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辉：汉字与汉语关系

青瑜写在前面: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虽然是现代语言学里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还是有很多的语言使用者不明朗其中的关系，转来汪先生大论以飨读者

(正文)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属于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种“古典文字”[1]，导致语言学界对“汉字与汉语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看法分歧，存在着种种错误或模糊的认识，诸如汉字是汉族人的“第二语言”、汉字不需要通过汉语就可以直接表达意思、汉语除了“音”和“义”外还有“形”，等等。包括对于饱受争议的“字本位”理论，学界的认识也远未达成一致。[2]在具体的研究中，把汉字与汉语混为一谈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都说明，全面深入地把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阐述清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科学的共识，才能使汉语汉字研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颇为复杂，非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本文只谈两个问题：（1）汉字是汉族人的“第二语言”吗？（2）汉字对汉语有哪些影响？

一、汉字是汉族人的“第二语言”吗？

关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索绪尔的经典论述是: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象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3]

但是索绪尔对汉字却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我们说过，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这两种文字的体系（引者按：指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头一种体系里，这倾向更为强烈。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象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4]

这段话常常被中国的语言学者用来作为汉字可以超脱汉语而独立表意的理论依据。但是从“对汉人来说”“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述来看，这些叙述未必代表索绪尔自己的判断，而仅仅是对汉人的语言文字观的一种客观描述。[5]在后来整理出版的《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部分第四章《文字表现整体语言》的相应部分，这段话是这样的：“书写之词胜过口说之词的效应，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共具的吗？是的，并且在表意系统内还更强有力些。在中国各省，都使用同样的符号，尽管发音是不同的。”[6]先前的“对汉人来说……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那段文字被画线句代替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索绪尔的最终看法。[7]

汉字真的是汉族人的“第二语言”吗？字形可以不通过语音而直接表示概念吗？也即，我们直接看文字，就能够懂得它的意思，而不需要先把它转化为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吗？这是问题的关键。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表意系统的文字是这么说的：“欲表达词语，却对其用以构成的声音毫不在意，<（但目的确是在表达词语，而不是概念）>[8]，因而使用独一的符号，此符号只能与所包含的概念相关。汉字便是典型。”[9]请注意划线部分：索绪尔强调，即使是表意文字，它所表达的也是词语，而不是概念。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表述。对于这一点，中外的前辈学者有过非常明晰的阐述，这里摘引几段：

说起来也奇怪，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比如有人说，文字和语言是平行的、谁也不倚赖谁的两种表达意义的系统；你要是拿拼音文字来做反证，他就说“此汉字之所以可贵也”，他没有想过如果汉字都没有读音，是否还能够表达意义。……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意见不是来自工农大众，而是来自一部分知识分子。[10]（吕叔湘)

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很常见的是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认为文字和语言是并行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这种意见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遍，因为我们用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有人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这个话显然是不对的。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者不读出声音来，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的。事实上，教儿童认字总是要首先教给他读音；不通过语言而能够学会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粗通文字的人看书的时候总是要“念念有词”，哪怕声音很小，小到你听不见，你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那儿一动一动。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谓“默读”），是要受过相当训练才能做到的。[11]（吕叔湘）

据洋人说：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我们的方块字则是、或曾经是表意文字(ideograph)。这话根本欠通，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传达意义的符号，识字的人看书报，都是先把文字翻译成语言——熟练的在脑子里翻，不熟练的采取“口中念念有词”的方式——再从语言中翻出语义来，世上哪有直接表意的文字？[12]（俞敏）

表义字的提示作用往往被大大地夸大了。在我学习“学、暴、发、旋、之”这些字时,我并没有从它们的现代形式或古代形式得到任何帮助，也没有像我现在用它们时从它们的字源得到任何帮助。[13]（赵元任）

据说从前有一个学童对老师说，射箭的“射”字错了，应当改写“矮”，委（放）矢（箭）才是“射”。矮子的“矮”字也错了，应该改写“射”，身寸（身长一寸）才是“矮”。这个故事说明，汉字不可能看了其中的单个符号就知道意义。[14]（周有光）

