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雁与徐童的“俗世”全宇宙

每当结束了长时间的拍摄，回到燕郊的家，唐小雁就感到无比放松和舒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镜到底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春风吹到北京城，又刮来了潮白河东的河北燕郊。自打年初公布与导演徐童的婚讯之后，唐小雁就源源不断收到祝福——带着几分“传奇”，以及如今世上难得的情义，这对江湖儿女的故事在网上传出数个版本。唐小雁觉得这样清一色的祝福实属罕见，也感动于“感觉好多人比我自己还激动”。

这已经是燕郊今年春天的第三场沙尘暴了，但无论外边儿的风怎么刮，小区的屋里倒是清净，四十多种植物被唐小雁养得绿油油——像是南方才生养得出的植物，一旁的加湿器还在继续喷水雾。初来拜访的人容易被家里的纷繁物件晃了眼睛，随处可见的草莓熊玩偶、纪录片剧照、超级英雄手办、书籍，却呈现出奇妙的和谐。风在窗外旋出口哨声，屋里响着电子蝈蝈叫。

“再出去摸爬滚打，折腾得一身受伤了，也不怕，你有个地方休息。”50岁的唐小雁在家收拾着刚到的绿植，她自小爱热闹，穿着桃红色卫衣，扎着高马尾，红唇，两道细眉似柳梢般飞扬，细钻鼻钉亮晶晶。

58岁的徐童在一旁补充，整个家的设计和摆设全靠小雁，有时他也叫她老唐。徐童脑袋剔得溜光，自认“外热内冷”，说话时神采飞扬，安静时看起来不想搭理世上任何人。

从2009年徐童在燕郊拍摄纪录片《算命》起，两人的生活开始交织。那时唐小雁做着处于灰色地带的按摩房生意，《算命》的镜头闯入她的生活后，她继续在徐童纪录片《老唐头》里出镜，接着担任徐童纪录片的制片和摄影，走向了另一种工作和生活。两人也渐渐相恋、结婚。这些年里，他们因纪录片而不断投身他人生活，展开“生活实践”，纪录片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2023年4月初，北京电影学院，近日上映的高口碑伪纪录片形式的剧情片《宇宙探索编辑部》放映结束后，影片导演孔大山说到徐童的《算命》对他的影响，尤其谈到片中令他印象深刻的唐小雁女士，“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角色，特别有情有义。”以至于他在写《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女性角色秦彩蓉时，“就把她脑补成唐小雁女士的性格特质，特别的心直口快，但是又特别的重情重义。”

台下观众席，唐小雁举着手机拍摄着台上的孔大山，随时记录早已是她的生活习惯。镜头接着转向邻座。受邀发言的徐童，徐童围绕着影片与纪录片形式、道德与真伪畅谈了数分钟。当电影主创们邀请唐小雁分享时，徐童自然地接过了唐小雁手中的手机，继续拍着这个长镜头，递去话筒时娴熟地调动气氛：“怎么没找你演呢？”

“如果直接找我演，我演得比她还好。”接过话筒的唐小雁照样心直口快，现场反应热烈，几阵掌声欢笑。

对纪录片观众来说，唐小雁并不陌生。作为徐童多部纪录片中的人物，唐小雁带观众进入了一个在主流社会中被遮蔽的游民世界，并展现着这个世界的另一套运行规则。“游民系列”至今仍是徐童的纪录片代表作，他的镜头对准城市边缘的性工作者、小偷、算命先生、流浪艺人、孤独老人。徐童执着于呈现人在极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他拍摄的游民世界正是唐小雁置身的世界，而徐童的拍摄和剪辑也令唐小雁这股强韧的生命力得以绽放。

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开幕式上，唐小雁获得首个“真实人物奖”，授奖词指出，“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尽管是否该颁奖给纪录片的真实人物至今有争议，但唐小雁的获奖感言倒是实在的大白话——

“我觉得这奖就该我拿，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你们这些导演就喝西北风去吧！”她说。

