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翔从精神偶像变成娱乐明星

发布时间：2024-12-28 19:37

从先行者、精神偶像、标靶到娱乐明星是怎样演变的

黄健翔：和娱乐时代无缝链接

黄健翔辞职了。没有给中央电视台任何的机会。

2006年，是中国体育节目平平淡淡的一年，虽然有世界杯这样的大赛，但并无有新意的栏目出现，晃动在屏幕上的，还是那几张老面孔。就在这看似平淡的一年，黄健翔以一己之身，引发了两次公共狂潮。

凭什么？

还算英俊的长相？特立独行的个性？相对深厚的专业技能？——这些要素很多人都具备。

按照相声《钓鱼》里的“二子他爸爸”的说法，丰收的人是“赶上了这拨儿了”。黄健翔是怎么赶上的？不妨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从历史的末端细节中找寻重点。

1993年

时间倒回1993年。

“在1992年以前，中国电视处在极度黑暗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华南理工大学电视学者李幸在《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一文中一言以蔽之。稍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1992年这个特殊年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而在北方，中央电视台一位叫孙玉胜的电视人是如此描述自己对1993年的期盼：“1993年2月11日，除夕。电视里嘹亮的钟声在房间里回响，春节晚会的主持人高亢地朗诵着‘年年新桃换旧符’，宣告中国人概念中的一个旧年已经结束。人在此时一般会有豪情生出来，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的一句话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如孙玉胜所料，第二天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

是年5月1日凌晨7时20分，《东方时空》—一个被视为电视管理及运作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栏目—开播。

也就在这一年，黄健翔通过公开招聘考入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现体育节目中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插入事件。在这之前，长期以来，这个巨无霸式的媒体一直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单位，其人员的补充只有这么几个途径：大学毕业生、外单位调入人员、复员军人以及各种关系人员。

黄健翔，这名25岁的导游，无疑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有着双重意义：第一，长期封闭的大门对外界敞开了一个小口；第二，他不需要面对十多年后盛行的海选及PK。

在生物学中，外来物种的生命力总是远胜本土物种。仅仅几年后，这批电视人改变了中国电视的生态，而改变历史的人，总是会被人记住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黄健翔，此后都一举成名了。

重命名

1993年前后，中国的电视界发生了两起“重命名”事件。

第一起叫“制片人制”，这是国际电视制作的惯例，但对当时中国的电视人来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在这以前是主任负责制或编导负责制。制片人制的核心在于：制片人可以在财务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全权调配资金、人员和美学标准。换而言之，商业操作的因素开始介入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这起重命名事件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更大程度是文化上，如学者汪晖所言：“改革的过程，尤其是市场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功能上的变化。”

紧跟着这场重命名运动的是另一场和黄健翔直接相关的重命名运动：他们的身份从“播音员”（或解说员）变为“主持人”（或评论员）。

在重命名之前，中国电视是没有属于个人的语言的，“电视新闻的语言，是照文字稿念的；专题片的解说，是散文或政论文；就连主持人串联节目，也是在背稿。”李幸说。而在体育领域，主要的言语方式是线性的“看图说话”—A把球传给B，B传给C。

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那个时代的人。要知道“播音员”（解说员）成名时期的媒体生态中，广播远比电视普及，为了照顾到广播听众，他们在转播的时候必须尽量详细地描述现场情况。本质上，一个线性思维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线性解说。

而“主持人”（评论员）这一新称呼则表示，这个职位是有自己的个性色彩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挥的，是可以有议论的。

重命名改变的不只是称呼，还有基因。

“主持人”（评论员），这个称呼成了黄健翔此后的幸福之源、痛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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