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民系的形成和发展
王日根 胡筱焱
闽南民系的形成与闽南语的出现密切相关。闽南地区自秦汉始接触中原文化。两晋时的北人南迁为闽南 民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初唐时陈氏家族对闽地的开发标志闽南民系正式形成，并在其后不断发展。闽南民系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造就了爱拼搏、尚开拓、敦桑梓、厚礼仪的闽南文化特点。
一、闽南民系的形成
民系是民族中的分支，是指分支中具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与相互认同的族群。闽南民系作为闽民系的分支，主要分布于福建省漳州、泉州、厦门、龙岩，此外也有大量移民居于台湾和东南亚地区。闽南民系多为秦汉至唐的北方移民的后裔。他们在闽南地区与当地民众杂居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闽南文化和精神面貌。秦汉时期闽地已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秦末，闽越无诸和繇率军反秦，至汉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闽君繇功多，乃立繇为东海王，都东瓯”[1]。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与之暗通。武帝平之，并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之 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2] 尽管武帝要求迁徙闽地居民，但此时依旧是汉人入闽和闽语形成的关键期，闽南民系在多山且相对封闭的闽地便有了雏形。汉末三国至两晋，北人南迁促使闽南民系进一步形成。三国时，东吴于闽地设建安郡， 但所辖九县中仅东安在闽南。西晋永嘉之乱， “衣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也”[3]。此外在侯景之乱后，也有北人移居于建安、晋安、义安等郡。[4] 其中晋安郡立于泉州，据《太平御览》：“泉州清源郡，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宋齐以后因之。”[5]北人移民在魏晋之际已给闽南带来了中原文化，虽然这时闽南的开发依旧缓慢。南朝宋时，建安郡与晋安郡总计仅 5885 户。隋朝则在闽地仅保留 4 县，共 12420 户。[6]
闽南民系的形成大体是在唐初。唐总章二年，泉州、潮州蛮獠啸乱，陈政被任命岭南行军总管事。在平定蛮獠期间，陈政之子陈元光上表请于泉、潮间增设一县，朝廷遂于漳江旁立漳州，并令陈元光兼刺史。陈元光于此地招揽流民，垦荒兴农，通商惠工，稳定了闽南局势。陈元光战死后，陈氏家族继续推进闽南的开发。跟随唐初二陈父子南下的有申、光、蔡三州八十七姓民众。[7] 在陈氏五代人的带领下，这些南下的中原民众改变了原有的闽南人数稀少的局面。此次入闽具有组织性和政治性，实现了开闽建漳，陈元光因此被视作“开漳圣王”。至开元二十年，泉州已达五万户，[8] 闽南人口急速增加，并对河洛传统文化产生共识。闽南民系也在此期间形成。
威惠庙前的开漳圣王陈元光雕塑
二、闽南民系的发展
唐末三王入闽至宋初，闽南的统治者招徕众多中原文人，推动了闽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莆、仙二县原属泉州，宋代起莆仙区的行政管辖逐渐脱离泉州，并在经济文化上更接近福州，在闽东方言影响下形成莆仙方言，莆仙民系也于此时形成。宋元时期，闽南民系迅速发展。在海上贸易逐渐繁荣的背景下，泉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港口。近五百名泉州商人曾在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元年间抵达高丽。[9] 元祐二年，泉州设立市舶司，“每年于遣发船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10]，宋政府更多次拨款作为市舶司本钱。南宋时，泉州市舶司税收成为政府财政重要来源。闽南商人的足迹在宋元遍及世界各地，如王元懋就通晓东南亚诸国语言，派吴大出海从事贸易；闽南地区的商业也出现了通过赊购经济作物来经营海外贸易的情况。在《云麓漫钞》中，与市舶司有贸易往来的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條、干秠、三佛齐等三十二国，货物包含象牙、犀角、香料、珊瑚、玛瑙、银铜、布匹等。[11]元代的泉州港更将海上交通与贸易发展至顶峰。闽南窑业在宋元时期也迅速成长，形成了以德化窑为代表的青白瓷体系和以汀溪窑为代表的青瓷体系，并成为外销的重要商品。宋元泉州有效地连接了沿海与腹地，实现了传统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接，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国内外商业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闽南民系的文化也日益跃升。
明代因推行海禁政策，阻断了多数沿海区域的海上贸易，但漳州月港成为对外贸易最为繁盛的地区。海禁政策并未阻绝闽南商人的脚步，闽南海商基本垄断了明代的海外贸易，并形成了以闽南为核心，遍及江浙、日本、琉球、东南亚的商业贸易网络。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首次抵达马六甲时遇到了闽南商人的船只。[12] 由于明军将葡萄牙人从广东驱逐，闽南人将葡萄牙商人引导至海沧、月港交易。[13]嘉靖八年，明世宗要求葡萄牙商人与广东通市，严禁再与漳州来往，[14] 但闽南人出海走私活动依旧频繁。明中晚期，在一些具有海洋意识的闽南官员的推动下，月港宣布开放部分海禁，月港被纳入世界贸易网络中。此时海上活跃的闽南人既有海商，亦有海盗等武装集团。晚明时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则一直摇摆，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国对福建的侵扰，东南沿海民间海上武装力量势力的强大，明廷的财政危机，无不左右着海禁与开放政策的实施。至明末清初，郑氏家族在东南海上基本垄断了海上贸易。月港因明政府的压制、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和郑氏家族海商力量的增强而衰落。傅元初在崇祯十一年提议“洋税给引或仍于海澄县之月港，或开于同安县之中左所”。[15] 闽南的中心港口地位渐从月港转移至厦门和安海。清顺治十年，安海受到清军重创，但郑成功依旧在其后恢复了安海的海上贸易。[16]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影响下，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更加严厉，中断了月港的海上贸易。雍正五年，厦门的海外贸易兴盛，并在嘉庆元年成为“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的重要港口。[17] 广州十三行的经营者也多为闽南籍商人。[18]