最初，观众为唐小雁在《算命》等纪录片中袒露的生活而为她提心吊胆。在镜头外，徐童的朋友们也为他捏了把汗。2010年，纪录片导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黎小锋与徐童有过一场对谈，“面对八字先生、乞丐、智障和有的底层人士，摄像机稍不留神就构成了对他们的窥视甚至侵犯，你怎样把握自己的道德底线？”黎小锋也担心徐童接下来要怎么走，“我们在看的时候，心里都有些牵扯。感觉你已经完全进去了——”

“拍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刚开始拍纪录片两年的徐童说，“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

接着十多年，徐童继续投身纪录片，探索这一形式的边界。他的最新纪录片关于东北养老院，片中大量使用了GoPro拍摄，主视角代入感非常强。拍摄期间，唐小雁和徐童在黑龙江这家养老院住了一年，并承担了院里的护工工作。2022年6月，徐童拍摄完成他的第一部剧情片《三个十年》。唐小雁的镜头对准了拍电影时的徐童，这一次，徐童成了唐小雁的纪录片中人。

“至少在国内的纪录片导演中，我觉得我们是把生活和拍摄现实最模糊化的，给它合二为一。”徐童说。

陕西汉中，唐小雁与徐童在电影《三个十年》的拍摄现场（受访者提供/图）

鲜血淋漓似桃花

最初去黑龙江养老院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老唐头不断的电话召唤。

入住养老院后，纪录片《老唐头》的主要人物、唐小雁的父亲唐希信原本特别高兴，然而不久后，老唐头心仪的老太太不搭理他了，九十多岁的老唐头感到被孤立，于是常常在养老院院长身旁，故意拉高嗓门给唐小雁打电话，“凤儿（唐小雁小名），这儿虐待老人啦，你和徐童赶紧过来曝光这养老院……”

“院长你往死里收拾他，他就这么能作。”唐小雁接电话时大笑。

2018年6月，唐小雁和徐童回黑龙江去养老院看望老唐头，也顺便探探路，看养老院里有没有得拍。这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养老院远比他们想的热闹，老人之间有处对象的、打架的、掰扯的，不少人都和老唐头一样生命力旺盛。到养老院的第一周，她和徐童心里就有了数，“有得拍。”他们与养老院院长和老人及家属们谈妥拍摄，再回北京参加侄女的婚礼，接着在燕郊家里准备了一车摄影器材和行李，开着四驱大车跟搬家似的往东北去。

离家前，他们就商量好了，拍摄养老院的纪录片，要在养老院住满一年。同吃同住是他们从第一部合作纪录片《挖眼睛》以来默认的拍摄原则。他们和入住的老人一样交养老费，一个床位每月1000元，管吃管住。

养老院有二十多位老人，两层楼，唐小雁和徐童住在楼上，他们每天都在拍素材。但空闲时间那么多，唐小雁总忍不住帮忙干活，她热心肠，也手脚麻利，帮忙收拾屋子，“楼上那个厕所归我管。”她觉得徐童干的活更多，“他是护工，给老人擦屎擦尿，每天倒尿盆子，乱七八糟的他啥都干。”一位卧床的老人一直喊徐童“六弟”，让他帮忙喂白酒。有时老头们打起来，他们还得劝架。

在养老院，唐小雁和徐童既是入住者，又是护工，还是老唐头家人，一起经历着老人们在晚年群居生活里的日常，还有那些啼笑皆非与荒诞，“我们从来不是把记录放在最前面，只是为了拍片子去的。这些丰富的身份层次能够像我们的触角一样，在这里扎得特别深。同时我们有很强的角色感，能够关注到养老院老人们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一切都是体验式的行为。”徐童说。

