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评论｜张欣怡：《春晚》：历史的一种展演方式

发布时间：2025-04-30 21:48

央视纪录片《春晚》是2012年为纪念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本文简称“春晚”）三十周年推出的反映春晚台前幕后的五集纪录片，影片不仅回溯了春晚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更通过叙事策略和影像语言，自觉进行了中国形象的塑造并通过改编版纪录片《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本文简称“《透视春晚》”）进行跨文化传播。本文以央视版《春晚》为主要分析对象，从纪录片叙事结构与影像修辞、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纪录片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以探讨《春晚》这部纪录片作为历史与文化情感纽带的独特作用。

引言：2012与《春晚》

从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开始，春晚逐渐成为了一个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承载时代使命的重要舞台。它以视觉影像为媒介，记录了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历史演变，折射出人们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脉络，已成为国人欢度春节不可或缺的文化新俗。

上一个龙年，2012年，是央视春晚的第30年。春晚的“三十而立”伴随着突破性的创新和重要的阶段性总结。进入 21 世纪，随着开放的深入和媒介的发展，央视春晚的目标受众从全国观众走向全球华人，其嵌入传统仪式结构的特性需将各类利益群体整合至共同的国族想象之中，在政治、商业、技术的多方面冲击与挑战中春晚也直面着自己的“破”与“立”。

2012年也是中国纪录片行业的重要一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及平台建设的推动下，中国纪录片行业逐渐步入了稳定的发展轨道。国家层面深刻认识到纪录片对于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作用，依据“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求，在政策层面给予了更大的扶持力度。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开播，纪录片创作资源的整合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加上多个重大历史纪念时间节点的到来，催生了一大批纪念性作品，展现出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态势。

这一年，纪录片《春晚》以2012年央视春晚为起点，深入剖析了春晚的创作细节，同时巧妙地将30年来春晚的变革与成长历程穿插其中。通过讲述相关的人物故事，该片以别具一格的视角展现了时代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脉络，向观众呈现了“一个熟悉的却未曾知晓的春晚”。纪录片共5集，每集50分钟，由曾创作过《再说长江》、《故宫》、《香港十年》、《澳门十年》等大型电视纪录片的主创团队精心打造。该片于2012年大年初一晚首播，随即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成为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时效性创作的典范，而且对近年来的人文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纪录片《春晚》的国际版由央视纪录频道与国际地理频道（亚洲）联合制作，是对原5集纪录片素材进行重新编辑制作的50分钟版本《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在2012年戛纳电视节上，《春晚》国际版因其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记录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再次证明了其广泛的影响力和独特的价值。

历史的洄游：两条叙事线与三重时间维度

《春晚》有两条明显的叙事线索。一方面，它紧密围绕“2012年春晚筹备过程”这一实际事件进行纪录，使得所有叙述和情感表达都深深扎根于这一真实事件中，为观众提供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同时赋予了作品坚实可信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纪录片基于2012春晚筹备纪实进一步沿着“春晚”三十年这一历时纵深延展开。用历年“春晚”影像片段、主创人员访谈等逐一拉开春晚历史的闸门，将本届“春晚”与过去30年的“春晚”紧密相连，展示出“春晚”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同时也赋予观众一种历史纵深感。在五集纪录片的片头部分，制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了一系列早年“春晚”的经典人物和物品影像，诸如黑白电视机、节目单及各式各样的道具，并巧妙地融入了广为人知的主持人与演员的声音片段。这些元素不仅令历经三十载的老观众深感亲切与怀念，同时也引发了年轻观众对那段逝去时光的好奇与探索欲望。两条线索用解说词进行衔接，通过平行剪辑，交叉叙事的结构技巧交织在一起，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来回切换跳跃。在历时和共时的穿梭、宏大和日常的切换中，这部纪录片既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感，又成功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距离。

《春晚》片头中的经典物品

两条叙事线索在纪录片内部构建起三重时间维度，2012年春晚筹备的时间、30年春晚历经的时间，以及春晚的观众生命经验中观看春晚、参与春晚的时间，前两个是纪录片直接呈现出来的时间线，而第三重维度来自观众的生命经验中感受到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的前提之上另外两条时间线索才得以获得意义。在片中，具有代表性的春晚观众的故事、对地方观众的采访、展现电视观众面貌的群像镜头、对应大众日常的物品特写等也有意识地为这一时间维度增加了影像支撑。