每一种书写系统中都存在非表音的符号。但是，利用这些符号的存在（无论其数量多少）得出结论，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一个不以声音为基础的完整文字系统，都是毫无根据的假设……我认为这（引者按：指表意文字系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人们有能力掌握大量的不顾及语音的书写系统所需要的符号，这意味着脱离口语来传达思想。……虽然一个书写系统可能有许多单独的“表意标记（ideographs）”或“表意字符（ideograms）”，但不可能有一个基于表意文字原则的完整的文字系统。字母文字需要掌握几十个（several dozen）符号来满足音位表征的需要，音节文字可能需要掌握几百或几千个（several hundred or several thousand）符号来满足音节表征的需要。然而，表意文字需要掌握数万甚至数十万个（tens of thousands or hundreds of thousands）符号，这些符号需要在不考虑声音的情况下用来表示单词或概念。常识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在大脑中植入电脑，否则普通人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记忆力的。[15]（德范克）

上述论断无疑都是正确的，至今没有过时。近年来，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也为这些经典论述提供了支持。大量实验结果表明，同音异形词比非同音异形词更难以识别，同时也更容易造成语义的混淆，即所谓“同音词效应（homophone effects）”，这已成为学界共识。[16]这说明，在识别视觉符号（字）的过程中，语音处理是先于语义激活的。李佳颖等人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了对“视觉词”的识别会自动地唤醒词的语音信息，[17]他们还指出，汉语汉字“形→音”转换的神经关联，与其他拼音文字系统是一样的。[18]也即，大脑对汉字和其他文字的识别，在“形音转换”这一过程上并无区别。

以上不少研究成果来源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佳颖及其团队，许逸如的访谈集中总结了该团队多年来的研究结论，下面摘录其要点：

断开形与音的锁链，诚实的大脑做不到。

李佳颖说：“字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字的创造就是为了要记录口语。即使是中文也不例外。”

她强调，人类的语言经验皆始于口语，甚至有些语言没有文字系统，所以文字并不会独立于口语，习字的过程也是以口语词汇为媒介，去认识对应口语的视觉符号。因此，一旦学会文字后，即使努力不去联想字音，大脑仍无法断开字形与字音的链结。

李佳颖说，这也是她投入神经语言学的原因之一，“大脑的活化未必需要仰赖外显行为，因此能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透过科学去解决争议和差异。”她运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测量阅读时大脑活化的区域，也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简称ERP）观测受试者在提取字音或字形时的脑波活动。

她笑说：“甚至有时候会故意请受试者不用把字音念出来，还是可以看到形音对应一制性造成的大脑活化差异。”单纯观察大脑活动，能更直接呈现受试者处理字音、字形的认知历程，“所以我常说，大脑不会说谎”。

实验发现，当文字与语音的联系越有一致性（例如以“䍃”为声旁的这组字），或是该语音的同音字较少、字形较一致（例如“bǎ”这组字），受试者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大脑活化的强度较小；反之，当语音和文字越不一致、同音字越多，大脑就需要更费力解决争议，进而引发较强的大脑活动。

李佳颖也说，这个研究也解决了另一个关于中文学习的迷思，“过去很多人都以为汉字是图像，可能更倾向在右脑处理；但实验结果显示，大脑处理汉字时，仍然是以左脑（即大脑主要的语言区域）为主。”

汉语的文字与语音并非两个独立系统，而是和其他拼音语言[19]一样，彼此难以分割。李佳颖说，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领域，以英语为主题的研究居多，以汉语为主题的研究仍值得探索，因此从汉语特殊性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总是让外国学者又惊又喜。“我觉得'理论’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可以被检验的，而且跨语言的比较总是很有趣，因为汉语独特的语言特性，可以更有力地验证理论。”[20]

李佳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大脑理解汉字必须以语音为中介。

关于字和词的关系，1950年代的大讨论其实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但是现在却又思想混乱起来。这正如索绪尔所说：

事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研究语言。但是，对语言发生兴趣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从心理学观点看，这些错误都是不能忽视的，而语言学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揭破这些错误，并尽可能全部加以消除。[21]

