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故事(二)小题大做

戒烟

柳传志的认真常常是举一反三，有些时候会让人感觉小题大做。中央电视台有一期《对话》节目，主持人问柳传志，创业这么多年，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没有什么遗憾的。柳传志想了想，说自己年轻时候是抽烟的，但是挣钱少，没舍得抽过好烟。后来办公司，完全是为了给公司省钱，把烟戒了。结果是抽烟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戒了烟，所以，一辈子没抽过好烟。

戒烟，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艰苦考验。很不幸，我是早年这种考验的失败者。1990年初，有一次我和郭为(现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向柳传志汇报工作。我和郭为都抽烟，但郭为没有我烟龄长，也没有我烟瘾大。工作谈完之后，开始进入到务虚性的谈话。不知怎么，话赶话内容转到戒烟的事情上了。郭为主动说自己可以戒烟。我也附和着点点头。柳传志略带怀疑地看着我们。他知道戒烟的痛苦。并告诉我们，他戒烟的时候，睡觉做梦有时都梦见抽烟。说完，还追问一句：你们自己要想好了，说戒可就要真戒。郭为坚决地说自己能戒。

听完，柳传志就盯上一句：“要是能把烟戒掉，我就高看你们一眼。”

郭为态度依旧坚决。我还是和前面一样点头。但分开之后，我确实没有实施戒烟，觉得也就随口说说而已。过了两三个月，我又从北京出差到深圳，与从香港到深圳的柳总在酒店会合。那天是我和朱立南(现联想控股公司总裁)一同去的。进了柳总房间坐下之后，我随手就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柳传志坐在我对面，脸色立马阴沉起来，用一种鹰一样的眼光使劲地盯着我。我有些发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惠湘，你答应过我一件事，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那一刻，我看得出柳传志脸上巨大的失望。他点破了约定戒烟的事。之后，他问我认不认罚。我说认。结果是我在房间里爬了一圈。这成为我人生中很耻辱的一个记忆。不完全因为爬的问题，我们和柳传志打扑克斗地主，也常常要刮鼻子钻桌子。柳传志从不耍赖，愿赌服输。我感到耻辱的是，应该要么当时坚决不附和郭为，要么就牢记于心真正实施。这件事被我始终铭记于心。2015年初，我现在任职的贝因美总部大厦全楼禁烟，我是积极响应者和遵守者。而柳传志也把我这件事记忆了很久，并玩笑说这也是他没有看高我的理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小题大做太过残酷，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柳传志从不与深得自己信任的朱立南、宁旻(现联想控股公司高级副总裁)约定戒烟。

柳传志小题大做的第二件事情，应当是众人皆知的禁止迟到了。他罚过曾经是自己领导的创业伙伴，也在带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途中，罚过在中国同属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朋友。很幸运，我也目睹过柳传志的唯一一次自罚。

1995年临近年底，某一天下午，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已经悉数坐在会议室等候开会。离通知开会时间还剩三分钟的时候，柳传志打来电话说，因为要等中国科学院领导的电话，自己会迟到几分钟。他让我们不要等，先把会议开起来。会议进行了五分钟左右，柳传志来了，他连声抱歉之后，说：“不管什么原因，规矩都不能破。今天会议主角是我，已经影响开会了。我如果现在立马罚站，还会继续影响开会。这样好不好，先开会，会议结束之后，你们指定一个人监督我罚站?”

