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解释是东北农村漫长的猫冬和移民文化的产物，简言之，东北特殊的乡土文化使得东北天然比其他地方更盛产演艺明星。
但是，东北特殊的乡土文化只适合解释东北盛产小品、相声、说书等语言类节目的名人，并不能用来解释东北盛产歌手和影视明星，后者是一种与乡土文化截然相反的城市文化的产物。
最典型的是演员。1949 年中国电影明星的籍贯，高度集中于江浙、广东以及北京山东等地区。今天也可以看到，报考影视演员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很难想象一个农村孩子能去考电影学院。
音乐同样如此。音乐教育是城市教育的产物，而且早期只是沿海富裕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尤其是乐器演奏，不但必须有良好出身而且要有机会接触。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都集中于北京和上海，1949 年之前，中国着名歌手大多集中于上海。
但是，就音乐基础教育而言，当时的满洲地区因为俄侨与日本因素，是唯一可与上海、北京匹敌的地方。1931 年以前，哈尔滨就有能招收中国学生的俄侨私立音乐学校。伪满洲国时期的“新学制”中也要求初、中、高等学校设置音乐课，高等学校还会教授乐理知识。比如东北歌手的代表人物那英，12 岁就加入辽宁少年广播合唱团，16 岁进入沈阳歌舞团。农村地区的孩子则很难有机会从小接受乐器、声乐或绘画的系统培养，更难以想象以艺术为职业，出人头地。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东北，企业办社会非常普遍。大型国企的子弟学校，愿意为音乐、美术、体育等更偏素质教育的领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且，大国企内部有发达的工会系统，常会组织文娱活动，营造出比一般城市更浓郁的文艺氛围。
而北京、上海这类青少年享受到更好素质教育的大都市，演艺界名人的数量显着高于其他地方，也正是同样的原因。譬如历年春晚出场歌手，按人口比例，除北京排第一外，，天津、上海不显山露水地排第三、第六。
事实上，东北歌手最辉煌的时代是在 1990 年代到二十世纪初，1990 代东北经济地位不断下滑，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很难再现那英、孙楠式的辉煌了。同样，沈阳音乐学院在同业中的地位也一路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