总而言之，汉语是一种音节语言，音节是它表意的基本单位，这是汉语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中外语言学家对此已经有过很多清晰的论述，兹不赘引。用文字记录下来，总体而言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汉字，代表一个语素，所以汉字是一种“音节－语素文字”（morphosyllabic）。[22]虽然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密切，但是汉字并不等于汉语，[23]汉字离开汉语是无法独立表达意义的。在汉语研究中正确区分“字”和“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十分重要。比如“异形词”这个术语，裘锡圭先生指出：“异形词”是指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这是文字层面的问题，而“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这个名称是名不副实的。裘先生主张：“本身有多种书写形式的词，应该称为'多形词’。”[24]我觉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词”的“形”只能是语音，跟字形无关。或许称为“异写词/同词异写”更合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之争，而是涉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大问题。只有先想清楚这些大问题，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才能在汉语汉字的研究中摒除“幻想（fantasy）”，还原“事实（fact）”。[25]

二、汉字对汉语有哪些影响？

赵元任《语言问题》第十讲“语言跟文字”说：“语言的变化跟文字的变化不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样齐着步子走的，有的先有的后，并且还有互相的影响。”[26]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是第二性的，但是它也会反过来对汉语产生影响，目前所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起到补充作用，二是改变口语读音，三是助推日源词的借入。下面分别讨论。

（一）汉字对汉语的补充作用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到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两个作用，一是区分同音词，二是有超时空性。（见上引）这都是很正确的。

汉语的语音系统在历史上不断简化，导致现代汉语存在大量的单音节同音词/语素，李佳颖说：“汉语很特别，是'同音字密度’（homophone density）很高的语言。”[27]汉字在区分同音词/语素方面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他、她、它，张、章，江、姜，连、联、廉、莲、帘、怜，等等。这些同音词如果没有汉字的帮助，有时候确实会给准确表意带来困难，特别是同音的姓氏、人名、地名等。[28]主张汉字罗马化的赵元任先生也承认废除汉字在同音姓氏的区分上“的确是一个难点”[29]，这反过来说明了汉字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和价值。[30]

但是汉字对汉语的补充作用不宜夸大。

首先，这种作用仅限于识字的人，对于文盲和盲人是没有意义的（而在过去，文盲的比例很高），可是他们照样能用“耳治”的口语区分同音词/语素，进行正常的语言交际。戴佳文指出：文盲区分同音词的办法通常是放入更大的语法单位或采用描述性表达，目的也是避免搞错语义。比如我的家乡方言江苏盛泽话“油”“盐”同音，必要时就用“咸盐头”“菜油”（过去菜油最常用）来区分；“湖南”“河南”同音，就通过描述更准确的地理位置来区分。（私人交流）关于“湖南”“河南”同音的问题，颜世铉先生惠示了以下资料：叶祥苓编《苏州方言词典》“河”字下云：“苏州河、湖同音。因此碰到河南和湖南时需说明是中州河南还是长沙湖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周有光先生也谈到过这个现象，他说：“这有点像苏州人说不清'河南’和'湖南’，把'河南’叫做'中州湖南’（HxNx），把'湖南’叫做'长沙河南’（HxNx）。”[31]（《比较文字学初探》，收入《周有光语文论集》第3卷，第28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那么对于识字的人来说，区分同音词是不是非得依赖汉字呢？例如洪堡特就曾说：“大量的同音现象必然使得识字者自始至终要借助书面语言，因为在书面语言中可以避免同音现象引起的麻烦。”[32]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上举例子中添加限定语的办法其实并不限于文盲，识字者也是一样。比如笔者之一的母语浙江兰溪话中，地名“常山”和“长沙”同音，即便笔者和交谈对象都识字，多数情况下也会用“衢州格常山”和“湖南格长沙”（“格”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来区分，而不会涉及字形。颜世铉先生指出：口语的使用应该是远远大于书面，所以针对区分同音词采用描述性用法是很正常而必要的，尤其在方言中更是如此。所以不一定是文盲才如此区分，识字的人使用口语时也需要区分。（私人交流）此言甚确。应该说，汉字对汉语的补充作用主要只体现在书面语而不是活的口语中。