第一集《相约三十年》河南花农张松峰、张雪珍见证了1983年春晚，提供了普通春晚观众的故事

第四集《我要上春晚》塔沟武校全体师生欢送参加2012年春晚的演员

这部央视团队操刀的纪录片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官方话语，整体仍是以旁白解说为主的格里尔逊模式，重视影片的宣传教育功能。然而匠心独运的叙事框架和时间意识让纪录片在当时具有多重意义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同时，纪录片在制作上突破传统，强调时效与速度，结合新闻操作方式，实时拍摄、制作与播出，将新闻时效与纪录片艺术融合，在大年初一播出，快速响应热点，这种时效性也大大增强了当年的受众对纪录片中三重时间维度的感知。这让纪录片规避了“单义、严肃、假正经与故作威严”等官方话语容易陷入的语言异化。正如狄尔泰说：“历史的生命从根本上讲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这种生命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被给予的。”“历史是生命，只要它是在时间的流动中和如此形成的效用关联中被理解的。”这里的“生命”可以被客观化为外部世界，而“历史”“历时世界”，则是精神领域所能体会到的一种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重时间维度构建起了春晚历史同大众生命经验的链接，自觉且有效地搭建了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过渡的桥梁。

在叙事线和时间线的穿织中，故事展开的手段是大主题包含着小故事，一组组人物次第出场，辅以历史资料、数字制作技术等的运用。人物线索之外，纪录片还包含着一条对媒介发展变迁进行自觉探讨的副线。春晚具有鲜明的“电视性”，电视直播让媒介性仪式取代了民俗性仪式，成为了重要的“年味”符号提供者，营建“天涯共此时”的世俗神话，而21世纪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则对电视产生冲击，分割和淡化了电视的影响力以及由电视直播带来的仪式感，因为纪录片整体的基调是对春晚三十年的纪念，春晚的“电视性”是被高扬的，在第二集《回家过大年》中还专门插入了一个小段落来讲中国电视的普及。而对新的媒介环境，纪录片也有所回应，虽然并不试图对媒介带来的困境和挑战提出解决办法，在创作上也体现出电视人的媒介意识，并对电视媒介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潜能作了一定的辩护。“台前-幕后”的记录视角，内容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在片中被有意识地呈现，媒介的技术变化反映在解说词、人物采访等各处细节。也正因或隐或现的媒介意识，媒介演变史高度嵌合进了大众生活演变的脉络，对于受众在电视感知中的体验也多了细节上的关注。

第二集《回家过大年》对中国电视机普及史的讲解

第五集《永远的春晚》电影慢镜头对春晚小品创作的影响

纪录片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观众与作为纪录对象的电视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换言之，电视观众既是纪录片的观看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纪录片的记录对象。与此同时，纪录片中的创作者作为历年春晚的观众本身构成被纪录的对象。正在筹备2012年春晚的年轻主创团队，他们既是纪录片的对象，也是春晚的观众。在这种多重镜像观看的关系中，不同的时间维度在受众感知层面也构成复杂微妙的叠加，让纪录片从多个侧面地构建出春晚抵达大众的方式。

纪录片精心搭建的叙事线索和影像修辞让三十年间的历史通过春晚从集体记忆深处涌动起来，以“熟悉却未曾知晓”的面貌洄游到观众眼前，这其中有时代的巨浪，也有浸润着每个普通观众的涓涓细流。

中国形象塑造：“家国一体”与“内外有别”

