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胡适:他是“伪君子”吗?丨胡适逝世六十年
历史上的胡适很少像影视剧里那样西装革履,而是以中式着装为主。图为1920年3月的胡适(右二)与蒋梦麟、蔡元培、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资料图/图)
有人说,2021年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反派角色,胡适榜上有名。
电视剧《觉醒年代》首次将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民国叙事的主人公,胡适是其中之一,编剧龙平平接受采访时说,“(过去)还没有一部影视剧把胡适作为重要角色”。
此前讨论度最高的胡适形象,出现在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中,由美籍华裔演员吴彦祖饰演。短短三分钟戏份,呈现了胡适归国之初倡导白话文运动的演讲,被认为演出了胡适的儒雅和不卑不亢。
影视剧对胡适的塑造是否公允,人们的评价不一,但对其中的情节进行剪辑和二次创作流行一时。阅读量超过八百万的知乎提问“如何评价胡适”中,不少回答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伪君子”来形容他。
钱理群对胡适颇为欣赏,他认为中国白话语言的运用典范,前三名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尤其是胡适,他的语言通俗、准确、简洁,是中学生的学习范本。”
2012年播出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里,开场的旁白是:“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择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将胡适和鲁迅对比的思维由来已久,在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的演员六小龄童曾说:“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
著有《胡适与鲁迅》一书的学者邵建认为,“胡适和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
随着流行文化的介入,胡适重新回到了青年观众的讨论中。其实对他的褒贬争论,在学界早已稀松寻常。由于历史原因,对胡适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经历了较长的波折,后来才逐渐丰富和复杂化。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欢迎酒会上发言时,心脏病发而溘然逝世。
胡适逝世六十年后,误解和争议并未休止。生前,他强调整理国故的必要性时曾说:“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对于其人,大概也是同理。
“把胡适说成全盘西化者显然不恰当”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数月后从美国毕业归国,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哲学系教授。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一跃成为新思想的领军人物。
与影视剧里西装革履的形象不同,现实中胡适以中式着装为主。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说,胡适初到北大工作时都穿长袍,任北大校长后,穿的是长袍马褂。他只在两种场合着西装:国际会议和出国。
着装只是一个侧面,透露着现代人对胡适“西化”的误解。留美七年间,胡适时时不忘关注国内局势。他常常阅读国内报纸,对于重要事件,会剪贴下报纸登载的证据,留美同学中有人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
《胡适留学日记》出版后,胡适沉迷打牌的网络段子大为传播。胡适日记里的确有打牌的记录,但除打牌之外,往往还有当日读书的记载,传播时则被省去了。
胡适本科入读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私下自修中国旧学,广读《左传》《诗经》《荀子》等大量旧籍,所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诗三百篇言字解》。1915年,胡适在日记中感叹,他所遇见的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地的欧洲学生,都通晓本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唯独中国和美国的学生对自己的文明懵然不知,“可耻也”。
归国之后,胡适在北大开授中国哲学史,他年纪太轻,许多学生都感到怀疑。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是其中之一,他听了几堂,豁然开朗,“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在他的推荐下,一向反对《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的傅斯年,本是守旧派文人黄侃的高足,后来也去听课,成为胡适的学生和挚友。
倡议新文化的同时,胡适从来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他主张“整理国故”,对《红楼梦》等古典白话小说的考证研究影响深远。
但是,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几乎伴随了胡适的一生。据被学界称为“研究胡适第一人”的学者耿云志考证,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论”,是在1929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主要是为了反对折中主义的态度,主张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前者是“全盘西化”,后者可以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到了1935年,思想界再掀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指出折中主义的本质还是保守,主张全盘西化,因为中国文化本位是由万千人民组成的,不会被毁灭,“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不久后,胡适发表新文章郑重声明,为了避免误解,他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改为“充分世界化”。
耿云志认为:“至少可以说明,把胡适说成是全盘西化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胡适并非出身殷实富家,他的父亲生前为官,娶妻三任,50岁才生胡适。但三岁时父亲早逝,他随母亲回到安徽绩溪农村的老家,由不识字的母亲养育长大。
如果说胡适的家庭给他提供了任何优越条件,可能只是言传身教的修养。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后来,胡适先后考取中国公学和庚子赔款的留学资格。在美期间有一次去参加罗斯福的演说会,他发现会议的主持者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管楼工人,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回忆,“实在令我神往之至”。
胡适晚年客居美国时,好友唐德刚和他一起去小餐馆吃饭。吃完后,唐德刚从洗手间出来,不见胡适踪影,在附近乱找一阵,后来才发现,胡适跑进后厨和工友们聊天去了。
主张文学革命的关键,也正是在于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能惠及普罗大众。当时白话文运动遭到守旧派诸多攻击,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反驳:“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迎接他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5月7日,胡适与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在上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援学生运动。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胡适进行了翻译。据《新青年》编辑之一高一涵回忆,之后几天,他们和胡适几人街上热烈地散发宣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后来陈独秀几次入狱一样,胡适尽力营救,两人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友谊善始善终。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职,北大一度面临被整顿和解散的风险,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为保全北大,曾设想过将北大南迁上海的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据文史学者张耀杰在《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中的考证,这件事由马叙伦、沈尹默张冠李戴地借题发挥,虚构为胡适的主张,“变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讹传讹的学术悬案”。自然也就不存在胡适希望迁校以逃避时局。
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际,陈独秀公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胡适三岁丧父,由不识字的母亲在安徽绩溪农村老家养大。图为2007年的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视觉中国/图)
“良知的两种表现”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1934年在《忆刘半农君》中形容胡适的文字流传甚广。
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接近,相互赞赏,后来胡适和国民政府走近,鲁迅对他多有批评,胡适从来不曾反驳。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公开致信蔡元培和胡适,大肆攻击鲁迅,胡适回信劝诫:“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研究鲁迅多年,他认为鲁迅疏远胡适,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不同。“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孙郁写道:“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五四之后,胡适和李大钊发生了广为人知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双方平和笔战,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影响私交。1925年,胡适放弃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努力周报》,由他起草和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第一个征求意见的对象和联名签署者就是李大钊。
和观点不同的朋友维持友谊,在胡适的一生中是常态,胡适很赞同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布尔所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很多朋友对于他介入政治有诸多意见,胡适专门写了《我的歧路》一文,来交代自己“变节”的缘由。在是否谈政治的岔路口,他坦承自己徘徊许久,最后“忍着心肠来谈政治”。
唐德刚对胡适的观察很有代表性,“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客居美国。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三联书店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认真搜集和阅读,还经常把其中的文章原封不动抄录在日记里,不作反驳。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1956年,好友陈源写信给胡适,转达法学家周鲠生劝他们回大陆看看的意思:“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是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
这封信被胡适收藏起来,直到百年诞辰纪念时作为文物在台北公开展出。胡适在那句话下划了线,写下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另一边,胡适与台湾当局同样关系紧张,他多次当面批评蒋介石。胡适任名义上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多次触怒当局,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
后来公之于世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对胡适怨恨颇深。1958年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上,批评蒋介石致词中的错误,被蒋介石认定为平生最大的屈辱之一。“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安眠。”
1980年代后,胡适研究才在中国大陆解冻。有感于胡适清苦的晚年,耿云志说,“他生长于大动荡的中国,又身为知识界的领袖,不可能完全专心于学问而不问政治。结果是被政治激流冲击到寂寞的角落,而学术上亦再无创造性的成绩。”
除去影视剧里的虚构情节之外,胡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这种复杂不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尘埃落定。关于胡适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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