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解读：邵氏兄弟影视帝国崛起之路

发布时间：2024-12-25 03:27

长文解读：邵氏兄弟影视帝国崛起之路

2013-07-08 16:33 影视邵氏兄弟

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制作影片超过1000部;他执掌40年的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有联系。

作者：余楠

2013年“邵逸夫奖”获奖名单,5月28日在中国香港揭晓，生物医学、天文学、数学三个领域的6位科学家共获得了300万美元奖金。由香港娱乐业大亨、慈善家邵逸夫设立的“邵逸夫奖”，至今已有11年历史。

自从2011年，104岁的邵逸夫宣布退休后，近两年，他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公益场合。而发源于杂耍戏院的邵氏家族，早已被邵逸夫和兄长们演绎成了一段百年传奇。

“要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告诉你，我永不退休。”1981年12月4日，邵逸夫在位于清水湾的办公室接受了媒体采访。那天他刚刚获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主持仪式的，是港督麦理浩。

那年，邵逸夫投资1亿5000万港币，联合《星球大战》特效制作班底和好莱坞制片公司，拍摄了科幻大片《Blade Runner》，中文名为《电脑人》。“拍片就一定要拍大片，我们这个《电脑人》，是讲机器人跟真人恋爱、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是后来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

也正是那一年，邵逸夫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刚刚有过一次股权之争。打算收购邵氏的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邵逸夫还是拒绝了收购方案。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

“也许合作，多方发展，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换口味，一直做电影。”邵逸夫说，“我的一生兴趣都在电影，现在这个年纪，不打算换了。”

父辈的影响

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从宁波老家镇海郊区朱家桥镇来沪创业的第4个年头，当时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同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旅日归来的老板兼摄影师任景丰购置了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14卷胶片，邀请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段。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后人对邵玉轩的零星记载，大多没有离开这几个关键词：为人谦和，经营有方。在众说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点颇为一致：邵玉轩1920年去世时，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海滩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苏浙总督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不难发现：邵玉轩思想开明，人脉广泛，生意经营得极其成功，当时应该是十里洋场极有影响力的商场人物。

上海滩创业的20年，正是中国风云突变的20年，邵玉轩的家族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多年后，他的几个儿子“深谙市场、远离政治”的经营之道，与他的经商智慧如出一辙。

邵玉轩跟电影初次结缘，是在一次跟朋友的游玩中。那天他们偶然看了一场电影，虽然还处于默片时代，但老百姓对于一块白布上出现活灵活现的山水人物充满了好奇。散场后，邵玉轩跟朋友打听起了他关心的问题：一部拷贝多少钱?一部影片可以放映多少场?每场观众大约多少?票房如何?成本多少?赢利多少?那一次，邵玉轩隐隐感到：经营得当的话，卖电影，比卖颜料挣钱得多!

1907年，邵玉轩迎来了四子邵逸夫的诞生。因其前有3位大哥、两位大姐，排行老六，所以邵逸夫后来被港人称为“六叔”。在3位大哥仁杰、仁棣、仁枚之后，这位“仁”字辈新丁取名“仁楞”。

在吴侬软语里，“仁楞”并无不妥;但换成北平或其他方言，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雅。三位大哥依次号“醉翁”、“邨人”、“山客”，邵仁楞给自己取的号是：逸夫。

“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生从商，终生忙碌。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过一生。”邵逸夫后来这样解释。

入行与“六合围剿”

邵氏家族进入电影业，始于大哥邵醉翁。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学科，从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贸界摸爬滚打，先是与人合资办“中法振业银行”，同时在南北各地兼营三十多家商号，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利，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1922年，法租界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场所，每日都有戏曲、评弹、评书等各色娱乐活动。因老板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最终只得抵押变卖。邵醉翁就这样成为“小舞台”的新主人。接手后，他将“小舞台”改名为“笑舞台”。一字之差，观众一目了然：此地为娱乐大众而立。

