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内心最深处，我们都是相互纠缠，相互构成、支撑，是一棵棵草

  “我就是野草，现在我讲野草的故事。”蔡崇达说。

    知名评论家李敬泽在蔡崇达写野草故事的中短篇小说集《草民》的序言中，提到了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写过的《野草》。“野草被编码、抽象，野草成为庞大的隐喻，鲁迅何其大，蔡崇达何其小，他全力以赴，回到他的小，守住他的小，他解码‘野草’，解密‘野草’，让草回到草自身。”

    这是本写草的书，草的经验、草的情感、草的伦理、草的希望。在蔡崇达看来，人生就是不断地再回首和再出发，像草一样生生不息。　　　

  “得有人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的”

    在聊到《草民》这本书的写作尽力了时，蔡崇达讲了件很好玩的事情。蔡崇达有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两年前，他的上一本书《命运》出来后，同学们经常在群里秀书，说看了《命运》，《草民》上市后，没人在群里秀了，看过的同学都是私信跟他说。

    “他们发的都是自己的心事。”蔡崇达说。其中有个同学看完后直接打电话给蔡崇达，在电话里号啕大哭。这个同学高中毕业后和别的同学一样，其实和蔡崇达联系很少，偶尔联系也仅止于寒暄。他告诉蔡崇达，高中毕业后的这二十几年，虽然在大城市里落脚了，但他有好几次差点回老家去看台风。

    “看台风”是《草民》中的《台风来了没》和《转学》都写到的一个情节、一个“梗”。这两篇中篇小说，写的是两个失意的中年男人，年少时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东石镇，他们创业失败后又不得不回去。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在一个台风天以“看台风”为由出门了，他们走向海边的礁石，被风浪按着在礁石上摩擦、鞭打的他们互相看见了，他们彼此抓住然后搀扶着往回走。

    《台风来了没》是其中的主人公蔡耀庭讲述给“我”听的，他希望“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或许，得有人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的，我也在那儿的，很多人都在那儿的。”小说中，蔡耀庭如是解释他为什么想让“我”写出这个故事。

    蔡崇达说，这个拼命扛着自己命运的同学现在就像他在中篇《“欢迎你再来”》里的父亲和黑昌一样，每天早晨起来跑步，成为“命运慢跑团”中的一员。“命运慢跑团”是小说人物黑昌给东石镇每天晨跑的那些人取的名字。

    小说中，黑昌是“我”的远房堂哥，父亲每天晨跑的事，是黑昌告诉“我”的，黑昌说父亲觉得加油站生意快养不活家里后，想过去隔壁村兼职当环卫工人，但考虑到“我”将来是要拿笔坐办公室的，为保护“我”的傲气，只好作罢，但他总觉得对不起家人，没本事。生病了后，他又怕拖累“我”，想去偷偷死掉又舍不得看不到“我”。

    “我发现了，最终选择不去喝酒，每次早上睡不着起来跑步的，都是还不服老的人，都是还要和世界杠的人。”黑昌说。

    “我们原来都在那呀！”看完《草民》中的这个故事后，号啕大哭的同学在电话里感慨。“是呀，我们都在呀！”蔡崇达回复。“我们原来都在奔跑着呀。”“是呀，都在大腹便便地跑着。”那个同学号啕大哭了后，把他知道的一些同学的近况细数给蔡崇达听。此前的二十多年间里，他们聊天的内容加起来都没那通电话说的话多。

给所有陷入困境中的人一个支点

   虽然写的是小说，但《草民》中的东石镇其实就是蔡崇达的老家泉州东石镇。从写《皮囊》开始，蔡崇达就在他的创作中构造了和他老家同名的海边小镇。

    《皮囊》中《母亲的房子》中写到的那栋房子，真真切切地在东石镇上，虽然蔡崇达家人去了外地生活，但他还经常回去，尤其是2020年他把那栋房子改造成一个图书馆之后，他回去的次数更多了。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位于东石镇日升路19号，四层半高。把母亲的房子改造成图书馆的设计师琚宾，设计过阳朔Alila糖舍酒店，业内很有名。用琚宾的话说，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图书馆之一。

    “它不是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而是在城中村的巷子里，经常在那里做活动，做着做着就听见旁边有人在炒菜，或者听到邻居家的鸡咕咕咕叫。”

    有一次蔡崇达请了阿来在母亲的房子讲座，讲到一半，邻居有只老母鸡就咕咕叫了起来。阿来听到后很激动，说：“这就是在这里开讲座的意义，我能告诉你们，这是真实的母鸡下蛋的声音。”

    这座奇怪的图书馆，蔡崇达雇了两个人帮他运营。一个是他姐姐，一个是东石镇的文学爱好者。每周一周二闭馆，其他时间向公众开放。

    “如果能有个地方让少年的我，可以躺着、趴着随便看书那该多好。甚至不一定是看书，但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份善意，有这么一份关心，跟我一样的少年，或许心里也会生发出许多力量吧。”这是蔡崇达把母亲的房子改造成图书馆的初衷。

