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百年讲坛：这是非虚构的好时代，写小说却很难

贾平凹、王安忆、虹影、朱天心、陈思和，当这些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坐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12月2日晚，在复旦中文百年讲坛暨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系列活动上，他们以“经验与虚构”为题进行了对谈。

虚构越来越难，王安忆、贾平凹爱看非虚构文学

作为一个小说家，王安忆把虚构视为最首要的任务。但她觉得这项基础性的要件却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真实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有很大的震撼力。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它是真实的，你不得不相信它。但虚构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推翻、怀疑、质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王安忆觉得虚构正变得越来越难。对此，贾平凹也有同样的观感——“现在的虚构小说，特别难写。”

王安忆

实际上，从市场流行趋势来看，非虚构作品确实在近一二十年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势头，诸如《出梁庄纪》《崖边报告》《我的凉山兄弟》《最后的耍猴人》频繁引爆舆论话题、登上各大好书榜，2015年的诺奖给了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被誉为“一场非虚构的胜利”。这个趋势王安忆也深有感触：“看看周围的书店、图书馆，也是非虚构的东西卖得更好、读者更喜欢。”甚至她自己也是觉得非虚构的东西好看。

贾平凹也说，“我宁愿看非虚构的东西，喜欢看非虚构的东西。我不爱谈那些谈情说爱的东西，就喜欢看纪实性的东西。我觉得纪实性的文章看起来特别有味道。”

陈思和与王安忆

特殊的经验是时代给中国作家的馈赠

“虚构越来越难”，言外之意显而易见——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越来越不容易见到。王安忆自认为阅读量非常巨大，但在巨大的阅读量里，“一个月能看到一两本好看的、有价值的虚构作品，已经非常不容易。”

2016年在长篇小说《匿名》出版后，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露过类似的观点，她觉得，“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 ，“整个世界的虚构写作都在削弱。”

贾平凹

按照贾平凹的看法，当下虚构小说呈现下坡趋势，与时代和市场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80年代，全社会都在阅读小说，一个作家可以一夜就成名。”但随着媒介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和多元，小说不在独享“传奇”，现实比虚构更“传奇”、更光怪陆离。

或许，王安忆的说法更加平易，“以前我们会觉得小说好，是因为原来我们是封闭的，一下子就读了那么多好小说。但读到现在，就越来越挑了。”

她和贾平凹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用贾平凹的话是“经历的岁月特别复杂”。在这样的语境下，王安忆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仍能产生一批重量级的虚构文学，是相当不错的。“中国作家，包括港台地区的，我觉得我们这些作家所经历的社会，实在太不正常了，太动荡了，给了我们很多特别的经验。”而这些特殊的经验，恰恰成了支撑这批作家赖以写作的素材，才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也才有了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中国当代文学一批代表作品。

“写小说的人，第一缺乏的、需要的就是材料。我个人常常为材料不足而苦恼。有了这些特殊的经验、材料，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些经验、材料，如何围绕它们展开虚构。尤其是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批大陆作家，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都是没有受过太多传统的教育，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长大，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文学的准备是不足的。但是这个不足，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表达，是非常朴素的。”

所以王安忆看来看去，回过头还是觉得现实主义的朴素表达，“比较有价值，有表现力。有的时候你在抱怨自己命运的同时，会发现命运也给了你一些馈赠。”

虹影

60后的虹影也坦言：“贾平凹老师的《废都》、王安忆老师的‘三恋’系列，我认为其中对虚构的驾驭能力，是我读过的1950年代（出生）作家当中最好的。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虚构能力就相对青涩许多。”

对现实时刻充满警惕才能写出好的小说

尽管和贾平凹、王安忆的成长环境和写作路径迥然有异，但朱天心同样获得了时代馈赠的写作材料。她所成长的时代，受政客的操弄，族群成了问题。这种操弄逐渐弥漫到了社会上，让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差异变成了鸿沟。

朱天心

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现实。朱天心注意到了，并将其塑造成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因此获奖无数，被称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 多年以后的当下，“眷村热”再度在台湾兴起，《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等话剧、影视剧票房飘红，但作品的深度与社会影响却无法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相提并论。

“虚构有技巧、技术，有高明不高明之分，可是我更在意的是经验。”朱天心欣赏的作家，是那种对于现实非常不满意、不愿意被驯服、不愿意照单全收的作家。“他对现实，如果时时刻刻充满着辩证，充满着警惕，拒绝讨好它，甚至充满着想要改革它等等，呈现一种紧张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虚构才会更好看。因为我无法想像没有现实基础的那种虚构。”

很自然，对于类似于玄幻、架空的作品——“索性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名，人的名字都是译名，一年会写几百万字，那个不是我今天讲的文学，我相信的文学应该是有你的现实的。”

在对谈会的现场，也有同学提出异议：“对于现实本身，纵使我们不驯服，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很深层次地表达，作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美。因为虚构的美的来源，它是挣脱了现实，实际上还是来源于现实的。”

对此，王安忆认为，之所以读者会经常提出“为什么要和现实对抗，应该展示现实的美好”这类问题，在她看来，原因在于“现在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文字的也好，影像的也好，非常单一，就是要快乐、开心。”

“虚构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对现实某种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虚构，我们一定是想给世界画像，这也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所在。我们看好看的新闻，我们这些特别热情，看了以后觉得很满意。因为和我们的共识是统一的。而虚构的东西，是不统一的。”王安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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