“笑舞台”的主要业务是上演文明戏。当时与他联手创业的两位骨干，便是后来在影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两位大家：张石川和郑正秋。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居然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身边朋友于是夸他：你有写剧本、做导演的天才。

不到一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儿救祖记》。该片的成功，奠定了它在业内的龙头地位。邵醉翁深受触动，电影这个新兴行业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图。1925年6月，邵醉翁创办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业实体：天一影片公司。

邵逸夫后来解释：之所以叫天一，就是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他没有提到另外一层意思，老胶片易着火，按《易经》说法，“天一生水”，水能避火。

天一开业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传媒学者李亦中后来评价说：这一快速、多产的特点，此后一直贯穿于天一制片公司的日常运作。

“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是邵醉翁为天一公司确立的制片宗旨。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袭了这一宗旨。

《立地成佛》描写了一个横征暴敛的军阀，在爱子死后，遣散妻妾、散尽家财，削发为僧、立地成佛的故事。问世后，它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度被批为“反动影片”，“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接对立”。

邵醉翁1933年接受采访时回应说：我觉得什么都有新旧，只有道德没有新旧之分。就现在而论，还应适当提倡旧道德，忠孝节义不过是解释略有不同。

“守旧”是邵醉翁和他的天一公司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天一公司的片头，是一尊佛像。在当时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很少有生意人会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邵醉翁还在办公室供奉佛像。天一的片场按他的要求，四壁刷成明黄色，很多第一次来的人，都疑心“进了佛堂”。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戏院隆重上映，却与明星公司的排片档期发生冲突，首映不得不推迟。天一与明星由此结怨。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杀天一。这就是“六合围剿”。

以今天的眼光看，天一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不久，邵醉翁娶了红演员陈玉梅为二房太太。在当时，再找不到第二个家族，有这样的电影生产势力。

邵逸夫当时的身份是摄影师，他使用手摇式摄影机，出任了大哥执导的影片《珍珠塔》的摄影，上下两集，合计20大本。

天一自1925年创立，到1937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邵氏兄弟善于揣摩大众心理，搭准市场脉搏，比同行领先一步，推出新题材与新样式，以此吸引观众，争取更多票房份额。”这是内地传媒学者李亦中对邵氏兄弟早期创作的看法。

胡蝶是天一公司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她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公司出片神速，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后来影人流传的声音中，有一种充满了对邵醉翁和天一的不满：天一虽为大公司，实则连小公司都不如。一般电影人不到末路，绝不会进天一，而从天一出来的，也大多是因为忍无可忍。

面对六合公司的联合封杀，邵醉翁带着邵氏兄弟离开上海，赴南洋发展。

下南洋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离泰国、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那个时候那里没有电影，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玩意，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很成功。”邵逸夫后来说。“我们有6组流动放映车，每组由一人掌管。全套器材，在货架上，去乡下放电影。”

邵逸夫当时刚中学毕业。他只身一人在北平度假，突然收到三哥发来的电报，就这样来到新加坡，做起了电影。

后来的邵逸夫，扛着手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工厂里给工人们放电影，身上都是毒蜂蛰的疱。香港媒体谈到这段创业史，说：邵氏王国，是放映机连格摇出来的。

1920年代的新加坡，虽然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来自欧美。那个阶段，邵氏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这一称号后来成了家族的终身品牌。邵氏兄弟依然坚守中国传统古典题材，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装片，同样极受欢迎。

“当时南洋华侨七成以上为小商人、苦力和雇农，依旧过着中世纪的被剥削生活，保持着强固的乡土观念与先辈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很不进步。”电影史学家郑君里如此分析邵氏兄弟当时的成功，“邵氏很多带有封建意味的作品，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时，不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同时也因为它们并不违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化教育。”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报》以整版篇幅为自己做广告。“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除了提到的这些名下产业，邵氏兄弟在当地还有两家大型游乐场。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邵氏所有戏院充公。沦陷时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旧坚持以稗史为题材，拍摄一些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影片。香港媒体后来评价说：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

与兄长们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当时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幸运的是，未遭严刑拷打，两周之后，他被释放了。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邵逸夫说，“他们又指我发了10万传单，我说岂止10万，是50万!”