    在东石镇，蔡崇达是“黑狗达”，少年时的“黑狗达”因为没钱买书，经常去书店蹭书看，蹭多了就会被驱赶。即使被赶过，但他终究被包括在书店蹭着看的文学书拯救过，受过文学的恩惠——他曾经很敏感、很忧郁，直到他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它就像站在悬崖边上的一个人，拼命地想抓住往悬崖下跳的一个个少年。”蔡崇达说，后来他写《草民》时，一次次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感觉自己是站在台风中的岩石上，在拼命地喊“我们都在这”。“我们手拉着手，灵魂拉着灵魂，我们就不会滑落的，我们互为彼此的支点，我们就有力量。”蔡崇达也受到过东石镇人的恩惠。在他少年时候，他经历过家里连给父亲治病的钱都没有的“最狼狈的时刻”，他在绝望处，看到了来自邻居、宗亲和朋友们的关怀。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能写小人物？我在最窘迫的时候被那些最渺小的人支撑过。我真的关心他们。因为关心他们，我觉得我必须写《命运》必须写《草民》。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他们。”蔡崇达动情地说，他写《草民》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他在现实中“起不到作用”。他举例说，《台风来了没》和《转学》中主人公许安康的原型失业了，他去他家，但不管怎么敲门，“许安康”就是不开门。

    “还好我能写作，写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说“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是蔡崇达回馈给东石镇人的一个支点，那《草民》也是。当然，《草民》不只是东石镇人的支点，所有陷入困境中的人，都可以在《草民》中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

对话|  “我的写作就是陪着陷入绝境的灵魂不断地抓取、支撑”

    潇湘晨报：您的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是从最开始写《皮囊》时就有的计划，还是写完《草民》后，您觉得对故乡的重构已经完成？

    蔡崇达：写《皮囊》的时候，是没想到要成书的。当时我是属于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我不知道人生方向应该往哪去，然后又无家可归。就像我经常说的，当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参与构造你第一套精神秩序的家庭、家乡的局限性，你会觉得家庭、家乡很土，思维很局限，你不但会怀疑它，还会厌恶它，甚至生它的气。那个时候我们总会特别渴望远方，但是你去到远方之后，发现自己活得像浮萍，随便一阵风就被刮得东倒西歪。当时我的父亲也离世了，阿太（外婆）也离世了，心里充满了伤痛，就想逃避，好像你不在家乡，他们就还在一样。我当时就在这种状态里，无处可去。所以，我辞掉了《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的身份，躲到杭州灵隐寺。在灵隐寺写完《皮囊》里的文章，我才觉得我或许能回家了。

    《皮囊》出版后，我开始寻找哪些命题是我一定要去表达和承担的。我笃定地认为总有人内心如宇宙一般浩瀚且晦暗，不比宇宙小，也不比宇宙简单。作家就是拼了命地要抵达那些地方，要表达那一部分，于是在疫情期间，我就写了《命运》。

    写《命运》的时候，我是往一个人生命的根部去寻找、去抵达，发现全世界都处于巨大的风暴中，每个人的命运都被飓风吹拂着，被飓风按在地上摩擦着。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知道飓风来了的时候要想陪伴你、见证你长大的那棵树不倒下，就要赶紧加固根部。所以写完《命运》之后，我就开始写《草民》，开始思考我们面对了无数次台风，我们凭什么活下来、生生不息的？我慢慢理解和知道了，在根部，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我们都是相互纠缠，相互构成、支撑，是一棵棵草。用我在《草民》中的话说，我们的故乡由一群人构成，我们也构成了一些人的故乡，我们就是彼此的故乡，彼此的根部。

    我之所以把《皮囊》《命运》《草民》称为金色故乡三部曲，就是因为我对故乡的定义。故乡不止是我们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故乡是陪着并参与构成我们在这人间第一套精神秩序的这么一些人、这么一些体验和感受。

    潇湘晨报：您在提到故乡三部曲的时候，特意强调这是“金色故乡三部曲”，为什么强调是“金色”？

    蔡崇达：我们的故乡终究会是金色的。我这么讲是强调，构成我们生命中第一套精神秩序的那些存在，往往是充满着爱的、充满着善意的，无比温暖、无比耀眼。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草民》发布会上讲了他读完这本书的感觉，他说虽然写的是小人物，但他读起来觉得他们非常有贵气。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想说我们每个人的根部，构成我们最开始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人间的奢侈品。这些是你在人间感受到的最纯粹、浓度最高的爱和美。假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根部都是贵气的，都是金色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此基础上长出更新的、同样美好的部分。

    潇湘晨报：《草民》中，看起来像写了很多失败者的故事，又像写了很多不甘失败的故事。您对写到的人物，似乎狠不下心让他们有更糟糕的结局？

    蔡崇达：我一直觉得，作家写作的时候，他是无力的。第一，虚构不是虚假，虚构在我看来是浓度更高的真实。比如，我小说中的一个人，可能提炼自六七个人的真实遭遇。你把诸多提纯出来的要素放在一起，看它产生反应。它的反应往往也只能遵守真实的规则。即使你希望他再好一点，也是无力的。

    我写《草民》这本书，写得很难过。其实每一篇，我都在试图希望陪写到的人物找到生命的方向。写得最困难的是《台风来了没》跟《转学》，我一直试图给许安康、蔡耀庭提供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哪怕是看到一个出口都好，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拼了命地找，最终没办法为他们找到非常确定的方案或者方向。因为我知道在现实中，他们或许只能够按照一个模模糊糊的光、影影绰绰的方向去行进。我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写得更惨？因为他们有那样的儿子、妻子、母亲，他们的母亲还有东石镇七朵金花、猛虎一般的姐妹，有人与人之间的陪伴与支撑。当然，每个陷入绝境的灵魂也在拼命地抓取力量。我的写作就是陪着这些灵魂不断地抓取、支撑。

    我很开心的是，这本书出版后，我在各平台的留言中看到类似说：“黑狗达，你好，我是许安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们都在这。”我已经至少看到四五十个以上这样的留言。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开篇《曹操背观音去了》里的那个曹操。文学就像曹操一样，无力、弱小，有时候还被人耻笑、嘲笑，但真的能帮助人、能救人。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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