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自从李洱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应物兄》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许多人开始关注他在书中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得到中国文学最高荣誉之一，说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们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如果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建立不同时期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谱系。再了解欧美学界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参照，并结合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来看待小说中的形象，就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了解知识分子的形象。

何谓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当代汉语学界社会学理论大家叶启政指出，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两个来源。一个是“intelligentsia”，是指俄国或者波兰不满现状，受过相当教育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一群人。但苏联成立后，知识分子就被定义为有专长的专业人才，社会意识和批判的态度被从中剥离开来了。第二个是“intellectuals”，出自法国，当时是指一群杰出的作家、教授和艺术家，他们基本上都持有批判精神，是社会意识的中心。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君子”则是来源于各个阶级的，顺境提倡儒家思想、逆境提倡佛道思想，对社会的不满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群体。（叶启政，陈国祥：《从文化观点谈论知识分子》）很显然，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偏向于西方的，即使他本身也受到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鲁迅也写过许多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这里我们按下不表，只讨论西式知识分子。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可以发现鲁迅和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鲁迅和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困境

鲁迅和李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可以说都是处于困境之中。纵使时代背景不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在知识分子遇到的各种困难上。我们在鲁迅的作品《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都可以发现这类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就是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曾经和“我”一样是五四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破坏城隍庙的泥像，为了谈论中国的改革方法打起来。但十年后再见面的时候，却发现吕纬甫“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鲁迅在小说中借吕纬甫的口说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这句话恰好是“五四”退潮后新式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在困境中选择了一条激进报复的路。因为他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周围的人和环境就慢慢地将他推到困境之中。魏连殳的困境与吕纬甫相似，他们都曾抱着远大的目标，但却囿于眼前的生活。他们的理想无法解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最后只能向现实低头，向自己所反对之事低头。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就像一个牢笼一样罩在他们的头上。

《伤逝》讲的是一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是日常生活消磨了他们追求理想的意志。现代哲学家牟宗三曾说过：“我们讲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首先不要讲我们的使命如何如何；我们自己的命运能够保得住，然后才可以讲使命。”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新式知识分子所面对最大的困境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来自于周边环境。

而七十多年后，李洱的小说《午后的诗学》和《应物兄》等也塑造了一批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形象。

《午后的诗学》塑造了一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主人公费边十分了解来自西方的各式理论，遇事都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分析，很显然这是“五四”提倡全盘西化的遗风。以费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大，反而对西方的话语体系了如指掌，他们陷入了一种“失语”的困境。失语症本来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荷尔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chHölderlin）的诗歌时，曾用“失语症”来解释诗人的创作。而在中国，黄浩在1990年提出了“文学失语证”用以批评新小说说话困难。曹顺庆教授则用这一名词来形容中国古典文论失去话语权的现象。他认为：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恰好费边等人都是只靠西方文论说话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心知肚明，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甚至把这些话语拿来做牟利的游说武器。社会学家李树青认为，他们只是把各国借来的理论当作吃饭的工具，与西洋学者爱护真理、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完全不同。费边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边消解着文论的崇高性，一边意识到这种困境却无可奈何。

《应物兄》是李洱的最新作品，小说主要内容是济州大学要筹办儒学研究院，围绕着这个研究院的筹备，官员、商人、学者都来插一脚。主人公应物兄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他可以说是摆脱了温饱问题的束缚，甚至有能力将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去留学，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小说一开始，应物兄的导师就认为他需要改掉话多的毛病，因为他“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适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甚者，他在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的发言权都被出版商篡夺了。他的讲课笔记原名叫《〈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发行商看到后觉得不能够吸引读者，把书名改成《孔子是条“丧家狗”》。赵勇教授认为：“一个学者只要成为大众媒介的合作伙伴，媒体就会把他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具有某种新闻价值和轰动效应的文化产品，进而擦亮其名字,放大其名声，让他成为明星般的公众人物，也让他换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可以看到，两人塑造的新式知识分子形象都是处于困境之中的。知识分子这个身份就像枷锁一样，让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总的来说，这个困境是理想与现实冲突所造成的。

