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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草民》，作家蔡崇达病了4个月。那是拼命写作后的身体透支。写到一半腿脚莫名肿起来，出现痛风症状；双颊绯红，面部发炎。他自嘲早已适应，天资不高，只能如苦行僧，夜以继日地写作。
从2014年的《皮囊》到2022年的《命运》，再到今年的《草民》，蔡崇达以“创作一部就大病一场”的代价，完成了“金色故乡三部曲”。10年间，他一次次追寻故乡晋江东石镇，书写这片土地上的百年故事。
·《皮囊》《命运》《草民》，三本书共同构成“金色故乡三部曲”。
作为终章，《草民》7章，写了东石人的7种人生。蔡崇达化身“黑狗达”，深情回望故土，聚焦如野草般生生不息的故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写过一部《野草》，野草被编码、抽象，野草成为庞大的隐喻。”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序言中写道，“鲁迅何其大，蔡崇达何其小，他全力以赴，回到他的小，守住他的小，他解码‘野草’，解密‘野草’，让草回到草自身。”
接受人民文娱专访时，蔡崇达身体还未康复。两个小时的访谈，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咳嗽一声。尽管如此，谈及笔下一个个生动鲜明的灵魂，谈起解剖自我的十年苦旅，还是抑制不住兴奋。
“我就是野草，现在我讲野草的故事。”他说。
·《草民》
“每个人的根部都是相互纠结的”
蔡崇达直言，他想写海边斑驳的草地，而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
在《草民》里，他继续为凡夫俗子立传：他们是在家庭的重压和身体的衰老中疲惫奔跑，试图扛起自己的中年男人；是为拯救子孙，挽手结伴向世界讨要说法的“老闺蜜”们；是执拗地和命运对赌，用尽办法让孩子开智的女人；是面对时代巨浪疲惫挣扎，却在台风来临之前获得救赎的青年⋯⋯
人民文娱：为什么写作《草民》？“草”的意象有什么含义？
蔡崇达：几年前，我逐渐意识到我的第一部散文集《皮囊》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找回精神秩序的力量。《皮囊》虽以苦难为题材，却是在与苦难和解。疫情之后，世界发生巨大动荡，人们的内心也随之动荡。“台风”要来了，而作为一名写作者，我需要走向最本质的命题——找到所有人维持精神秩序的根本，让人回到人本身。
通往人的“根部”必须回到故乡。人的根部和草的根部一样，随便拔出一根草，会带出一片草。每个人的根部都是相互纠结、相互支撑、相互构成的。故乡就是由那群人构成的，当然，你也构成他人的故乡。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草民》天然要这样写——第一篇的主人公是第二篇的配角，第二篇的配角可能变成第三篇的主人公。《草民》最后就成了像草一样的一本书。
人民文娱：《草民》里有很多闽南地区的风俗，比如掷圣杯、抽签等。这些风俗在小镇中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待这些风俗里蕴含的精神力量？
蔡崇达：几有亿万灵魂来到这片土地，生下来、活下去。当你身处某个命运的卡点，可能亿万灵魂也曾在这里被“卡”过。他们拼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留给后人，这些经验会固化成风俗习惯。进入现代化之前，正是这些朴素的精神秩序支撑一代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过活。
我遇到重大的事情搞不清楚，也会到寺庙跟神明聊一晚上。这其实是借助一个“超我”不断逼问自己，想到的每个问题都是自己给的，找到的每个答案也是自己给的。这能让内心获得短暂安定。
·“金色故乡三部曲”故事的发生地：东石镇。海岸沿线遍布庙宇。
人民文娱：《草民》的故事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吗？
蔡崇达：《草民》是想要回到构成我们根部的所有人里面，因此提炼了很多现实。《草民》很难写，尽管语言简单，但难写程度超过《命运》和《皮囊》。《皮囊》是写一个个构成我的人，一个个单独的命题，比如探讨理想和现实；《命运》则是围绕着一个人跟命运的缠斗展开。但《草民》每一篇都是群像，汇聚了很多人的故事和细节。
我比较开心的一点是《草民》出版以后，有些评论说，我并不生活在闽南，但我觉得书里的曹操很像我们村里的谁，秋姨很像我认识的谁。这就是文学写作的意义，让你知道哪怕在最孤独的地方，都有亿万灵魂在历史上、在当下与你处在相同位置。
“哪里痛我就剖开哪里”
一度，蔡崇达通过文学写作来封闭自己。
十七八岁时，父亲中风，家庭随即陷入困境。长大成人后，做杂志主编和赚钱给父亲看病，是蔡崇达闷头前行的全部动力。直到父亲和阿太（外婆的母亲）骤然离世，恍然间，他感觉自己“既没抵达远方，又已经告别家乡”。
29岁那一年，蔡崇达决定不再虚浮地生活，辞去工作，沉心写作，“哪里痛我就剖开哪里”。
