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很难看到这些钱的踪迹，现金大多以装在皮箱、纸袋里的方式，流转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关系网中。
“关系”
大约在2004年4月，李长贵、王传祥和李金霞将他们的经贸公司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家公司从三个人名字中各自抽取一个字，取名“传金贵”。在此之前，他们都曾做过些生意。王传祥曾在一个经营军用产品的公司做过推销员，因此拥有一项特殊能力，能办理军队大院进门的出入证。李长贵则声称自己是做贸易的商人，倒卖过钢材、煤炭，在这些原材料一度紧俏时也赚了些钱。“传金贵”公司就是他出资20万元成立的。公司初创的地址是丰台区花乡葆台下柳子18号，一直没有什么能说清楚的经营业务，直到搬到钓鱼台国宾馆后，他们迎来了卓玛。
卓玛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李长贵的：2005年2月底，她的朋友罗某打来电话，称认识一位领导，势力很大，肯定能办成袁宝璟的事情。卓玛第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见到李长贵时，正好一些老干部在宾馆内开春节茶话会。李长贵熟稔地穿梭在茶话会中间，跟老干部们握手寒暄，确实表现出让卓玛信服的大领导派头。在“办理”袁宝璟案的过程中，李长贵还带着卓玛回了次自己的老家。他是河北省沧县的农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多年在外经商和与官员扑朔迷离的熟稔关系，让他在村庄里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卓玛看到村民们对他表现出像神一样的尊敬。“李长贵回家后，村里的人都到他家里来请他帮忙办事，说着话都热泪盈眶，还有人给他下跪了。”李长贵的一审辩护律师杨辽宁对本刊记者说。
卓玛第一次与李长贵见面后的两三天，李长贵约卓玛再次到钓鱼台国宾馆，将王传祥介绍给卓玛，声称自己的身份不好出面，由王传祥实际操作办理此事。王传祥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这里曾是红军长征时进入南部的重要老区，时常有关于革命老区的纪念活动在此举行，老的红军领导和后裔都会出席。王传祥在跟律师说起自己的过往时，还不无自豪地提起自己曾经参加过重走长征路等纪念活动，他在其中建立起了自己和一些老干部的关系。
这些所谓的“关系”，不但迷惑了在绝境中的人，甚至也迷惑了当事人自己。所谓的“权力”就像一种想象，不但存在于卓玛的想象中，甚至存在于这些人自己的想象中。他们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在骗人。“2005年11月，李金霞问我在辽宁是否有熟人。让我抓紧时间去一趟，救一个叫袁宝璟的人，正羁押在辽阳看守所，让我去给他捎话。”王传祥在口供中这么说，“我立刻赶到了辽阳，但根本无法见到袁宝璟。”王传祥为此事动用“关系”的另一次努力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位老乡，是原来最高法院院长的儿子，询问他能否帮助解决这件事。结果被拒绝，不但没有送出材料，后来还因此被打了一个耳光。这就是他们为此事所做的全部努力。
现在看到他们的人，都惊讶于卓玛为何会相信他们。王传祥是一个身高不足1.7米的小老头，说话都不甚清楚，一审被判无期后，在警车上就哭了出来。李长贵的外貌，穿着谈吐也极其普通。他们都有多年的疾病，甚至李长贵还被诊断出癌症晚期，羁押期间住在公安医院。而这些被控诈骗了1200万元的人，看起来生活也没有从这笔巨款中获得多少收益。王传祥被抓时在一个加油站，他能给律师留下印象的财产就是一辆小丰田。而另一名主要被告李长贵也只有一辆价值约三四十万元的奔驰车，一套位于河北香河的房产。在警方认定的上千万诈骗金额中，除了付给钓鱼台国宾馆的几百万元租金，剩余的钱就像掉进了黑洞，消失在一个他们构造出的扑朔迷离的关系网中。在办案过程中，其他钱的去向也成了办案人员希望解开的谜题。据一位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办案人员反复问嫌疑人的问题是：你认识的高级领导到底是谁？钱送给谁了？（感谢本刊记者刘敏、实习生唐瑶对报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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