唐小雁在《老唐头》拍摄现场（受访者提供/图）

这部关于养老院的纪录片《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有七个多小时，依然是强烈的徐童风格，鲜活、淋漓尽致。相比徐童以往的纪录片作品，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觉得受到了冲击，“一是视觉上的，他是用主观视角，各种GoPro拍的；二是他自己直接参与其中，比如会介入老人们的事情；三是尺度很大，拍到老年人偷情、争风吃醋。”对徐童和唐小雁这样全身心沉浸的拍摄方式，“觉得挺震撼的，就是他们这把年纪了，还这么费心力，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很惭愧。”

似乎在任何拍摄环境里，徐童都执着于关注人的生命力，而在纪录片中呈现出一股活泼和动势的鲜活气息。影评人王小鲁曾评价徐童在纪录片中呈现苦难的方式为“鲜血淋漓似桃花”。“我们做义工一起经历他们生命的末端，但这个终点站不是悲切的，而是生命的狂欢。当然其中也有特别悲苦的，最后瘦成一把骨头，衰竭到油尽灯枯。”徐童说。养老院里，他们也经历了几位老人的死亡，他当护工帮忙照护老人的遗体。

在养老院待一年，对唐小雁来说有另一重意义。自15岁离家后，她和父亲老唐头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相处过了，“我在养老院待着，老头非常高兴非常踏实，其实他就想让我在那陪着他，但谁家姑娘没事在养老院陪他爸住，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陪老父亲待了一年多的时间，要不然还真没有这个机会。”

“2008年我妈没了，2009年我回去家里没妈了，就一个老头在家。我的天，那老头才有意思，和谁都能处，会模仿好多小鸟。”唐小雁说。2009年秋天，纪录片《算命》之后，她回黑龙江老家想做黑窑生意，邀请徐童来玩。徐童见到了唐小雁的父亲老唐头，老唐头的语言能力极强，见到纪录片导演来家里特别高兴，在镜头前尽兴施展，唐小雁的三哥也爱说爱聊，“碰着家里来了一个拍纪录片的，都特别愿意给人分享。”她说，这便是纪录片《老唐头》的由来。

自《算命》《老唐头》后，徐童以唐小雁的四表哥和三哥为拍摄对象拍下了纪录片《四哥》和《两把铁锹》，再加上《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人物关系组成了一组东北家庭的纪录片影像史。这是宏大叙事之外，以非常个人的方式记录了普通个体的悲欢人生。

在电影节和放映活动上，唐小雁在不同人生阶段反复观看这些纪录片。

《算命》刚出时，她作为拍摄人物受邀参加放映会，那时她离片中的生活还很近，跟着大伙儿一块儿看，没什么感觉，“因为那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

又过了五六年，唐小雁在深圳的一场放映活动再看《算命》，她嚎啕大哭，直到最后整个人都失控。那时她已经从原来的漂泊生活走了出来，“再看才知道，我那个时候经历了这么多，原来这是我的生活。”于是她不再看《算命》。

拍《算命》时，徐童和石珍珠在一起（受访者提供/图）

算命与改命

2008年，河北燕郊，34岁的唐小雁到算命先生厉百程那儿时，没搭理正在屋里拍纪录片的徐童，她的重点在算命，“毕竟给了钱，在特别认真听算命的怎么说。”

“你就是孤单命了。”厉百程建议她改名。

她就此改了名。那时，她在燕郊开了两年按摩房，正遇到无赖的纠缠。15岁离家后，她一直在为生计四处奔波，干过很多工作，被坑过钱、也被性侵过。30岁时离了婚，有一个孩子，尽管生活充满不安定，但她始终每个月给东北老家汇钱。“一个女的，没人帮你，打掉牙得往肚子里咽。”那时她常去算命，身边没人可商量，算命对她来说是开解，一次10块钱，一次能讲半小时。