2014年，《皮囊》问世，对父亲的思念，与家人的羁绊，故乡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呈现在一个个温情而残酷的故事中。这部非虚构作品，打破了纯文学作品难出圈的困境，总销量逾600万册，获李敬泽、阿来、刘德华等人力荐。
·《皮囊》
人民文娱：你曾经说，在小学四年级就发现了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
蔡崇达：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小孩，会放大很多少年心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经常干一些荒唐事，比如觉得自己是超人，从二楼跳下来。内心躁动得太激烈了，又说不出来，恍恍惚惚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看书。看到一段精彩的话，就会像被雷劈中一样，心想怎么把我说不出的话说出来了？文学就是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但人本质上的命题是相通的。我被文学拯救过，文学太了不起了，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写作者。
人民文娱：但在29岁之前，你并没有把对文学的热爱付诸实践，比如写书。
蔡崇达：其实《皮囊》本来也不想出书的，它不是为了出书而写。
故乡和家人是支撑我们构造最初一套精神秩序的要素，但当内心长出更多欲望，就像树干长出新的枝芽，你就看到了家人、家庭和家乡的局限，开始厌烦、厌弃，迫不及待想伸向远方。我少年时也处于这种状态。可一转头发现，我找不到根系了，活得像浮萍一样，所以才想通过《皮囊》向来处求救。
我写《皮囊》只是为了自救，直到慢慢发现《皮囊》竟陪着很多有类似命题的人渡过了一些难关，这才萌生成为作家的愿望。人们难以自我理解和表达的地方，正是作家工作开始的地方。总要有人在剧变的时代描摹出命运的模样，在台风来临之前，陪伴大家回到根部。
·2024年7月21日，蔡崇达（左）在广州为读者签名。
人民文娱：你说自己通过回家获得了自由。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已经很难通过回到故乡来抵达自由。该怎么办？
蔡崇达：回到故乡不是要求故乡保持记忆中不变的样子。父母、邻居、同学⋯⋯可以从任何一个路过的人身上发现故乡。每次要做重大决定，我都会回老家。回去干什么？排队去买小吃。记忆中的小吃店大多已倒闭，但没关系，总有一两家还在。排队等候的时候，我就回到了曾经某一部分的情感、记忆和精神状态里面。那种放松，就是回家了。
构成我们生命的证据和线索永远在。哪怕房子拆掉了，但站在那里，咸湿味的海风吹来，我就想起阿太了，想起那些安心的日子了。
开始新的远游
对蔡崇达来说，《皮囊》是一个少年的“应激写作”。火爆的销量让书商开出高价，希望他续写《皮囊》。蔡崇达拒绝了，告诫自己，作家的第二本书很关键，得守住。
此后几年，他中断写作，做了服装品牌，兜兜转转，发现生意场并不自在，于是重新拿起笔。2022年，《命运》出版。“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皮囊》里说出“金句”的阿太，以她99岁的一生，串联起小镇几代人的命运沉浮。
两年后的《草民》里，蔡崇达试图写出更多的人：尽可能多的父亲、尽可能多的母亲、尽可能多的同伴、尽可能多的自己。
历经10年，他终于“生出一个故乡”，因而更有力量开始新的远游。
·“金色故乡三部曲”
人民文娱：你把《皮囊》《命运》《草民》命名为“金色故乡三部曲”，并宣布东石镇的故事就此完结，为什么？
蔡崇达：我们的故乡终究是金色的。三本书都在写小人物，但他们身上有种“贵气”，这种闪闪发光的“贵气”，是生命纯粹地为了某些执着而拼尽一切的力量。
立体地刻画一个东西，要长、宽、高三个维度，我已经分别从三个维度上出发了。一次是走进自我内心深处的跋涉，一次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一次是对构成我们精神秩序的故乡的回望。向这三个维度的抵达，我真的尽力了。其实我也在不断反思，能写得再好一点吗？但恐怕目前没办法推进得更好了。
《当代》主编徐晨亮说，读完三本书之后，他觉得自己也拥有一个家乡叫东石镇，东石镇上的每个人都“金光闪闪”的。对我来说，读者能感受到故乡的贵气、自己来处的贵气，就已经挺好了，我非常满足，就不要再破坏这样的表达了。
人民文娱：“金色故乡三部曲”完结后，你还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吗？
蔡崇达：我意识到应该去探索人心正在冒出来、但又不是回到根部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做过10年深度报道记者，无数次走近现实中很多受伤的灵魂。这些灵魂的伤痕不是“回家”就能治愈的。所以我该换一种方式远游了，但具体从哪里开始还不知道，只知道必须先宣告结束，才能在某天笃定地开始。
（来源：人民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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