　　谢尔盖：中国的古典文学，非常好。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作家中，也有很多人吸引着我，比如老舍、巴金、鲁迅，我最喜欢看朱自清的诗，语言很美。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王蒙的？

　　谢尔盖：1982年第一次读到王蒙的《春之声》，立刻就被吸引住了。

　　记者：为什么会被吸引？

　　谢尔盖：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在王蒙之前，看中国作家们创作的作品，不能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找不到真正的文学艺术，直到碰上王蒙。

　　记者：这是否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区别？

　　谢尔盖：可以这么说。我在王蒙身上第一次看到中国作家也会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在西方很普遍，但在中国并不多。当时我想，如果我有才华写作的话，就要这样写。可能西方的作家更关心人本身，而当时看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不知道人是什么样的。

　　记者：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了吗？

　　谢尔盖：应该说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俄罗斯发生的变化更大。但在这之前，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体制是相同的，作家们更关心社会、政治的问题，包括我在内的研究者也是如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往后，我们开始更注重作品中的美学问题，还有人的心理，包括作家的创作自由。

　　记者：您所说的创作自由是一种外在约束还是一种心灵状态？

　　谢尔盖：应该说首先是一种外在约束。

　　中国的作家一开始是和社会、政治完全一体的，但文学创作观念的改变，他们也在体会着创作上的完全自由，不过很少人能做到。不是说好作品只有达到完全自由才能产生，像莫言这些作家也写出过很好的作品，但从我的角度，更欣赏前者。

　　记者：那中国有达到您所说的心灵完全自由的作家吗？

　　谢尔盖：有。像王蒙有时会一不留神就达到这种境界。

　　另一个是中国作家残雪，她绝对是中国作家中的特例。她的作品达到了我所说得完全自由的境地，在她的作品中，只有人。我现在有两个研究生，一个研究王蒙，另一个研究残雪。

　　如果还有的话，可以算上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这部影片中，只有主人公的存在，是完全的自由。

　　记者：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一直努力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您对此有何看法？

　　谢尔盖：你是要得到哪个世界的承认，是美国、德国、俄罗斯还是菲律宾。我认为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要立足于本国，只有先得到本国读者的认可，才会在世界上取得影响。王蒙的《杂色》是在美国写的，但这是一部非常地道的中国小说，所以文学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报记者赵笛

　　金良守：文学的隔膜

　　金良守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现代中国学会副会长。

　　尽管中文的表达并不十分酣畅，金良守先生却始终一脸和气，尽量周到地满足记者的采访需求，并在感觉困难的句式间稍作停顿，艰难地转换语法句式，选择方便对方理解的表达方式。认真与严谨始终是韩国人不移的处事态度，的确如此。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社会性和政治性相对比较强。尽管后来的许多年轻作家在这方面表现要相对弱些，但总体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还是密切相关的。这应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特点。

　　韩国读者更关注西欧文学

　　一直以来韩国人对西欧文学的关注度最大。在韩国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中，欧美的东西最多，大约要占到90％左右，其次是南美、日本的作品。90年代之前情况一直如此。这之后文学在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逐渐变得古老，不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音像影视等媒体，这些日益发达的媒质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可想而知。

　　韩国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知

　　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的不可分割性，所以对于一般的韩国读者来说，如果中国历史知识不够丰富的话，便很难理解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对一些时代痕迹比较明显的作品。

　　因为中韩正式建交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便只停留在鲁迅一个人身上。王蒙也是在80年代之后才被韩国接受的。不过也许与王蒙作品的历史感有关，王蒙的创作一直只是受到韩国研究者们的关注，并不十分被普通读者所喜爱。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翻译成为韩文，戴厚英的《人啊人》，其中对主人公的情感描述十分接近80年代之前韩国人对历史的记忆，所以受到青睐；最近出版的余华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比如《活着》，他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还被韩国的话剧团改编成话剧搬上戏剧舞台，反响很好。这些都是韩国大众读者比较喜欢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总而言之，近几年来，韩国人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在不断地增强，这一方面是出于某种因鲁迅之后两国之间在文学领域的长期隔膜而积聚的好奇心态，人们想了解在鲁迅所描述的编发缠足的时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究竟会有怎样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人当中有许多对诺贝尔文学奖十分关心的人，而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大国，它的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国际化倾向

　　日本有一位作家叫作尤西莫多Banana（音同），令我印象深刻，读她的作品你不会认定她是一位日本籍作家，它也可能会被认为是韩国作家所写。部分中国的年轻作家也是如此。这种无国籍的作品的确十分的国际化，并且有人缘。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背景趋势下，这样作品的出现是一个趋势，社会生活既已如此，而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所以我们不能不接受，这种接受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倾向，也是不可阻挡的文学创作趋势。

　　如何看待金仁河的一系列作品

　　我没读过他的作品。实际上韩国小说以前一直是相当贴近社会现实的。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民众对政治这类问题关注得少了，人们不喜欢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强的东西。所以目前韩国保有以前传统的作家共有两部分，一部分仍然坚持从事有社会性话题的深度创作；另一部分则倾向于对都市生活细小问题的关注。而后者在文坛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本报记者李魏

网址：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学 http://c.mxgxt.com/news/view/349365

相关内容

俄外国文学国家图书馆: 俄罗斯读者对中文图书的兴趣日益浓厚
如何衡量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
国学与中国文化,南怀瑾（05）汉学
中国传记文学新发展（文学聚焦）
韩国学者:致力于和谐国际关系 中国外交值得尊敬
外国人眼中的韩国人是什么样呢？
外国军人眼中的中国海军
【专访】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两位中国学者眼中的奥巴马外交政策
北大最有故事的人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拓荒者乐黛云逝世
国外媒体眼中的章子怡

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