后来，徐童来她店里拍摄时，唐小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她自己也有DV，爱拍照、拍视频。哪怕徐童的镜头凑到跟前了，她也懒得管。《算命》记下了唐小雁那时的生活状态：她用不在意的语气说起22岁被性侵，“我还得哄着，必须得回去啊”；她和店里认的干女儿痛哭，“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她抡起棍子棒打纠缠她的无赖，再甩两百块钱给他缝针；她在夜里痛哭自己的生活，拿针刺破肚皮穿转运绳，第二天照样扎起高马尾、描眉、涂口红。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唐小雁进了看守所，那时远在云南参加电影节的徐童赶回北京，把车抵押了将她赎了出来。唐小雁为报恩，同意把她的镜头放入《算命》里，接着帮助徐童拍了《四哥》《老唐头》等片子。她游刃有余地帮徐童处理着拍摄关系，徐童想拍摄的游民世界正是唐小雁置身的世界，而那套处世规则是她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习得的。15岁离家后，她跟着一群小混混学着怎么保护自己，“故意骂骂咧咧，把自己伪装成流氓，别人才不敢惹你，不能柔柔弱弱的。”

最初几年，唐小雁受邀参加这几部纪录片的放映会时，有些观众害怕她——觉得她是危险的江湖中人，也有一些观众觉得她酷，在提问时展现出对她的生活的强烈向往，想跟着她体验生活。

“千万别，我的生活你们看着就行了。”她每一次都诚恳地细细劝解，她在成长中得到的学习机会并不多，只读到小学，便不得不做工赚钱，“像你们现在的生活多好啊，又能学到知识，又能上大学，又能有好的工作，这多好，你们真应该享受现在的生活。”

2013年，编剧芦苇向徐童推荐了一位唱二人台的民间艺人“二后生”，他在内蒙古草原流浪演出，双目失明。徐童觉得这是很好的拍摄人物，但预感这样的江湖艺人应该接触难度挺大，有了前几部纪录片的铺垫，他邀请唐小雁一起参与这次拍摄，虽然也不知道片子最后能不能拍成。但就像以往遇到任何生机一样，唐小雁非常珍惜拍摄机会，途中，几个箱子都是她扛，奔波一天后凌晨雪天开车她也撑住精神，她永远神采奕奕、乐观，办事牢靠。但二后生对他们的态度反复不定，今天让跟拍，明天又不认了。

一问才知道，二后生误以为她和徐童要拍他们演出刻成碟片卖钱。唐小雁拉着徐童和他们好好解释，她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首先掏家底一般地介绍自己家里几口人、各是做什么的，再找演出团里最好接近的人唠嗑，送二后生的老婆新衣服。另外，二后生让唐小雁跟他一块儿演，她也大大方方上台临时客串个小角色。最重要的是，她依然有股本能的善良，当二后生和盲眼母亲又要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时，唐小雁抱着初次见面的老太太开始哭起来，为这对母子分离而伤心。

她在拍摄中慢慢了解纪录片。拍摄在冬天，住宿的旅馆有正常房间，但徐童选择和二后生的演出团一起挤在15块钱一晚的大通铺，枕头和褥子上长了黑毛。唐小雁一直有洁癖，去别人家超过两个小时，就忍不住给人家马桶清理干净，但她在拍摄中也全程同吃同住地参与。“你要跟他们同吃同住，证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这样人家才能接纳你。”零下三十多度的天，二后生还在室外的台子上唱着二人台，她望着二后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痛苦和能量。

“你跟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会体验到他们的生活。刚开始心里觉得又苦又累，再一点点地觉得非常有意义。”她说。

在二后生的纪录片《挖眼睛》中，唐小雁第一次担任了制片人，这意味着另一个世界向她打开了一扇小门。她很珍惜参与纪录片的机会，也前所未有地渴望曾经缺失的学习，她大量看电影，一点一点从头学电影相关的知识，也学习如何摄像。从《老唐头》开始，她在徐童纪录片中的参与越来越深，已经担任了数部纪录片的制作人，还在《赤脚医生》和养老院的纪录片中担任摄像之一，至今依然在研究如何解决镜头虚焦的问题。

