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进与特点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政治版图可能面临新一轮调整。在此背景下，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做一次阶段性评估颇为适宜。

总的来说，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经历了两大阶段，即对华政策评估阶段与对华政策确立阶段。2021年3月3日，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并提出“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三分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最终确立，此后拜登政府开始在实践中逐步评估这一对华政策的适用性与可行性。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就对华政策发表专题演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且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布林肯提出“投资、协同、竞争”新的对华政策三分法。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布林肯从能力层面评估了中国对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影响，而2022年则认为中国既具有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意图，又具有这样的能力。意图与能力的结合便会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因而，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认知的回归与确认。

经过一年多的政策实践，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七大特点：

一是竞控性。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底色，但同时拜登政府也强调要加强风险管控，防止竞争升级为冲突。简而言之，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涵是战略性竞争、战术性合作。

二是全面性。美国推进在经贸、政治、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全领域对华竞争与施压，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全区域联动，激活美国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乃至司法部门的全政府动员模式，形成了全领域、全区域、全政府的全面对华竞争态势。

三是针对性。拜登政府加强了对华竞争政策的精准性，突出体现在“小院高墙”式的对华科技竞争。

四是激烈性。美国在涉港、涉疆尤其是涉台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同步发力，不断触碰中国底线、红线，从而造成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安全形势的持续紧张。

五是集团性。拜登政府致力于构建、扩大、巩固针对中国的“最广泛联盟”，意图以“阵营化”方式增加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能力与效力。

六是长期性。拜登政府认为，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而未来十年将是中美博弈态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因而美对华竞争政策聚焦于长期竞争。此外，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与社会化也决定了其对华竞争政策的长期性特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显而易见，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竞争的本质就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强调“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展开一场竞赛，以展示哪种治理体系能够最好地为其人民和世界服务”。美国国会的意识形态色彩浓烈，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社会化是指美国政府加强了包括舆论塑造与引导等社会动员措施，其结果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甚至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敌人。2023年3月美国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认为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主要敌人的比例分别为32%、7%、2%。

七是决胜性。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视之为零和博弈，将目标定向为“竞赢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显然，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及政策为本已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了更多变数。鉴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如果不能谨慎且负责任地运用这种力量，则世界必将为之承担高昂代价。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新时期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推动构建包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外交努力的主要目标，无疑为深陷焦虑与动荡的世界带来了希望。这个希望能否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仅需要中国的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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