据邵逸夫解释：日本宪兵队征用的很多士兵，其实都是邵家两个游乐场的警察。当时邵氏兄弟还经营着“新世界”、“大世界”两大游乐场，雇佣了50名警察。沦陷后，这些警察进入了宪兵队。“这些警察联名保我，说我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我很快被释放了。”

邵氏兄弟一开始经营，就在为日后庞大的影视帝国勾画蓝图。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演员、影片和影院，邵氏兄弟在1946年成立了邵氏出版印务馆。到1958年，他们将这种宣传策略做得更为专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版了邵氏正式的宣传物《南国电影》，最初销量便达到10万册。

《南国电影》的问世，主要是为了从宣传阵地上，迎战另一家影业公司——“国泰”的《国际电影》。国泰的掌门人陆运涛，是新加坡首富陆佑之子，也是后来邵逸夫在香港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返港“救”业

创业30年之际，邵氏兄弟在南洋已经拥有了131家影院和十来家娱乐场所。不同于新加坡的局面大开，邵氏兄弟在香港的经营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产大亨历来是最强势的金主。富豪榜上绝大多数的席位，是为地产界名流预备的。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逐渐眼热，一心想进入地产业。此时，由邵邨人和儿子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正在同业的竞争中岌岌可危。

邵邨人是兄弟中性格较为保守的一个。他知道投资拍片可能会获得高额回报，但担心个中风险，所以一直以放映为业。经营戏院回报率低，但是风险小。进入50年代后，邵邨人进入地产业，选择清水湾的地皮作为未来邵氏父子公司的片场。因为邵氏父子在香港制片业务急剧萎缩，邵邨人将其中一个片场以270万变卖，随后在九龙弥敦道置地，兴建了二十多层的“邵氏大厦”。邵逸夫来港后，便在这里暂时栖身。

得知邵家在港的电影业务大不如前，刚刚结束第二次欧美采购之行的邵逸夫连夜从新加坡给二哥写信。十多天后，收到回信。二哥明确表示：目前家族影业处境维艰，已无心恋战，冀家中弟兄能有一人，来港主持邵氏影业。

1957年初秋，邵逸夫离开了打拼30年的南洋，只身来港。这一年，他50岁。半年后，“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出任总裁。他的时代来临了。

明星战略

就在邵逸夫抵港的前一年，老演员王元龙领衔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更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台湾当局声明：为阻止宣扬赤党思想的影片流入台湾，非“自由总会”会员机构拍摄的影片，不准进入台湾市场。“总会”成立后，香港影坛正式出现左右两派。

1950年代，因为内地政局风云突变，香港影业公司无法进入内地市场。为了让邵氏的影片不致丧失台湾市场，邵氏兄弟加入了自由总会。

深谙市场的邵逸夫很清楚：左派只在官方主导的市场有竞争优势，但香港是纯市场环境，所以他的对手一直在那些自由派中间。放眼整个香港影坛，眼前最强劲的对手，依然是从新加坡就开始较量的陆运涛。

在后来的影史记载中，陆运涛这位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的海归派，不仅作风洋化，而且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早在1948年，比邵逸夫年幼8岁的陆运涛便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同时大举引进宽银幕、新式放映机。他以从事电影发行进入电影圈，旗下四十多间戏院，1951年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这便是“国际电影懋(mào)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的前身。

1953年，陆运涛的“国泰机构”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子公司，设立“粤语组”，试探粤语片市场。电懋比起邵氏，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剧本创作。很显然，与文艺气息浓厚的陆运涛相比，编剧是邵逸夫作为制片家的短板。电懋旗下当时最有名的编剧是姚克，由他编剧的《清宫秘史》在内地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除姚克之外，电懋另一位大牌编剧是作家张爱玲。当时大多数的一线明星，全部跟陆运涛的公司有合约。