鲁迅和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差异

鲁迅和李洱塑造了一群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差异性又是很明显的。除了因为二者笔下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生存环境及责任感都不相同。

谈到生存环境，鲁迅作品中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境遇普遍比较差。《在酒楼上》魏连殳靠接家教赚钱；《孤独者》吕纬甫丢掉工作，迫不得已成为杜师长的顾问；《伤逝》的涓生和子君与其说是理想被日常生活消磨干净，其实更像是“贫贱夫妻百事哀”。鲁迅笔下的新式知识分子代表们都接受了“五四”的影响，但最后却困于日常生活。

而李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午后的诗学》的费边和《应物兄》的应物兄都在大学里面工作，他们生活无忧，甚至能靠自己广泛的人际关系攫取一些利益。但他们受制于其他方面。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知识拥有权力，因为占有文化资本而享有特权，占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甚至能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但依旧被拥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人所统治。他们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如应物兄受到来自体系和大众媒体的压力。虽然他能依靠大众传媒获取名声和金钱，但他就无可避免地失去一定的独立性。

关于社会责任，鲁迅塑造的知识分子是曾经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而李洱塑造的知识分子是龟缩在象牙塔中的。鲁迅笔下的角色都曾有要改变社会的理想和责任感。魏连殳曾把小孩子当成未来的希望，十分疼爱；吕纬甫曾经心怀改革之梦，甚至用行为反对封建迷信的文化。而《祝福》中的“我”则放弃了启蒙者的身份，在祥林嫂的追问下只回了句“说不清”。鲁迅在著名的铁屋子比喻中提到：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文化研究者李欧梵认为鲁迅的回答是：希望的幻想能给人一定的安慰作用。通过这些角色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思考是十分深入的。

而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种“负担”。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没有什么国家复兴的抱负，他们的日常就是现在象牙塔进行学术研究。“没有为自己设定对社会的使命，社会也没有赋予他们特殊使命。”（社会学家金耀基语）但这种生活并不是应物兄想要的，但他确实无力改变这一切。王鸿生教授评价李洱小说，认为这类知识分子：

……健康、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智商，生性散漫但懂得游戏规则，充满活力却从不挑起事端。虽也会感到生存方面的“不安全”或“莫名的威胁”，但不至于郁郁不欢或惊惶失措……沉堕于日常时间的流逝，感慨着人心的叵测与生活的喜怒无常，他们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他们的经验特征是:妥协。既与环境妥协，也与自己妥协。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侧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各国学界的关注点之一。加拿大教授齐慕实(Timo⁃thyCheek)认为，北美的学术界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发展，他们主要从学术团体或社会机构、论文或话语、社会组织和社会地位、健在者的个人经历来入手。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时候都以西方的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可以认为，北美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随着学者们的交流日益增多，北美学术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问题》（The ChinaQuestions）中，有一章节专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作者认为，在现代社会，进入21世纪后，批评者将不会好过，受过国学教育的人则会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国学是真正“中国”的东西。这正好与《应物兄》中描写的一样，随着传统文化逐渐被重视，政府也会加大对国学教育的投入。从西方学者的对现实知识分子的研究再反观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能够发现他们侧重的方面不一样。无论是鲁迅还是李洱塑造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都陷入日常的困境或是失去了独立性，大多都在经历精神危机，可能作者们作为亲身经历者，对知识分子的痛苦感受更多一些。外国学者作为他者，他们的看法则有助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反思自身，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

鲁迅和李洱同为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分子困境的关注使得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现实意义，是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的进步与不足之处。通过对比他们二人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发现，李洱塑造的知识分子与鲁迅的相似，虽然处在不同时代，但他们都在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随着时代不同，面对的困难也不同。他们没有像欧美的知识分子一样提出了解决方法。当然，西人面对困境或者精神危机的解决方法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探索还应该继续，我们还应寻找最适合中国环境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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