大家都同意。会议结束时，柳传志自觉起立，走到墙边罚站三分钟。与会者无人离开，有人看着手表。到达三分钟之后，所有人都起身离去。

柳传志在描述联想团队精神的时候，常常愿意用斯巴达克来譬喻，原话是“令旗所到之处，三军奋勇，人人争先”。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古训，柳传志的小题大做，深意应当在此。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联想为什么》，后记篇名叫“贵在认真”，表达的也正是在联想的这些收获。

1997年1月，我用自己的版税举办了《联想为什么》的首发式。这也是上世纪财经企管类著作最隆重的首发式。数百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媒体记者齐聚北京西三环的香格里拉酒店，央视知名记者自告奋勇担当了主持人。两个多小时的仪式，我只发言了十几分钟。核心内容是讲联想有如当年的延安，我就像一个由城市投奔而去的年轻知识分子，置身其中并获得洗礼。讲这番话的时候，脑子里面清晰浮现的，都是柳传志的小题大做。

算大账

柳传志喜欢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方或者俚语，表达他对事物的理解，例如“跳出画面看画”、“一眼看到底”、“算大账”等等。通常，这些都是他的领导感悟和心得。对于下属而言，他是非常好的教练。这也是联想能够不断产生优秀企业家的重要原因。

1991年，安徽省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各地开始捐款捐物，赈济灾区人民。早期的联想集团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时会采用类似对冲的方式。公司出一部分钱，员工自愿捐一些钱。安徽洪灾之后，联想是反应最快的第一批捐助的企业，总共捐了30万元人民币。紧跟着，由于媒体对灾区情况的持续报道，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逐步升温。同在中关村的一些企业，一百万、两百万元地捐。这令率先捐款的联想有些尴尬，觉得自己的捐款数额有些少。继续追加捐款吧，与社会上其他企业攀比的意味太明显。不继续追加呢，则显得有些小器。于是，公共关系部策划，联合北京电视台搞一台名为“千里爱心向东流”的赈灾义演。所有的资金都由联想集团出，由北京电视台负责所有演出和直播的组织。主办单位署名北京电视台、联想集团。总裁室批准了这个方案。大家都觉得构思好，既带动了社会赈灾的热情，又树立了联想集团担当社会责任的形象。活动很快进入到筹备阶段。

突然，有一天晚上，柳传志从香港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设计有问题。你们想想，我们搞这个赈灾义演，目的是呼唤爱心，动员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可是，我们又要署名，等于为自己做广告。那别的企业凭什么出钱出力、给联想吹喇叭抬轿子呢?如果没有人通过这台义演关注关心灾区，那我们这个活动不就全砸了吗?”

柳传志在电话那边说。事情的严重性令我也陡然紧张起来。但是，很快他就把我的紧张消除了。他用商量的口气谈出自己的想法:所有活动内容不变，联想集团不再有冠名等任何形式的露脸。马上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新技术开发实验区汇报，看他们是否有意，与北京电视台共同作为义演主办单位。如果他们觉得这是好事，愿意出面，那么，中科院、试验区的下属单位就会有参与热情。联想集团仍然按原方案负责整个活动人力、资金，而且还要在义演现场带头捐款。柳传志说完自己的全部想法，又征求我的看法。面对这样一个有如此境界和远见的领导，除了心悦诚服，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呢?

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刘欢等内地及港澳台几十位明星均登台演出。民政部门的赈灾办公室通知，由“千里爱心向东流”义演募集的善款达到5000万元。义演当天，联想集团、香港联想的港资股东，现场捐款100万元。

1996年，杨元庆领导的微机事业部，要在全国推行联想电脑代理商策略。之前，联想电脑的销售始终是由微机事业部以及联想各地子公司承担。当决定实施代理商策略的时候，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是怎样处理代理商和联想子公司自营的关系。假如，联想子公司依旧自营联想电脑，那么，代理商的发展以及积极性调动就是问题。因为，代理商会认为自己是被利用的短期工具，也会怀疑自己在供货价格、及时性等各个方面获得的支持是有限的。毕竟，联想的子公司才是联想集团的亲儿子。杨元庆最后使出铁腕，砍掉自营，停止向子公司供货。一时间，各地子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也有抱怨。一年左右的阵痛，一切归于正常。这个过程中，柳传志自然还是力挺杨元庆。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算大账的一贯主张。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柳传志与浙江企业家的交往日渐增多。有一次，他开玩笑说：“浙商厉害!他们大账小账都算得清楚，大小通吃。”(作者系管理学者、《联想为什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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