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名剧 《藤娘》 坂东玉三郎
日本是从一个家庭制度扩大组织发展起来的万世一系之国。日本皇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在一个系统连贯接续的基点上向前沿伸的历史。日本歌舞伎是以日本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的大宫文化为背景的舞乐，镰仓时代与室町时代的武家文化养育的能乐、狂言，江户时代生成的人形净琉璃，这四种日本传统古典民间艺能的集大成。歌舞伎是继日本的舞乐、能乐、狂言、净琉璃之后生成的民族戏剧。歌舞伎的艺术变化过程，始终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这条根，歌舞伎的艺术发展道路，始终与日本万世一系的皇权统治相辅相成。
歌舞伎生成于中国文化的根
歌舞伎名剧 稻舟 坂东玉三郎
日本传统艺能的“芝居”样式的诞生、发展、生成，都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历史悠久的渊源。日本的舞乐、能乐、狂言，就是在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与日本自身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发出来的民族戏剧。歌舞伎又在综合了舞乐、能、狂言、净琉璃的“芝居”样式基础上，直接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营养，再经摄取、消化、分解，和谐融人日本江户庶民的审美情趣，纳入艺术再生的轨道而重新创造的日本民族戏剧。
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日本史前相当遥远的原始时代。中国文化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交往，是从日本神功皇后征伐三韩时开始的。日本弥生时代，是中国农耕产品、金属文化传入日本的时代。日本早期佛教文化时代，是日本选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的时代；是中国唐代文化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向日本全方位地输人时代。
因此，具有世界观念的中国隋唐佛教文化便能控制了日本佛教文化时代近一个世纪之久。继日本佛教文化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是日本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全面影响的时代。中国隋唐文化的多层渗透，对日本民俗艺能的“舞乐”形成产生了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歌舞伎之前，“伎乐”作为主要民俗文化在日本流行。日本的伎乐，就是中国古代乐舞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伴随着中国佛教文化与佛教音乐陆续传入日本，公元538年，日本伎乐又与佛教音乐相互交融形成了日本的“邦乐”。虽然现在日本不再演出邦乐，却保留了邦乐演出的历史资料。日本的乐舞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这就是日本舞乐样式与中国乐舞形式相仿的根因。中国古代民间乐舞“散乐”（中国的百戏），是在公元8世纪，随同日本回国遣唐使和赴日本的中国唐代乐师，传进了日本。
正因中国古代乐舞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便使日本的民俗艺能，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井产生了日本的伎乐、舞乐，散乐。最后又生发出日本的“猿乐”。所谓猿乐，便是日本古典芝居“能乐”、“狂言”的原始雏形。
13世纪初期，日本处于新武士阶级的统治时期，随着日本贵族阶级统治权利的衰落，带有武士阶级统治的新兴民众文化应运而生。在日本贵族文化与新兴民众文化相互执争的百年之后，中国明代的禅宗僧人与禅宗教义便将中国宋、元两代传统艺术文化传入日本。中国禅宗佛教文化，由于日本武士文化的乐于采纳，便成为14世纪日本文化的主流。日本室町时代（15世纪一16世纪），是中国禅宗佛教文化被日本文化吸收凝炼的时代。在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之下，“能乐”与“狂言”的戏剧舞台形式，就在这个时代创造完成。
16世纪日本国内军阀混战，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日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既统一了日本封建社会，又相互吞并了对方的统治。值得关注的是：最后在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是以中国朱熹注释的孔子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竟统治了日本长达250年（1615—1867）。在德川幕府封建锁国政策统治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只同中国、荷兰从事商品贸易的往来。日本对其它各国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的封锁政策，成为中国文化向日本渗透的契机。日本长崎出岛是中日贸易媒介之地。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作品便随同中日商品经济的贸易往来，明暗相兼地输入日本。如：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美术绘制品；中国丝绸的绵绘衣料；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工艺品；中国戏曲的精巧道具和装饰品，都成为中日贸易的附属品输人日本。 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安定的社会生活，城市商业的繁荣，庶民生活的提高，使市俗文化得以倡导。于是日本文化的中心，随同德川幕府的迁移也从京都移到江户（东京）。江户，便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文化蓬勃兴起的基地。歌舞伎便是在这个文化基地产生的戏剧原形。
17世纪是日本对中国文化极为感兴趣的时代。中国白话文的出现，曾经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应神天皇就大力提倡推祟信奉中国的《论语》、《千宇文》。日本宣政时期出版的《唐士奇谈》，就是中国戏曲《千字文西湖柳》文学剧本的翻译版本。
18世纪的日本文政时期，歌川国芳根据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中108个粱山好汉的人物性格，生动地描绘出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肖像。
歌舞伎在创造民族艺术的历史进程中，从诞生的16世纪至19世纪，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歌舞伎的传统演出剧目，还是在歌舞伎的演剧舞台，都留有一定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痕迹。
歌舞伎名剧 杨贵妃
例如：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中国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曾经分别在日本舞乐、能乐、狂言、歌舞伎的舞台上上演。根据日本戏剧史料记载，天文十三年（1544）在日本奈良多武峰的妙乐寺，就曾以歌舞剧形式，演出了大风流《玄宗皇帝幸月宫事》。在能乐舞台上演出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题材的剧目有：《明王镜》、《御恼杨贵妃》、《玄宗》。用狂言的戏剧形式，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是《玄宗皇帝》。以李、杨爱情故事作为戏剧内容的歌舞伎剧目有：《玄宗皇帝花车》、《太和守日记》。歌舞伎的传统剧目《国性爷合战》，是元禄歌舞伎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戏剧作品，戏剧内容取材于中国明末时期思宗烈皇帝之子——福王，与其父争夺皇位的历史故事。《次泻十种》（歌舞伎集）里的《猪八戒》、 《关羽》，是根据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进行改编的。
坂东玉三郎在《杨贵妃》中的独舞
在20世纪的歌舞伎舞台上，将中国剧本《西太后》（孙德民作）、《出世太阁记》（《孙悟空》）等，改编为新编歌舞伎的演出剧目。日本著名舞蹈家、民间艺术国宝——花柳寿乐，著名舞蹈艺术家花柳千代，在国立剧场公演了日本舞剧《大敦煌》。尤其新编歌舞伎《小粟判官》，是在运用歌舞伎“隈取”的化妆基础上，更为明显地吸收了中国戏曲“脸谱”的化妆方法。近年来，中日两国艺术家相互交流，在多种合作形式的舞台实践的过程中，在演出风格、服饰化妆、表演技巧、舞台布景方面，歌舞伎都有选择地吸收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方法。
综上所述，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创造性、更善于吸收百家之长的民族。中国文化艺术在历史漫长的岁月流逝过程中，对日本的渗透影响已浸入日本民族生存的社会土壤；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已注入到日本文化生成的血液；中国文化艺术的结晶已经深入日本文化构成的筋骨。尽管歌舞伎的诞生，是依赖于江户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新文化兴起的社会条件。所以，日本歌舞伎起源于中国文化的根底，是在393年艺变过程中，把从中国文化根茎上剪接后的枝干，移植于日本的土壤之中，历经嫁接而创造的民族“芝居”舞台。
编 辑 ：王雪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