在“电视”和“央视”的前提下，春晚在多重话语中展开，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民俗仪式、民间戏剧及曲艺形式的汲取，凸显了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此外，晚会亦揭示了社会内在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复杂映射；同时，中国电视市场化进程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晚会的深远影响，使其成为多元话语的载体。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在我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地位。《春晚》将目光对准春晚，同时作为春晚延长线上的节目，和春晚的价值功能也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春晚》第一集一开始便是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动员大会的现场，解说词强调春晚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活动中一直以来是筹备时间最长，动员部门最广，参与人员最多的电视晚会，强调晚会筹备组对晚会每个细节的把控，向观众揭示了层层选拔和多次审看的制度。一切都展现出春晚的高定位、高规格、高标准，解说词描述春晚演播厅是“海内外华人情感汇聚和文化认同的特定空间”。配合着央视演播厅的内外画面，普通群演、明星、草根歌手的面孔，窗花、灯笼等经典中国元素，北京街头建筑等短镜头，“国家”概念从视觉感性上和晚会绑定在了一起。第一集在2012年春晚导演组的叙事之外，由开场节目创意出发依次串起了童星小邓子、1983年开场曲《拜年歌》、在1983年春节前夕结婚的一对河南花农、1983年春晚主持人、1983年春晚电话点播、山西新绛县大王庄鼓队、美籍华人王力宏、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1983春晚主创在梅地亚中心的聚会等的故事线，叙事由春晚节目延展到花农夫妇代表的夫妻小家，到大王庄代表的集体性的家，再到全球华侨华人四海一家的“大家”，跨越年龄、阶层、城乡、中外的面孔都有所呈现，最后由春晚三十年的聚会收束到春晚本身，呼应了开头春晚的定位，并经由延展的“家庭叙事”将这台电视晚会和中国几代人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记忆感连结在一起，在最后给出纪录片对于春晚的定义：“记录时代影像的珍贵相册”。第一集便将春晚、家、国、时代与大众在叙事逻辑上的关系作了清晰的勾连，后面的四集也遵循着这样的整体逻辑进行叙事的安排，年与俗都通向国与家，且家国同构的框架下“家”具有高度的延展性，甚至跨出国门，四海为家。由此，我们可以更明显地体会到，《春晚》不仅仅是对于春节联欢晚会本身的纪念和幕后纪实，更是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1983至2012年历史的一次主题性展演。

在2012年之前，中国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上存在着效能障碍，其对外传播并不顺畅。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海外输出主要是素材输出，且国外媒体往往对收购的纪录片进行重新剪辑和整体修改，以适应其栏目时长和风格，5集《春晚》向海外输出也被重新剪辑成为1集《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Inside China’s Biggest Gala）。这种“内外有别”并非仅因国内创作和后期制作缺乏“国际视角”，或外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作品，而是与中西话语间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及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体现密切相关。这亦涉及到中国形象的塑造与对外输出。孟建指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他塑”现象严重，即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很长时间由外部话语塑造；二是“自塑”过程中存在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的乏力或错位。在这个背景下，《春晚》及其国际版也是2012年政策导向加持下对前述问题的一种回应。

对比央视版《春晚》和根据其改编的国际版《透视春晚》，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语境下中国形象塑造的不同策略。考虑到中外受众不同的文化心理共识，叙事上《春晚》采取的是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每一个人物都服务于一组叙事，每一组叙事都服务于该集的主题，而五集的主题都指向家-国凝聚的旨归，构建起一套家国情怀的话语神话。《透视春晚》则旨在“向世界讲述春晚的故事”，采取了以人物为核心的故事型叙事，以此来打通传播渠道，降低文化折扣。《春晚》的叙事中纪录片的主角是“春晚”，人物和故事是衬托，个人的故事线因为碎片化的处理而变得模糊或单薄。《透视春晚》则以总导演哈文为重点表现对象保留了2012春晚筹备的线索，突出其女导演的身份，并从《春晚》中提取出四组人物，分别是京剧歌手李玉刚、华裔小伙胡启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舞蹈家杨丽萍，而“春晚”和“春节”则是靠以回家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线传达出来。在情感路线和主题呈现上，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家庭和睦、社会繁荣、国家富强是大众的普遍愿望，春晚作为仪式性活动，旨在培养观众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感，因此央视版《春晚》主要在春晚的基础上做加法，在细节中激发受众的民族情感认同，传达的是一个和谐、包容、开放、重情、家国一体的中国形象。国际版《透视春晚》则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采取减法原则，删除不适合跨文化传播的内容，以更生动的方式传递信息。文化差异导致对同一词语理解不同，如“回家”在央视版《春晚》中强调家国和谐，而在国际版《透视春晚》中则更注重个体的情感寄托和平衡，通过人类共同情感的视觉表达来增进海外观众对中国的理解。

《透视春晚》的新闻报道

两版纪录片是面向海内外进行中国形象自我塑造的有益尝试，虽然国际版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向西方话语靠拢，但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给定的东方主义他塑，积极地处理了克服跨文化互动中的误解和心理落差的命题。这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自我讲述，亦非简单屈从于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框架之内，而是致力于在深厚的文化传承与普世价值之间，探寻并确立一种独特的文化立足点与价值理念，从而构建出既符合自身传统又具备普遍意义的表达体系。