其次，大多数语言都有同音词，如英语的reign、rein、rain和so，sew，sow等，英语的使用者也并不依赖拼写来达到区分的目的。[33]而且，字母文字同样也可以在书写上区分同音词，因此这并不是汉字所特有的优点，而是任何文字都具备的功能。

再次，书面上的区别有时在口语里没有意义，比如：做、作普通话同音（古代不同音，今天有些方言如吴语仍不同音），但是写法上有分工——工作（*工做），做工（*？作工），做作（*做做，*作作，*作做）。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的、地、得，词典、辞典，等等。不管书面上怎么写，都不会影响口语表达的明确性。

总之，我们认为，汉字对同音词的区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一般的交际过程中它绝不是不可或缺的、最为重要的、“自始至终要借助”的手段，口语自有分辨同音形式的方法。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在书面语里，字形不同当然有帮助，但是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字多义’一般也没问题。口语没有字形的帮助，照样能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34]

（二） 汉字改变口语读音

汉字有时会改变口语里词/语素的读音，真所谓“人生识字糊涂始”。李荣先生《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肆 字形的影响”分为“读半边字”和“多音字的合并”两类，举了不少例子。[35]下面再补充一些当代语言生活中的实例。

1. 读半边字

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它们由意符和声符组成，声符的表音往往是不准确的，但是有时人们会“念字念半边”，把声符的读音当作整个字的读音。这种现象学者们早已有过很多讨论，比如李荣先生举过“酵”俗读“孝”的例子。[36]又如“酗酒”常被读成“凶酒”，“畸形”多念作“qí形”，“弦”多念作xuán，“纤维，光纤”的“纤”有人念作qiān，“梵”几乎都念作阳平声，知道应该念去声的人大概不多，而“荨麻疹”的“荨”读成xún则干脆从俗音（误读）变成了正音，《现代汉语词典》第五、六、七版的注音都是：xúnmázhěn（旧读qiánmázhěn），2016年最新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基于对民众发音情况的实地调查，也明确规定读为xún。还有“莘莘学子”的“莘”常被读作xīn，“电饼铛”的“铛”被读作dāng，“悌”被误读成dì等等。[37]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1）塑

陈铁卿指出：“以土抟制人物形象的动作叫做'sù’，如'泥sù’'sù像’等，代表这种动作的字是'塑’。但是自从把这字用在工业上的名词里以后，许多人却读为'shuò’，如'shuò胶’'shuò料’。”[38]作者主张应该念sù。李荣也讨论了这个字：“（塑料）这是新东西，很多人都首先从书面上知道塑料，因此就照偏旁读成'朔料’。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都有这种读法。如北京有的人说shuò liào（也有说suò liào的），……。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sù liào，'朔料’这个说法也许会慢慢儿减少，不至于相沿成俗，习非成是。”[39]“塑”的shuò音在普通话里至今没有被接受，《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收。可是在吴语宁波话里，却真的是“相沿成俗，习非成是”了，[soʔ5]成了正音，在“塑料”“塑胶”“塑钢窗”“可塑性”等新名词里几乎一律这么念，只有在“塑造”“塑像”“塑菩萨”“泥塑木雕”等旧有的组合里才念原来的正音[su44]。据戴佳文告知，苏州话情形相同。

（2）墟

《广韵》去鱼切，今音应读qū，读作xū大概也是念半边字的结果。[40]据《古音汇纂》，这个音最早见于唐代注疏，《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因城故吴墟”《正义》及S.2821《大般涅槃经音》均注“墟，音虚”，不过元代以前罕见，《蒙古字韵》仍把“墟祛区驱躯岖”等字列为一个同音字组，而《中原音韵》则是“虚墟嘘歔吁”等列为同音字组，可见已经跟今天一样了。具体的音变过程还有待研究。江苏吴江有个芦墟镇，“墟”的声母外地人很容易读ɕ，但当地人不会念错，这个溪母字代代相传念ʨʰ。[41]