尽管这些纪录片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进行放映，但唐小雁觉得拍纪录片的生活非常踏实，“即便没有钱，即便什么都没有，但给后人留下了特别多的东西。将来有一天你没了，人家会看到你留下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看到的，对不对？”她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记录。

做纪录片10年后，唐小雁终于拥有了独立拍摄纪录片的机会，这也源于她一直以来的视频记录习惯。

2022年3月，徐童的第一部剧情片《三个十年》在陕西汉中开机，这部电影由芦苇编剧，阿城担任艺术指导，改编自徐童的小说《珍宝岛》。在正式开机前，唐小雁早已记录下此前的剧本讨论、剧组筹备的过程。她和徐童有了将电影拍摄过程拍成纪录片的念头，影片的投资方也有这样的想法。最终唐小雁成为这部电影幕后纪录片的导演，又找了两位助手一起合作。

这部电影是年代戏，涉及到对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还原，拍摄工程量挺大，徐童没有参与纪录片的工作，但对唐小雁的拍摄很好奇。“小雁经过这十多年，从我的拍摄人物，到跟我一起拍纪录片，变成我电影制作的拍摄者。在镜头内外，她自己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一百多天的拍摄中，唐小雁成了剧组里最早起最晚睡的人。徐童拍电影，她拍徐童在内的电影相关的所有事儿，拍剧组里的人们，拍片场围观的居民。“简直疯了，一天到晚开心得不得了。这个片子我担任导演，我就特别兴奋，永远都不累，在现场永远都使不完那劲儿。”因为担心错过什么，唐小雁拿着机器一天站十多个小时，敏锐地盯着现场，一有情况马上跑过去，完全不知疲倦。

徐童觉得，唐小雁身上始终有一股韧劲儿和乐观，遇到喜欢的事时有孩子一样的天真和投入，游走在任何环境中都有着本真的善良。在剧组，除了拍纪录片、拍剧照，唐小雁经常给工作人员拍工作照——没有任何人要求她这样做，她甚至给每个人建好文件夹分好照片，问来邮箱，挨个发过去，“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要给家人看。我知道出门在外工作都很不容易，也会想给家里人发点自己工作的照片。反正我对人就是诚心诚意地交。”

她始终像石缝里的种子，奋力地汲取周围的光和露。在两百多人的剧组中，“拍片子拍东西，但你永远都在学习。”独立拍片也像对以往拍纪录片工作的检验，唐小雁有时在现场拍着就特别兴奋，“因为你都知道怎么剪，连素材框架都有了。”怎么拍怎么走位，她心里都有数，“有信心，就上瘾了。”

2008年，拍摄《麦收》的徐童（受访者提供/图）

珍宝岛上

2007年冬天，北京宋庄，40岁出头的徐童开始写小说《珍宝岛》，那是他和游民社会的最初交锋。因写作，他流转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整个游民世界对他都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放逐、鲜活、危险，这里有另一套生活法则。

在那之前，徐童一直沿着主流社会的成功道路一路朝前。1965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真是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片编剧、导演。1980年代他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学新闻摄影，尽管毕业后没能进入体制内工作，但也乘着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风一路向前，他拍过电视剧，进过广告公司，做生意小赚过，也血本无归过，起起伏伏。

“当时我觉得已经过了很长的人生了，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从上学到下海做买卖挣钱到蹚当代艺术的浑水。我的前40年好像是给社会交学费，但实际都是在弯弯曲曲地寻找，敲各个门，只是都打不开。”徐童说。

40岁出头，徐童忽然开始写小说，在人生的低谷。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狂飙和理想幻灭记录下来，看时代在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冬天，他在北京宋庄朋友的工作室里安心写作。在这之前的生活，他都热切地投身时代洪流，获得成功与失败。记忆中那个冬天有很多场大雪，屋里冷，空得说话都有回音，窗外大雪簌簌打落在地，他在本子上写着《珍宝岛》的故事，梳理以往内心所掩埋的，觉得什么东西开始变了。

