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童年遭受霸凌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

童年霸凌是社会和家长广泛关注的问题，校园霸凌也是各国政府以及教育部门共同面临的挑战。但是，童年遭受霸凌的经历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人的一生中会持续多久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护理政策和评估中心助理研究员胡博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采集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分析发现，与没有童年被霸凌经历的人相比，童年遭受过霸凌的人在老年时期伴有更严重的抑郁症状，也更可能对生活不满意。此外，虽然童年霸凌的负面影响可能随着老人步入高龄而消失，但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童年霸凌的影响与老人心理健康的关联性甚至强于身体功能丧失、独居和教育水平低等影响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上述结果于去年9月刊发于美国老年学学会主办的期刊《老年学杂志:B辑》（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胡博，进一步了解该项研究以及其对中国教育、健康政策方面的启示。

澎湃新闻：从童年霸凌到老年心理健康，您的研究时间跨度很大，为什么选择了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研究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胡博：早在2004年，美国学者就分析童年经历与老人死亡率的关系，他们发现，童年遭遇很多不幸经历的人平均寿命更短，自那以后，生命历程视角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研究陆续证实了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经历的诸多事件之间具有强烈的关联性。

生命历程视角对于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能够找到影响心理健康的早期风险因素提前进行预防，就可以避免等到心理问题出现再进行诊断和治疗，从而有效促进心理健康，并减少个体与社会蒙受的损失。

现有研究从个体童年身体健康、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关系、父母关爱等角度分析了童年不幸经历对于老年时期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有研究分别证实了童年霸凌对青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心理健康、个人成就、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童年霸凌对老年时期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被论证,本项研究希望对现有文献作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童年霸凌的高质量数据不容易获得。本研究中使用的CHARLS数据提供了从实证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的可能。该调查在2014年进行的全国追踪调查（生命历程调查）中收集了个体遭受童年霸凌相关的信息，而到目前为止，英国、美国进行的类似老年调查中还没有收集类似的高质量数据。

澎湃新闻：根据研究结果，童年霸凌的受害者与其他童年家庭逆境有很高的相关性，这说明了什么？

胡博：为了更准确评估童年霸凌与老人心理健康关系，我在研究过程中控制了15项其他童年不幸经历的影响，包括父母离异、家庭贫困，以及双亲中有任何一方去世、身体严重残疾、卧床不起、经常感到焦虑、经常感到抑郁、患有精神疾病、虐打孩子、酗酒、吸毒、参与犯罪活动、对孩子缺乏关爱、疏忽照料、在孩子面前实施家庭暴力。

童年霸凌受害者与这些家庭不幸事件之间关联度很高说明了个人童年经历的不幸事件的出现具有聚集性。比如，有些家庭关系不和睦、存在家庭暴力，又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差，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未充分得到呵护、受到不好的影响，在学校很难与其他孩子相处，发生被霸凌事件。而被霸凌又反过来对家庭和谐带来负面影响。

事实上，在家庭层面可以观察到一种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些家庭鲜少有任何的不幸遭遇，另外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同时出现多件不幸的事件。在此次研究的样本中，有三分之一老年人从未经历过15项童年不幸中的任何一项,而有1%的老年人同时遭遇过6项以上的童年不幸事件。

澎湃新闻：研究发现，童年霸凌与60-79岁老人的抑郁症状相关，但对80岁以上老人的影响不显著；同样地，童年霸凌与60-69岁老人生活满意度相关，但对70岁以上老人的影响不显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胡博：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指出，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生命终结点的临近而会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活到8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身体健康没有大碍，大部分人的心理状态都比较好，对于生活中会带来困扰的人或事，或者对造成心理冲击的童年不幸事件，也可能抱着更豁达的心情去看待。因此，童年不幸事件对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除了上述社会科学视角的解释之外，也有学者从生物学角度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大脑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于不幸经历的感知没有年轻时敏锐。这一观点目前处于争论阶段，尚未得到充分的数据验证。

至于童年霸凌经历对老人抑郁症状的影响比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更久远这一结果，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个人对于生活是否满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自主通过情绪来控制，因此更为主观。而抑郁症状可能与人体内在机理产生的反应有关，人们从主观情绪控制和调节它的作用略弱，因此只有到了更高龄之后,比如80岁以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所说的机制才能更充分的发挥调节作用，从而更有效地克服童年不幸事件带来的负面冲击。

从目前来看，老年人心理研究中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理论能够说明不同维度的心理健康测量指标在受到冲击时会有怎样的不同反应，未来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进行的交叉研究可能帮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问题。

澎湃新闻：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政策如何相应给予支持？

胡博：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影响他们精神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身体健康。75岁至8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出现疾病、失能状况的比例比低龄老人高得多，所以他们对相关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因此，充分满足这个年龄阶段老人对医疗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通过服务弥补他们身体上的失能，减缓身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十分关键，也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但是，我认为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公共政策领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教育政策与健康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看似不同领域的政策实际上都服务于同一目标，即通过促进一个人的自身发展来提高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比如，在教育阶段有的放矢地去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慢慢转变有霸凌倾向的孩子的态度，尽可能让每个孩子都健康地成长，这不但是教育部门应尽的职责，还将在未来有效减轻医疗服务系统，尤其是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压力。

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政策干预可以经济、高效地解决童年霸凌问题。政府至少可以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是通过广泛宣传来增强人们对霸凌的认识。特别需要社会各方充分认识到，讨论霸凌问题并不是小题大做，霸凌现象也不绝是某些儿童或青少年在人生历程中的某个特定时点遭遇的短暂且不愉快经历。霸凌的严重后果不会随着霸凌行为的停止而烟消云散。

二是在校园里制定并实施反霸凌措施。西方国家目前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易于实施且富有成效的反霸凌措施，如对家长进行反霸凌培训，在操场上加强对学生行为的监督，强化课堂行为管理等。有的国家，如芬兰，还利用互联网和特别订制的电脑游戏作为媒介来转变学生对霸凌行为的态度。

2010年，剑桥大学学者对不同国家的44项校园干预项目报告进行了汇总，他们估计，由于反霸凌措施的实施，校园霸凌行为平均下降了20%到23%, 被霸凌的案件数量下降了17%到20%。一些反霸凌措施如何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借鉴，实际上对于教育阶段孩子的发展和未来减轻医疗负担都有积极作用。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提到了当前研究的几个局限性，其中，行为问题和基因因素方面的数据缺失导致研究无法归结童年霸凌与老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您是否有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胡博：做社会科学研究最理想的状况是能够找到因果关系，因此相关研究下一步的方向就是进一步验证童年霸凌与老年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

在这方面，英国的儿童跟踪调查数据库或许可以提供验证所需要的数据。该数据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对儿童受访者开始做追踪调查，记录了他们成长环境，校园霸凌，以及行为方面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儿童受访者也都将步入老年。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弥补目前研究结论的局限性。至于基因因素对于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通过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加强交叉合作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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