平山久雄指出：“读半边字其实不一定读其半边字本身，有时是向含有那半边的常用字看齐的。”[42]平山先生举了汉语中“剧（劇）”的例子（此例王力先生也曾提到[43]）。“剧”在《广韵》中是入声陌韵三等开口群母字，奇逆切，按照规律现代应该读jí或jì，但事实上却读jù。这应该是以“居（豦）”为声旁的字多见于去声御韵的缘故，如“据（據）”“遽”等字都读jù。多数南方方言里还保存陌韵的读法，例如厦门文读kiɔk（阳入）、白读kɪk（阳入）。下面再举三个例子：

（1）矿

《广韵》古猛切，今音按例读gǒng，现在统一读作kuàng（《汉语大字典》标明“旧读gǒng”）。李荣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说：“据老辈说，四五十年前，不单读书读gǒng，连拉洋片的也说'非洲开金矿（gǒng）’。'矿’字现在无论说话读书，一般都读如'矿’kuàng，只有年长的人才知道有gǒng的音。”[44]李荣先生认为这是受了字形的影响，徐世荣和杨荣祥进一步明确应是受到同偏旁字“旷”的影响。[45]

（2）暇

《广韵》胡驾切，今音应读xià（《汉语大字典》也说“旧读xià”），但事实上却读xiá。变读为阳平应该是受了同偏旁字“霞、遐”的影响。[46]明徐孝《合并字学集韵》中此字收有二音，一在去声纳韵（兴恰切），一在阳平拿韵（贤牙切）。意义均为“闲（暇）”，可见阳平只是一个纯粹的异读。《合并字学集韵》广收北京俗音，且这些语音信息往往不见于它书，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见，“暇”的阳平一读在明代的北京口语里就出现了，这个俗音与读去声的正音不断竞争，最终人们还是从俗了。

（3）槛（檻）、舰（艦）

《广韵》均为胡黤切，按照规律今应读xiàn，但现代汉语却读jiàn。[47]声母的改易，可能是受到了同偏旁常用字“鉴（鑒）”的影响。王力先生亦持此论。[48]

2.误读反切

汉字不能直接表音，为了给它注音，大约在东汉末年，人们创制了反切的方法，用两个汉字，取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及声调相拼，这样就得到了被注字的读音。后来的字韵书大都以反切作为主要的注音方法。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反切上下字的读音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后人直接以当代音拼读，就有可能致误。按理说，这种情况应该只出现在一些生僻字中，常用字由于活跃在口耳之中，不太容易受到反切的影响，但实际情况中确有这样的例子，下面试举两例。

（1）殊

《广韵》市朱切，系全浊声母（禅母）平声字，其声母按照北京话浊音清化平声送气的规律应该读送气塞擦音，声调按例也当为阳平。俞敏指出“殊”在大河北方言里都读“除”，历代佛经里也都用“殊”来对“文殊师利”mɑñjuśrī里的ju。[49]可是普通话却音“输”，是个例外，这很可能是用反切上下字的今音切出来的：shì+zhū→shū。

（2）强

“勉强”的“强”《广韵》其两切。“其”是全浊声母（群母），“两”是上声，古全浊上声在北京话里要变读去声，又浊声母清化时遇仄声不送气，故按例应切出jiàng。可是普通话却读qiǎng，这应当是用“其”“两”的今音拼读出来的：qí+liǎng→qiǎng。对此，赵元任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述：“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拿这个（引者按：指用今音切出qiǎng）都是当天经地义的。可是按古时候儿反切的真义，'其’字不当[tɕ']，当浊音的[ɡ]……所以结果拼出来的是jiàng，这跟'倔强’的'强’同音，所以'勉强’应该念miǎn（半上声）jiàng，这才是真正的古来'其两切’的意思，把它念成miánqiǎng，已经有点儿勉强了。只是从前我们的先生辈都那么说，不知道他或是他的几传师误会了古反切的意义，所以就成了习非成是了。”[50]

上述例子说明，由文人误读反切而来的错误读音，有可能取代口语中的正确读音，这是文字反作用于语言的一种途径，其中的机制值得研究。

3.多音字音义错配

这种现象在当代口语里相当普遍，人名里如果有多音字，也常会因为不了解命名之意而念错或不知道怎么念，比如：刘长卿，胡曾，王重民、潘重规，麦梅翘、董志翘。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一形多音往往使人读错字音。”[51]李荣先生曾举过“处”有chǔ（动词）、chù（名词）两音，“现在有些人一律读成去声chù”。[52]这样读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常常可以在广播、电视里听到。下面再举些例子：