面对劲敌，邵逸夫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在香港的出击。他从美国之音电台挖来一个主持人担任公司的宣传经理，这就是日后成为邵逸夫左膀右臂的邹文怀。重金相邀之下，邹文怀来到尚未挂牌的邵氏兄弟上任。他对邵逸夫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宣传部门的所有职员，由自己决定。

明星战略是从大哥邵醉翁开始就贯穿整个邵氏家族经营战略的重要主题，邵逸夫面临的处境，就是邵氏此时白手起家，没有一位明星。据盛传已久的版本，当时他和邹文怀二人联手，制定了一份挖角名单，最经典的一战，就是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

在二哥邵邨人经营的时代，邵氏父子曾不惜重金，聘请林黛主演过3部邵氏影片：《乱世妖姬》、《梅姑》和《追》。不过，经验老到的陆运涛，早已师从好莱坞艺人的经纪理念，用各种方式控制艺人私下跟其他影业公司接触，以防挖角。

因为电懋一直有人“照看”林黛，邹文怀始终得不到接近她的机会，只好将电话打到林黛的住处。一番激将之后，林黛答应赴宴，坐在了邵逸夫对面。据说当日邵逸夫亲自给林黛斟茶，林黛也在仔细打量眼前的邵氏总裁——他就是那个一手兴建了清水湾影城的六叔?

跟三哥谨慎求稳的经营策略不同，邵逸夫一到香港，便拿出了自己的大手笔。他在香港买下清水湾当时占地65万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筹建好莱坞之外的另一个梦工厂——为期7年才竣工的邵氏影城。

毫无疑问，两次欧美之行，让邵逸夫深受震撼，也明白了构建工业蓝图的诸多要义。香港地少人多，对于最擅古装题材的邵氏来说，拍摄场地无处可寻。邵逸夫拿出50万，按照图纸，筹建了中式古代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当他和他的清水湾影城出现在香港大小报端时，连同林黛在内，香港同行顿时明白了六叔的来头。

陆运涛当时给林黛开出的片酬，已经极为可观。邵逸夫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到了林黛面前：电懋的两倍!当时全港最红的女星，就这样成为了邵氏的签约艺人。为她量身打造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后来红透香江的黄梅调《貂蝉》。

关于黄梅调在香港的盛行，后来学者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当时京剧在粤语地区并无市场，因战乱滞留在港的京剧大师马连良，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靠香港朋友接济，以致长期负债。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香港人并不热衷皮黄。反倒是黄梅戏轻柔婉转的嗓音，打破国粤界限，进入寻常百姓家。

1957年5月28日，《貂蝉》公映，好评如潮。连续半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当时最好的票房成绩。一年后，这部影片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中，一举囊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音乐5项大奖。这部戏不仅让邵氏名利双收，也捧红了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

《貂蝉》走红后，李翰祥成为各大老板眼中苦求不得的名导。之所以同行们挖不走他，就是因为当时邵逸夫手上有一份跟李翰祥长达8年的合约。“我当时才30岁，8年一点都不觉得长。老实说，不要说8年，就是80年我都签。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让我做导演，怎么说都行。”李翰祥后来这样回忆。

事实上，邵氏对于旗下导演和艺人的掌控，极为严厉。邵逸夫本是通过挖角在香港起步，最懂如何力保自己不被以牙还牙。

“其实《貂蝉》是我最脸红的戏，拍得很坏，但能获那么多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李翰祥后来说。《貂蝉》之后，邵氏乘胜追击，再度推出林黛担纲女一号的大型古装片《江山美人》，影片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0万，刷新了邵氏自己的纪录。在1959年的第六届亚洲影展上，这部影片史无前例地囊括了全部的12项大奖，也让林黛第三次捧起“亚洲影后”的奖座。一年后，李翰祥执导的《后门》再一次上演了囊括了新一届亚洲影展所有奖项的这一幕。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兄弟，成为业内所有人刮目相看的黑马。

1960年，香港10大卖座影片，邵氏独占6部。陆运涛的电懋，只有3部。

《后门》虽然大受奖项肯定，但是因为采用黑白摄影，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春风得意的李翰祥正大谈特谈个人艺术追求，邵逸夫突然发火，“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

李翰祥十分不解：当初《貂蝉》获奖，六叔您很高兴啊?