那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倒不是悲观，心里有一种沉寂感，轰轰烈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觉得自己成了外热内冷的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受也变了，那时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里，一切都是瞬间，太短暂，“在这么一个宏大尺度上，突然就觉得放松了。没必要那么争，也不值得再在这么一个短暂瞬间里，非得还要去怎么样。”

徐童几乎把人生像从头翻篇一样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不再继续主流认可的道路，在四十多岁开始拍纪录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哪怕在以往，徐童也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其他的生活在召唤，无论是从小的好奇心，还是父母在纪录片和文学方面给的启蒙，改变生活的心一直跃跃欲试，消灭不掉。“只要是温度、养分，阳光、气候到了，一有机会就要冒出来。”他携一台小摄像机走进周围的游民社会。2008年，43岁的徐童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关于京郊性工作者的《麦收》。那是一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也是一部引起相当大的关于纪录片道德伦理讨论的作品。

当他开始拍摄纪录片时，就期待一种拍摄方式，“我是指一种游刃有余的，就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它能让我把遗憾降到最低。一段戏把它拍得鲜活，拍得淋漓尽致。”2010年，他觉得相比于生活，纪录片反而是副产品，“我的片子就是我的一段生活实践，一段生活史。”

在燕郊拍《算命》时，他遇到了唐小雁，这是后来片子里一条耀眼的支线，也与他自己的人生相逢。但他在拍摄过程中，更多时候是跟着算命先生厉百程，厉百程和老婆石珍珠待他亲近，俩人争执时，厉百程还向镜头后的他求助，“徐童你和她说说。”徐童融入得很好，直到跟着厉百程回老家，看到深冬街头睡在棉絮被里的乞丐，他问出了当时的自己和厉百程最本质的区别：活着这么辛苦，这么没有乐趣，干嘛还活着呢？——生命的虚无，生活的意义，这些问题依然不时困扰着他。

“没乐趣就不活了么？你这话，太无情。”厉百程的答案是生命本身。

唐小雁与徐童在河北燕郊家中（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十多年的纪录片拍摄中，徐童也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回答着自己当初的提问。“徐童不是在拍社会各阶层的调查报告，他是在拍摄生命力，他借用被拍摄对象的元气，又通过情绪性很强的音乐、鼓动性拍摄手法、剪辑或观念蒙太奇，来强化生命力这个东西。”王小鲁曾写，徐童的纪录片作品实际上张扬的是一种生命态度。

在王小鲁看来，徐童拍的作品介乎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这种做法本身就容易导致伦理问题，他与被拍摄对象唐小雁也建立了令人惊艳的关系，关于中国纪录片伦理的最强烈的觉醒和讨论，几乎都是从徐童开始的。但我称徐童和唐小雁是勇敢的创作者和生活者。”

每当结束了长时间的拍摄，回到燕郊的家，唐小雁就感到无比放松和舒心。虽然目前这种随时要风里来雨里去拍片子的日子谈不上稳定，但比起最早孤身跑生活，现在的她很安心，她收获了事业和创作，收获了尊重和喜爱，人们喊她小雁姐，或唐女士。尽管她和徐童依然会去探望厉百程和石珍珠，但她不用再去找算命先生开解，身边有人一起面对生活。不断有人问她厉百程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也想算命、改命。

徐童觉得，他们现在的状态依然是半个游民。最初的《珍宝岛》被改编成了电影，电影由自己来拍，又由小雁来拍他的电影纪录片。“好像活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了，变成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一起活着。”他们穿梭于他人的生活，又回到家中，“就像回到岛屿之间的平静水面，一对饮食男女，带着纪录片去建立很多岛屿。每一个岛屿都是从庸常水面上创造的不同生活，这样的人生连缀在一起，在宇宙永恒的离散中，提醒我们瞬间的意义。”他说。

网址：唐小雁与徐童的“俗世”全宇宙 http://c.mxgxt.com/news/view/52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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