“假期、暑假、寒假”的“假”有人念成jiǎ，跟“真假”的“假”混淆了。

“盛饭”有人说成“shèng饭”，跟形容词“盛大，旺盛”的“盛”相混了。

“奇数”常听到有人念作“qí数”。

“曲折、曲线、曲直”的“曲”常被念作qǔ。说明歌曲的曲（qǔ）比弯曲的曲（qū）更为人们所熟悉。

“与会”常常念成“yǔ会”，很多人不知道“与”作动词要读去声。

“接种疫苗”的“种”在电视、广播中念成去声和上声的都有，普通人分辨不清究竟应该怎么念。

“为”有wéi（动词、表被动的介词）、wèi（一般介词）两读，很少有人能完全念对的，错配随处可遇，造成读音混乱。

有些字原本是两个词、两个字，后来由于简化归并为一个字了，也会导致“张冠李戴”。[53]比如：

几（jī）≠幾（jǐ）。可是简化字归并为一个字，于是“几”就成了一个多音多义字，而jǐ音更常用，于是有人把“茶几、窗明几净、几乎”里的“几”也念成jǐ。

盡（jìn）和儘（jǐn）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词，写法也不同，简化字归并为一个“尽”字，现在“尽管、尽快、尽量、尽早”的“尽”还有多少人念jǐn的？尽管《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无误地分为两个词条：

尽（儘）jǐn

①[动]力求达到最大限度：～早｜～着平生的力气往外一推｜～可能地减少错误。

②[介](有时跟“着”连用)表示以某个范围为极限，不得超过：～着三天把事情办好。

③[介](有时跟“着”连用)让某些人或事物尽量优先：先～旧衣服穿｜单间房间不多，～着女同志住。

④[副]用在表示方位的词前面，跟“最”相同：～前头｜～北边。

⑤〈方〉副尽自：这些日子～下雨｜事情已经过去了，～责备他也无益。

尽（盡）jìn

①[动]完：取之不～｜知无不言，言无不～｜想～方法节约资财。

②〈书〉死亡：自～｜同归于～。

③达到极端：～头｜～善～美｜山穷水～。④[动]全部用出：～心｜～全力｜～其所有｜人～其才，物～其用。

⑤[动]用力完成：～职｜～责任。

⑥[副]全；都：～显（充分显露）｜～是些杂事。

⑦所有的：～数｜～人皆知。

多音字的音义错配，基本规律是常用的强势读音排挤不常用的弱势读音，发展趋势是前者吞并后者，最后只剩下一个读音。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里就说过：“只有几个读音都是常常应用，势均力敌，才能长久并行，例如'长’cháng和'长’zhǎng，'乐’lè和'乐’yuè。否则比较少用的读音很容易被常用的读音挤掉，例如'间接’不说jiànjiē而说成jiānjiē，'处理’不说chǔlǐ而说chùlǐ，'从容’不说cōng róng而说成cóng róng[54]，'一唱一和’的'和’不说hè而说成hé，不但常常可以从一般人嘴里听到，而且也常常可以从电影里、舞台上和广播里听到。”[55]历史上有一大批多音字就是经由这样的途径变成单音字的。说到“乐”的读音，有一个有意思的实例：杭州满觉陇景区有一个溶洞，写作“水乐洞”，公交车报站时读作“shuǐ lè dòng”，游客也大多这么念。可是进洞一看，洞中的摩崖石刻有“听无弦琴”“天然琴声”“清乐梵音”等。想来此洞的“得名之由”是洞中千千万万的水滴滴落在石头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好像谱成了一首没有丝弦的乐曲一般，以水成乐，故称“水乐”，因而应为“shuǐ yuè dòng”而非“shuǐ lè dòng”。（“水乐洞”外的景点介绍牌上注音是“shuǐ yuè dòng”，可证。）大概是由于lè比yuè的读音更强势，在认知上更突显，因此误读了。