“《貂蝉》能赚钱，《后门》呢?”邵逸夫说。

“那我就拍一部又能获奖又能赚钱的片子!”

邵逸夫清楚：李翰祥心里想的，除了获奖，还是获奖!是时候给这位狂热中的年轻人泼泼冷水了。后来将近三年时间，李翰祥没有获得任何片约。

邵逸夫内心最在乎的，到底是电影艺术，还是票房生意?1980年代，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应说：“我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喜欢)的娱乐着手。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雪藏”李翰祥的第三年，电懋老板陆运涛亲自抓了公司的一个项目：筹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早在1920年代，邵氏在上海创立之初，就已经拍摄过《梁祝痛史》。令邵逸夫大为光火的不是自家题材被人翻拍，而是电懋一直擅长时装片，如今却想跑到古装片这一邵氏的拿手地盘分杯羹。

“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冷板凳上的李翰祥，在接到邵逸夫新命令的同时，正式“解冻”。

在邵氏影城外面，清水湾的路上，李翰祥遇见一位浓眉大眼的女子，行路步态中透出几分男儿的干练之气。这位邵氏艺人，让李翰祥迅速坚定了自己心中那个大胆的创意：起用女艺人，反串梁山伯一角!——这位在路上被李翰祥捡到的女主角，就是后来邵氏另一当家花旦凌波。

黄梅调《梁祝》只花了半个月就关机，邹文怀抓住反串的噱头大肆宣传，吊足了外界的胃口。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发生题材撞车的“双胞案”，香港媒体说：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后化蝶，却生出了双胞胎。

《梁祝》在李翰祥的家乡台湾引起了极大轰动。当时举家出门看《梁祝》、万人空巷的情形是很多台湾老人至今深刻的记忆。很多痴迷的影迷，连看十次以上，台北看完赶到高雄继续看。1963年的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梁祝》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反串出演的凌波，领取男女演员哪个单项奖都不合适，组委会于是为她专门设立“最佳演员特别奖”。

邵逸夫从《梁祝》获得的最大震动来自凌波——一个默默无名的艺人，一夜间成为不输林黛的顶级明星。他深受启发，这个心得对他后来的整个事业带来巨大影响：要想让邵氏家族的电影事业持续发展，一定要不断培养新人。

电懋就这样被邵氏杀了个措手不及。类似的事情在邵逸夫身上多次发生。70年代，邹文怀跟他分道扬镳自组嘉禾公司后，两人成为竞争对手。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发现嘉禾新片《啼笑因缘》因故暂停胶片洗印，赶紧给香港打电话，要求公司立即抢拍。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梦》，提前上映，票房不俗。这种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摸索转型

邵氏和电懋的竞争，在1964年陆运涛夫妇发生空难后基本终结。如果邵逸夫愿意讲述，这肯定是他五味杂陈的一年。这一年，邵氏当家花旦林黛因为感情问题自杀身亡;清水湾影城正式竣工，14间摄影棚全部落成，邵氏电影王国初具规模;邵逸夫的儿子邵维铭突遭绑架，交出300万赎金才破财消灾。

得知儿子化险为夷，邵逸夫又回到清水湾继续工作。“全世界最忙的制片家”，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ChinaMail》曾在头条以这样的标题形容他。几乎所有与邵逸夫接触过的采访对象口中都有一句大同小异的话：邵逸夫精力过人，工作时间惊人。他每天都跟员工同时上班，其他人5点下班，他一般会工作到10点。如果是在试片室看片，他会回家吃完晚饭，回来继续看。不管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如今的清水湾邵氏影城，昔日的3层办公楼依然矗立在院内进门右手位置。二楼最右侧便是邵逸夫当年的办公室，他对面的房间属于邹文怀，过道旁边是看片室。邵逸夫最喜欢在那里看片，除了看邵氏影片，也看其他公司的影片。他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9部电影。