纪录片作为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有效工具，其全球化、高品质的制作有助于持续塑造并更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形象的构建不仅关乎文化认同，也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国家定位。通过纪录片这一媒介，中国能够向外界展示其多元、动态的形象，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同时，中国也需要关注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及时调整自我形象的塑造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期待和需求。在多元话语体系下，中国应充分利用“自塑”与“他塑”的互动，拓展话语空间，实现中国形象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延伸和拓展。

春晚到《春晚》：文化记忆之地

纪录片是历史的视觉化重构，肩负着记录与弘扬文明的重要职责。影像不仅是历史的具象化印记，更是社会记忆传递的重要载体。影像中展现的社会记忆，揭示了权力话语的塑造力与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构建并传播中国形象，从而强化集体记忆。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形象集体记忆的历史连续性，涵盖了历史记忆、当今社会实际和社会发展前景等多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想象与记忆延续的过程。春晚作为一年一度的电视晚会和纪录片有某种同构性，以年为单位整合着集体记忆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承担着储存文化记忆与展演历史的功能。

2012年，互联网类似图书馆的虚拟空间存储了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经典资料，这也让互联网“考古”成为可能，“过去”也由此逐渐被纳入互联网话语权的新语境当中。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也使得依托新影音技术而生的春晚失去了“被遗忘的权利”。尽管在法律的范畴内，“被遗忘权”是针对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而言的，但是这个概念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媒介事件中同样有可讨论的部分。快速湮灭的信息转化为相对长久的信息并储存在广阔的网络信息库中成为无序的记忆元素，在需要时可以根据时代的场域被随意调出然后扭曲、适应，与当代的主要文化主体发生互动。这个意义上《春晚》纪录片是对三十年春晚历史资源的抽调、整合、展演，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意义筛选——哪些部分应该被记忆留下。正如阿莱达·阿斯曼其文化记忆理论中所论述的，在现今充满各种选择的历史市场中，各种文化背景下的短暂繁荣、灵感和成效都是为了争夺人们的关注，然而，历史是否能以这种方式深入人心，以及其中的哪些部分将被记住，仍需时间的验证。展示策略与营销模式的结合使得历史重建常常转化为情感上的再想象，历史变得更加多样化、引人注目和精细，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被更深入地固定。历史展示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更在于情感参与、提升关注度和娱乐效果。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民众不想被教育，他们需要的是被冲击”恰好揭示了新历史主义中媒体因素的重要性。新旧历史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媒体的转换，还有载体的变化[]。

《春晚》在三十年春晚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展演方式，情感极大程度地作为内容展演，并通过历时性的情感激起共时性的情感互动与共鸣。春节本身作为字面意义上的节日庆典，春晚和作为其品牌延伸的《春晚》纪录片也在理论上暗合伽达默尔的节日庆典理论，节日庆典这一概念强调观赏是一种真正的参与活动，参与构成观赏者的本质，“节日庆典与庆祝者反复互动，新的意义在互动中不断涌现，庆典进行的过程在整体上就构成了本文与阐释者不停对话从而实现真理的过程。”从第一届春晚的电话点播，到如今春节前后互联网平台上空前的讨论度，春晚一直保持着文本上与形式上与大众的互动性，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主流价值和大众文化的对话一直被春晚及其衍生品承载，在所有的时空维度、媒介演变、家国形象之下，“人”构成了这场历史展演中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意义在一个个国人和国人所构成的凝聚性结构上才得以生发。我们可以说春晚和《春晚》召唤、穿织起了三十年的记忆与历史，也可以说是这一代代人用自己的生活赋予了这三十年不被遗忘的意义。

结语

《春晚》是顺应国家导向和时代风潮的产物，站在春晚三十年的节点上，《春晚》给出的并非仅仅是里程碑式的总结和怀旧的回顾，在叙事结构上两条叙事线索和三重时间维度的安排让影像修辞“托得实、挖得深、贴得近、点得透、想得远”，国内版本在构思和制作上的突破与国际版本的改编是对打破“他塑”限制，自觉塑造中国形象的有益尝试，更可贵的是纪录片和其记录的对象作为“记录时代影像的珍贵相册”，为我们提供了进入中国八十年代以后历史与参与文化互动的文化记忆之地。《春晚》纪录片因其时代、媒介、记录对象与记录方式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展演方式，它存储的记忆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它抛出的问题也仍需我们不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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