陈思捷在讨论“手指”的“指”（文中称“语素T”）在方言中的读音和语源时，提供了一个口语里文字影响语音的实例：

铜陵的[ᵻ]也是入声专用韵，王太庆（1983）在“手指拇子”的“指”下还特别注明了“入声，音质”，它由原来的入声舒化而来确凿无疑。不过到了张林、谢留文（2010：101）的记录里（记音略有不同），该词的读音已变为[səu⁵⁵tsɿ¹²⁻¹¹mo³⁰tsɿ³⁰]，语素T仍读入声调，可是当地[ɿ]韵只来自止摄，并没有源于古代入声的字，这样一种舒声韵与入声调相糅合的形式颇为反常。[56]我们推测，这种形式是“不完全还原”的结果。曹志耘（2022）指出：“'还原’是指从音变形式回归到原形。……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年代，这个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方言只存在于口头上，人们说话时不太会把这个音（音变形式）和文字形式相联系，确切地说，是和这个字的正常读音（正音）相联系。但在今天，方言使用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字对音’（换个角度说是正音对变音）的牵制作用凸显出来，在文字的牵引下，部分音变形式可能会逐渐向原形回归。”铜陵当地的语言使用者由于意识到“手指拇子”中T的语源就是“指”，于是在文字的影响下，就用“指”这个字的正音去念，把音段部分读成了[tsɿ]；但吴语多音词内的连调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和强制性，比较稳定，文字的作用暂时无力将其瓦解，于是[11]调（入声调[12]的变调）仍然被保留下来，因此从表面上看形成了一种“糅合”。我们把这样的过程称为“不完全还原”。[57]

（三） 汉字对日源词借入的助推作用

词汇是语言接触中最容易传播的部分。汉语在历史上吸纳了众多外来词，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宝库。其中有一类特殊的借词，在移借语义时依凭的不是语音形式（读音），而是书写形式（汉字），因而多被称为“借形词”或“形借词”。由于其中以日语借词为多，故而又可称为“日源形借词”“日源汉字词”，或径称作“日源词”。[58]

张永言先生指出：“这是汉语借用日语时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外来词的出现是由于日语采用汉字来书写词语，并且经常利用汉语词素来构造新词，而汉语在借用这些词的时候就连形带义搬过来了。例如：破产（hasan）、干部（kanbu）、现实（genjitsu）、客观（kakkan）、情报（jōhō）[以上用汉语词素构成]，场合（baai）、手续（tetsuzuki）[以上用日语固有词素构成]。”[59]在借用时，这些词原本在日语中的读音是什么并不重要，汉语使用者在文献中看到这些词，就会把它们转换为汉语的读音。在这个过程中，“字形和字义仍然较紧密地结合着，而字音则同前二者分离得更明显了”[60]。这本质上反映了汉字的超时空性，汉字的这一特点是使形借词成为可能的前提。

不少形借词由于书写形式相同，又符合汉语的构词法，词义也往往与旧形式有一些联系，因而大多带有隐蔽性，粗粗一看很难发现它们的外来性质；即便发现了，也需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梳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表示animal和plant的“动物”和“植物”，《汉语大词典》过去认为是汉语固有词，许多外来词词典也遵循此说，陈思捷通过详细的考辩才发现其实它们也是日源形借词，类似的还有“出席、列席、缺席”等，这里就不展开了。[61]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汉字与一个语素相对应，人们遇到一个新词往往会用语素的意义去分析“理据”（即便有时是不符合事实的），最终导致了其异源性难以被察觉。

日源词的借入和以较快的速度被汉语接纳，与汉字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汉字具有超时空性，可以一定程度脱离具体音值；（2）一个汉字与一个语素相对应。这些都是汉字的特点。

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大量的日源词。这些日源词借入时所依凭的媒介是书面文献，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活跃在大众口耳之中了。从整个过程看，汉字无疑对日源词的借入起到了助推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汉字对汉语产生反作用的一个方面。

除了上述三点，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应该还有其他方面，值得继续研究。[62]

网址：汪维辉：汉字与汉语关系 http://c.mxgxt.com/news/view/64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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