陆运涛离世后，邵逸夫在香港已经没有对手，但是昔日风头强劲的黄梅调也已式微，新的出路在哪里?《新生晚报》是邵逸夫经常看的报纸，他每天必读的版面，是一个名为“何观”的影评人写的影评。在一片“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赞誉中，他批评邵氏电影“太过阴柔，缺阳刚之气，是女星的天下，长此以往，发展不均”。“何观”，就是后来开创新武侠电影的名导张彻。

张彻对邵氏女影星如数家珍。邵逸夫对他印象极好：你总批评我们捧女星，那我以后就叫邹文怀多多宣传男星。

“不!您错了邵先生。邵氏电影，从剧本开始，就是为女星量身而写，男艺人一直不过是她们的陪衬。要想治本，必须从剧本开始改!”张彻说。

1967年，受内地红卫兵运动影响，香港左派电影机构已经濒临绝路。邵氏新片、由张彻执导的《独臂刀》在这年公映。这部令邵氏所有高层提心吊胆的新片，上映首周，票房突破100万，刷新了香港影史纪录。主演王羽也从起初月薪200元，一举跃升至6000元。这种薪酬，已经可以比肩邵氏一线花旦的待遇。从此，电影的男星时代来临。

《独臂刀》之前，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导演也拿出了自己的新武侠代表作《大醉侠》，但是因为票房不佳，邵逸夫并不高兴。这位失意导演名叫胡金铨。后来，他拿着一个只有36场戏的剧本，再次出现在邵逸夫的办公室。邵逸夫没有细看剧本，呵斥他回去重写。从影半生的邵逸夫不相信一部只有36场戏的剧本，能够拍出一部及格的电影。胡金铨后来把这个剧本带回台湾拍摄完成，打破了台湾的票房纪录。这部戏就是《龙门客栈》。

错过的往事

邵逸夫“看走眼”的故事，被外界提得最多的，并非胡金铨，而是另外两位与他失之交臂的知名影人——李小龙和许冠文。

1970年，在好莱坞受挫的李小龙带着被华纳兄弟枪毙的电影项目《无音箫》返港。他对那些期待他加盟的香港公司开出的条件是：片酬1万美金，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还有，剧本必须让他满意。

外界流传的版本是：邵逸夫听到这番条件后，冷笑回应：开什么玩笑?一个武师，真敢开口!他难道不知道，邵氏300元一个月的武师一大把吗?

“其实这些都是外界杜撰的。”邵氏影城现任制片总监黄家禧说。他1970年进入邵氏，工作至今。除了方逸华，他可能是跟邵逸夫最亲近的工作伙伴。“当时李小龙从美国回来，张彻找他试镜，我们都已经打算用他，但是他一部戏要1万块美金。我们自己的艺人，狄龙和姜大卫当时才1万港币，1万块美金是6万块港币。狄龙和姜大卫已经成名了，还是1万一部戏，怎么可以给李小龙1万美金呢?给了你1万，狄龙和姜大卫怎么办?”

后来邹文怀的嘉禾公司用7500元美金拿到了李小龙的合约，由他主演的《唐山大兄》上映3周，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本土影片。嘉禾也凭借这部影片赚得的350万首轮票房，成为香港知名电影公司。

许冠文后来主演的《鬼马双星》，也是送到邵逸夫门前，被拒绝后落入邹文怀手中的大馅饼。这部喜剧片的最终票房是625万。

“许冠文的问题也是一样，”黄家禧说，“他是拍李翰祥的《大军阀》成名的，拍了两三个戏之后要做导演。但是他要的片酬，比李翰祥还要多。如果给了他满意的价钱，我们自己的导演怎么办?”