闽南民系自明代起不断成规模地向外移民。台湾作为闽南民系海上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据点，在贸易的牵引下，台湾农业渔业开发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白糖、稻米和茶叶成为闽南人于台湾贸易初期的主要商品。郑氏家族统治台湾期间，“着屯兵入深山穷谷中，采办桅舵含檀，令匠补葺修造。旭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19] 尽管清廷统一台湾后对迁台移民进行严格控制，但闽南人向台湾的移民在乾嘉达到高潮，台湾人口在清代增长至三百万，其中 83% 为闽南人。[20] 不仅如此，在世界市场形成的浪潮中，闽南人用航海技术和冒险精神履涛踏浪，伴随着贸易的商船移居南洋乃至世界各地。“目前仅东南亚各国，闽南籍华人便有 1200 万以上。”[21] 华侨在东南亚和闽南故土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网络，为闽南民系的文化带来西方要素。明初时，闽南人就在爪哇的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形成了聚居地，吕宋亦“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22] 在明末清初的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移居的闽南人在当地建立会馆，形成自己的街区——鸡场街等，华人去世后，也不再追求落叶归根，而是在当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人冢地和义山，墓地里大量出土的包含了宜兴紫砂壶、景德镇青花瓷杯、本地陶炉和陶铫在内的功夫茶具随葬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闽南人开发当地经济的巨大成绩。暹罗因种植业的发展在清中叶时成为闽南民系移民最聚集的地方。18世纪末以后，西班牙于菲律宾殖民政策有所改变 [23]，撤销了对华人的驱逐令，菲律宾的闽南商人则从流动商贩转变为中介商人。
闽南民系的形成始于秦汉魏晋，完成于唐代，并在宋元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明清时海禁政策的推行并未阻止闽南人航行的脚步，闽南商人成为中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纽带。闽南移民将中国文化带往世界各地，推动了传统中国融入世界市场。闽南民系在自然和历史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爱拼搏、尚开拓、敦桑梓、厚礼仪的文化特点。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2期）
注：
[1]《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史馆藏进呈钞，卷三百二至三百四，第 126 。
[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四，清武英殿本，第 3881 页。
[3]《福州府志》，乾隆十九年刊 本，卷 七十五，第 6 页。
[4]《陈书》，清武英殿本，卷三，第 77 页。
[5] 《太平御览》，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东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卷一百七十，第 21 页。
[6]《宋书》，清武英殿本，卷一百零六，第1279—1280 页。
[7] 汤漳平：《陈元光与闽南族群之形成》，《厦门大学第五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集》，光州陈元光文化研究会、厦门市陈元光学术研究会， 2018 年，第 289—306 页。
[8] 同上，第 299 页。
[9] 林元平：《宋元时期闽南窑业的繁荣与海外贸易的互动》，《南方文物》2005 年第 3 期，第 75—79 页。
[10]陈垣：《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卷四十四，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本，第 1 页。
[11] 赵彦卫：《云麓漫钞》，傅根清点校，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88—89 页。
[12] 涂志伟、苏冬梅：《明代厦门湾、月港的海上贸易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闽商文化研究》 2022 年第 1 期，第 45 页。
[13]胡宗宪编，郑若曾、邵芳图撰 ：《筹海图编》，第九册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本，第 11 页。
[14]《明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六，上海书店2015 年版，第 2507 页。
[15] 傅元初：《论开洋禁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一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4 年版，第405 页。
[16]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三册，台南市政府 2003 年发行，第 580 页。
[17]《厦门志》，第三册卷二，第 10 页。
[18] 梁家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1—302 页。
[19] 江日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2 页。
[20]陈耕、吴慧颖、骆婧：《闽南文化现状与发展初探》，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漳州市政协：《论闽南文化：第三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鹭江出版社，第 26 页。
[21] 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寻根》2006 年第 6 期，第 134 页。
[22]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95 页。
[23]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