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崇尚魏晋,高举王羲之,其论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发布时间:2024-12-23 04:57

来源:书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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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朝宗室,入元,官刑部主事,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以书画擅名,尤精正、行小楷,书学魏晋,兼法李邕,字体圆转秀逸,人称“赵体”并被古今作为临摹的重要帖子并广泛学习使用,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书法


赵孟頫在书史上之地位在于能力破宋人取法“四家”而无不牢宠于颜书的习俗,开启一代新风。当时的卢熊就说过:“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于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后进咸宗师之。”可见他摆脱时习而别开生面的书风对当时影响深广,同时的虞集说得更为明白:“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美。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未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题吴传朋书并李唐山水跋》)虞集从宋元书法发展的风气上来说明了赵氏在改变书风,力矫时弊中的作用,其关键便在于迈越唐宋而力求追迹魏晋之遗风,他的书法理论也正是他本人创作风貌的体现和说明。

赵孟頫书法2


赵孟頫之书上法钟繇而力追二王,故其论书也推尊魏、晋。 他曾追忆早年学书云: “我时学钟法”(《哀鲜于伯机》),也极重王羲之,其《论书》诗云: 右军潇洒更淸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裹鲊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 赵氏以为王羲之的《裹鲊》帖远胜流传于世之《子鸾字帖》,犹如苍藤之与野草,其生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中对王羲之的崇扬溢于言表,同时可见他对书法审美的祈尚在于潇洒清真。 赵氏本人欲以秀美流逸的风格去改变宋人刚健腴厚之书风,因刚健易流于劲狠,腴厚易失之肥重,故赵书不以力胜而以韵胜,其审美祈尚最与晋人相契,他标举清真俊逸,潇洒自如的风格。 其《赠彭师丘》诗云: “学书工拙何足计,名世不难传后难。 当有深知书法者,未容俗子议其间。 ”又云: “古来名刻世可数,馀者未精心不降。 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 ”可见其论书自标高格而欲脱去俗气,力求韵味逸远,如明月清江,澄净无滓。 凡此都说明了他对书法风格的祈尚,《铁网珊瑚》中载有他《论宋十一家》书一篇云: 李西台书去唐未远,犹有唐人馀风;欧阳公书居然见文章之气,蔡端明书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备;苏子美书如古之任侠,气直无前;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门书视伯氏不无小愧邪;秦少游书如水边游女,顾影自媚;薛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黄长睿书如山泽之癯,骨体清澈;李博士书如五陵贵游,非不秀整,政自不免于俗;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可见他对宋人书的评骘也本于对气韵生动,能绝去庸俗的要求。

赵孟颗对魏晋书法,尤其是对二王的推重也基于他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他说:

言楷法则王次仲、师宜官、梁鸿、邯郸淳、毛宏,行书则刘德升、钟氏胡氏,草则崔瑗、崔实、张芝、张文舒、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张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晋而大盛,渡江后右军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称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当是时,江左号礼乐衣冠之国,而北朝尚用武,其遗风流俗,接于耳目,故江左人士以书名者传记相望。(《阁帖跋》)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赵孟頫不仅指出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集大成的地位,而且指出了南北书风无不受其沾溉,这就与上述赵孟坚区分南北的论书主张不同,孟坚意在揭示唐初书法集大成的特点,而赵孟頫旨在推尊二王之书为百代楷则。 赵孟頫于王羲之的书法中悟出既要学本古人,又要变化创新的道理,其《兰亭跋》中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是已。 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 ”对于古人的用笔之意,宜通过学习揣摹和仔细体味去求得; 而书法的体势则顺乎个人的情志,力求表现自己的面目。 由此,赵氏提出了“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论断,其言曰: 书法以用笔为工,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兰亭跋》)

曹植《洛神赋》


他从结体和用笔两方面来要求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天资与学养的兼备。 赵氏以为写字的笔法是永久不变的,因而可以通过规模古人而得; 结体字势原乎时代风尚和作者的才情资质,故因人因时而不同。 王羲之的字势所以能超群佚伦,在于他“雄秀之气出于天然”,而齐、梁书家未能凌驾羲之,因为缺乏“俊气”,即其人之天赋未及羲之,同时他又以为古法不可失,因法由人力可通,故天资与人力的结合方能令书法高妙。 因而赵氏论书最重笔法、字形二端,方鹏《昆山志》引其言曰: “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而已。” 他对笔法的要求是精”,对字形的要求为“妙”,精可由学而养,妙则本乎人之天资,由此,他主张天资与学力的兼备。 当时的虞集评赵书曰: “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 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 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 楷法深得《洛神赋》揽其标; 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 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 ”也指出了赵孟頫的书法创作中体现了天资与学力兼而有之的特点,可见与其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王羲之《十七帖》和《圣教序》



赵孟頫本人擅长绘画,其画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其论画则注重形神兼备,不尽要求“古意”而且提倡“士气”,他以为画能得“士气”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精通书法,能以书法的笔致融入画中,他的《枯木竹石图》诗云: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就主张以飞白书的笔法画石,以书法的运笔法来画竹,如此,在绘画的形态之外又增加了笔墨的情韵,成为文人画的一大特征。 这便是赵孟頫对书画相通的认识。

苏轼《枯木竹石图》和董其昌《容台集》



据董其昌《容台集》中说赵孟頫的此种认识得自钱选,他说: “赵文敏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 ‘隶体耳。 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异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 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 ”钱选欲以隶体通画法,赵孟頫则更进而以飞白,以八法求之于绘画,遂开以书法笔法入画的法门。 这种理论在画史上的影响很大,元代的柯九思就说: “写竹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稗史集传·柯九思传》)明代王世贞则说: “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来,此画与书通者也。 ”(《艺苑卮言》)有人将赵孟頫为开启元代画风的第一人,是不无根据的,他欲以书法之笔墨技巧通于画法这一点即颇有开创意义,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虞集曾说: “黄山谷云: 文湖州写竹木用笔甚妙,而作书乃不逮。以画法作书,则孰能御之。吴兴乃以书法写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子昂墨竹跋》)可见时人对他以书入画作法的推重。 总之,赵孟頫一变宋人书风,在元初卓然为大家,其论书表现出明显的崇尚魏晋,尤标举王羲之的倾向,他对于笔法与结字关系的论述,对书画笔致相通的意见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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