邵逸夫和邹文怀，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反目成仇?外界一直盛传，因为方逸华进入邵氏高层，邹文怀大权旁落，负气出走。“其实事实不是如此。”黄家禧认为，邵邹矛盾的核心，是制片理念发生分歧。“邹先生拍戏，只求卖座，不管制作费，结果有很多地方就会有浪费。方小姐呢，是管钱的，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她会控制得很严格。因为这个问题发生矛盾，所以邹先生就离开了。”

方逸华当时主要负责财务和采购，据说，任何采购项目都必须由她签字。曾有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剧组，拍摄时临时需要一箱鸡蛋，因为没有打报告，全体工作人员只能现场等着打完报告、签完字，戏才能继续拍。这个说法也被黄家禧推翻了。“当时我们用过鸡蛋，但是经常戏拍完，鸡蛋就不见了。方小姐来了之后，就会过问。比如这个鸡蛋，我们用完可以卖给我们的餐厅，这样拍摄成本又回来了一块。”黄家禧说，有些导演不善于拍摄大场面，他们把20个人放在大礼堂拍一个大场面，方逸华看到后不允许这么做，一定要坚持配到足够的人数才拍摄。

我问眼前这位与邵逸夫、方逸华共事四十多年的总监：有人说方逸华进入邵氏后，影片制片开始下降，所以他们说“成也萧何败萧何”。黄家禧回答：“没有方逸华，就没有今天的邵氏。邵氏的很多事情，都是方逸华在打理。而且她也是邵逸夫现在最信赖的伴侣，邵逸夫的很多慈善事业，都是方逸华在身后支持和推动。如果没有她，邵氏可能早就卖掉了。”邵逸夫的两个儿子，一个从事地产，一个从事发行。而方逸华，始终在忠实地执行邵逸夫的意图。

起伏

1971年，邵氏(香港)成为上市公司。1974年，邵氏影片产量达到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一年之内，出品了50部影片。这一时期，邵氏的全球战略稳健推进。在新加坡建成总统戏院后第五年，邵氏再添3条院线。包括新加坡在内，邵氏机构的全球连锁戏院已达230间之多。为了吸引各地观众，邵氏出品的电影经常剪出多个版本，尺度最大的送欧美，最小的送南洋，中间的，则在香港上映。同时，邵氏还为拷贝配上不同语种的音轨，发往世界各地。

就在邵氏兄弟的影视帝国日渐壮大之际，邵逸夫于1973年和1975年，先后痛失二哥和大哥。

这一时期，邵氏在香港的基金会成立，开始了在香港和大陆解囊捐助的义举。1974年，为表彰邵逸夫热心公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授予他“皇家CBE”勋衔。1977年，他再度被女王册封为爵士勋衔，成为香港娱乐圈获得爵士头衔的第一人。

结缘TVB

1980年6月26日，TVB原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先生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辞世。这位地产大亨1967年创办TVB，开设翡翠、明珠两个台，采用粤、英双播音，港人习惯称之为“无线台”。

7月23日，董事会宣布：邵逸夫成为董事局新任主席。接棒后，邵逸夫展开了与邱德根主政的亚洲电视(以下简称“亚视”)之间的收视大战。接下来的所有情形，与邵逸夫在邵氏的征战如出一辙：还在担任首届董事的时候，邵逸夫便说服利孝和，成功地从亚视前身“丽的”电视台挖来当家花旦汪明荃。直到今天，汪明荃依然被称为无线大姐大。为了培养新人，无线在1971年创办“艺人训练班”，今天绝大多数的香港知名艺人，全部毕业于此。他们也是后来TVB自制剧的主要演员。几乎所有亚视的王牌节目，无线都有应对的翻版：亚视选“亚洲小姐”，无线就选“香港小姐”;亚视斥巨资拍摄电视剧《一代天骄》，无线便抢拍出黄日华主演的《成吉思汗》，且率先播出。

历史上，无线和亚视之间，先后有8次著名的收视大战，无线始终没让亚视尝到甜头，筑牢了自己的香港电视龙头地位。香港媒体一直有两种声音：一说无线“无赖”;一说无线“棋高一着”。邵逸夫从不理会这些声音，他心中有着更大的版图要去拓展。

1987年，邵氏兄弟停止电影制作，正式告别电影圈。清水湾邵氏影城继续保留，并参与制片。这一年，邵逸夫夫人黄美珍在美国病逝。10年后，90高龄的邵逸夫与62岁的方逸华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入主TVB后，方逸华成为董事局行政主席。

2003年10月，投资22亿的无线电视城启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到离它不远的清水湾邵氏影城。电视城有22个录影棚和两个影视拍摄基地。它比旧影视城大三成。全年生产节目超过17000小时，发行海外四十多个国家，覆盖用户超过3亿。

我到TVB的当日，正是冬至。虽然是粤港一带十分重视的节气，但是戏剧制作部里，所有的小会议室，都坐着三五成群开创作会的主创。“我们有一条生产线，就是有量化、有规模、有体制的生产。如果要做一个强有力的产业，必须这么做。其实现在想来，TVB跟邵氏的模式很像。”TVB知名监制梁家树说。他和TVB另一位名监制曾丽珍一起，每年要监制500到600集自制剧。

据梁家树透露，TVB分工极细，拍摄自制剧时，每天会有两个组，一个外景一个内景。一线艺人可能白天出了外景，夜里回来赶内景。不止一个TVB艺人说过：工作最辛苦的时候，走路都能睡着。时常有一线艺人，在一个棚里拍着一部戏，进入化妆间之后化好妆，进入下一个房间就拍另一部。

效力TVB六年的女艺人叶璇曾经对我说：“TVB是一所大学，它用人情世故教会你作为一个艺人该学习的一切。我所有的技能，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技能，都是TVB给我的。”

影视帝国

“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邵逸夫在1964年，接受邵氏自宣刊物《南国电影》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今天，越来越多的电影学者通过这段话，找到了打开邵氏秘密的钥匙。“影视帝国”，这是学者对邵氏家族企业并无争议的称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中心研究室主任傅葆石博士评价邵氏说：“由于只能在欧美世界处于边缘地位，邵氏兄弟公司成功地在香港发展成为华人电影工业的中心，在60年代后为全球各地的华人生产和放映电影。国语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保证了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外各地中国人能够形成自己的社团群体。邵氏兄弟公司在他们的电影中构建的文化中国，勾起了全球华裔观众的怀乡情结和民族情怀。邵氏兄弟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导演，都是所谓的南来文人，在1949年后离开中国大陆，他们的根仍在大陆，他们所有的怀乡情结和离异感都化作创作的源泉，通过创作电影来表达海外华人眼中的中国文化。”

在影视帝国大业终成之际，邵逸夫于2002年创立“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每年奖金金额高达100万美金，因而也被称为“东方的诺贝尔奖”。到2005年，邵逸夫对内地的捐赠累计达33亿港元。

对于外界一直关心的、邵逸夫的健康状况，黄家禧透露，邵逸夫现在十分健康。他最近一次见到邵逸夫，是上周去邵逸夫的家中。轮椅上的邵逸夫需要戴着助听器跟他讲话。那天他们微笑着打招呼，邵逸夫习惯性地冲他挥了挥手。如今在家的邵逸夫，每天必看TVB，今年所有的自制剧，他一集不落，全部看过。方逸华每周会带他进城喝两次茶。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邵逸夫从前的那些对手的公司都不在了，但是我们还在，而且还建了新的影城。”黄家禧说。在香港地铁里，播放着一部将于12月31日上映的新片——邵氏今年出品的电影《潜罪犯》的预告片。它是TVB今年热播剧《潜行狙击》的电影版。

据一位电影学者介绍：邵逸夫曾表示，不再接受任何媒体访问，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也许多年后，他会有更多往事内幕被公众知晓，也有可能，那些往事会和他从不示人的内心一样，成为永远的谜。

［本文作者韦物主义，i黑马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授权，未经授权，转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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