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苡和文艺学泰斗童庆炳的口述自传，你读了吗？

发布时间：2025-05-07 17:38

潮新闻·浙江日报记者严粒粒

编者按：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讷认为：原则上，一个人只会死一次，他只能写一部自传……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本期阅读推荐两部口述自传，分别来自文学翻译家杨苡和文艺学泰斗童庆炳。他们在同样抵达学界高峰之前，一个是富家大小姐，一个是生来贫苦的少年，两条丰富的人生之路如此迥然不同，却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迪。　而今，杨苡和童庆炳都已经去世。他们彻彻底底地成为历史人物，但他们的人格魅力通过自传仍然在闪光。如果本周阅读版，能有幸成为一个大家认识杨苡和童庆炳的引子，那么也就达到它的使命了。

读文学翻译家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 走过百年，她举重若轻叙述时代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腰封上的那句“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是引导我们读下去的起点。

“五四运动”同龄人，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首创《呼啸山庄》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几个“定语”前面一挂，杨苡人生的厚重感不言而喻。

不过，杨苡似乎并没有想展示她的“厚重”，或许因为在动荡的年代，和其他人相比，她家出名门，生活相对平稳，经历实在不具有戏剧性——就像一个普通人在碎碎念话家常——即便活在这些家常里的人，有名如巴金、沈从文、吴宓、杨宪益、赵瑞蕻、穆旦等大师。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全书倒像一部时代的“八卦”，尽是构成大喜大悲的细枝末节，无关宏旨。

这并不是一种轻佻的、不负责任的断定。至少，书的撰写者余斌在交流中的确发现，杨苡“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也颐养了她一生通达乐观、浪漫天真的处世态度。有趣的人，通常也热爱生活。

那就从“好玩”说起。

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中，百岁的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而这不妨碍她拿杨宪益“开涮”。

杨宪益，有人说他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汉学荣誉学位的女生，英籍）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包括《诗经》《楚辞》、唐宋诗文、传奇、元曲、明清话本、诗文、《史记》《聊斋》等古典文学名著，鲁迅、沈从文、丁玲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及《芙蓉镇》《沉重的翅膀》《绿化树》等大量的现代作品，总共不下200种。

这样一个译林泰斗，杨苡“吐槽”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什么都不会”。

杨家是典型旧式大家族。杨宪益大杨苡五岁，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唯一的男丁，从小备受宠爱，以至于杨苡都觉得“挺可笑”的。

年幼时，她见识过排场：早上起床，两个佣人在边上给杨宪益端洗脸盆、拧毛巾、接漱口水、帮穿衣裤，再在帘子外边候着他蹲痰盂；穿鞋他也是两脚一伸，鞋带佣人在佣人系，佣人不在杨苡或者姐姐杨敏如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苡请吃饭，剥好螃蟹肉递给他时，他吃惊地问：“你怎么会的？”

被上上下下捧在手心，杨宪益的生活也就不好玩了。母亲不让他游泳，怕他淹死；不让他上学，怕他被绑票；不让他在外面打篮球，怕他磕碰，干脆买了个篮球架竖在院子里，还要求一起玩的四哥、五哥传球不能扔，得走过来递给他。“老被管，又没人玩”，杨苡也替哥哥憋屈。她向来是要“好玩”的。

之后，杨宪益去了牛津大学读书，认识了同学戴乃迭，冲破新文化冲击下的封建思想坚持和她结了婚，把母亲都吓病了。晚年，儿时“小皇帝”像哄孩子那样照顾得病妻子的饮食起居，妻子去世后他就再也不翻译了。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书封。译林出版社供图。

爱情的力量怎么就翻转了杨宪益？这是另一个故事了。详情会不会在杨苡女儿赵蘅写的《我的舅舅杨宪益》里？

“追星”是另一件好玩的事。

在杨苡的生活里，大小姐的时髦消遣，除了上家政课（教学穿衣搭配、做蛋糕和冰淇淋之类把女孩培养成淑女、太太的课程）、吃西餐、学踢踏舞和画画，当然还包括看话剧、看电影。在天津，头等影院在英租界，新片第一轮在英租界放，法租界只能放第二轮。

杨苡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是瑙玛·希拉，一冲动给她写了封英文长信。信里表达了一个少女热烈又理智的仰慕。她说，“我爱我的国家，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中国人常常是丑化的，而她从不演辱华的电影”。没想到，大明星回信了，寄来了亲笔签名的六寸照片。

把“星”追成了挚友，放在哪个年代都令人惊奇。

17岁开始，杨苡和巴金通信。巴金大杨苡十五岁，那时已经出名了。在新文学作家中，杨宪益喜欢胡适，杨敏如喜欢冰心，杨苡最崇拜巴金。她爱读巴金，因为觉得自己家和《家》里描述的太像了，而她自己就是高觉慧——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最后义无反顾地从封建大家庭出走的“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最后迫于时局，她确实“出走”到了西南联大）。

杨苡在信里表达了想法，巴金回信明确表示不赞成，说她年纪太小，首先应该把书读好。

在来往的信函中，巴金和杨苡从“偶像和迷妹”的关系，渐渐处出了坚固友谊。杨苡的闺蜜陈蕴珍的另一个名字叫“萧珊”，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也正是巴金的介绍，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就是书里反复出现的“大李先生”。

书里，杨苡几乎没有表达爱情，如果硬说有痕迹，她对“大李先生”的回忆算是了。那些朦朦胧胧、忐忐忑忑，都是和眼下这个直来直去、讲求效率的时代不一样的相处模式和内心独白。

此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杨苡和穆旦的关系也有些微妙。穆旦和赵瑞蕻是同时认识杨苡的，给杨苡写过一封“半真半假的信”，说两人“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后来，晚年老同学相聚，杨苡还不太敢约在家里，怕万一聊到穆旦，丈夫赵瑞蕻误会。

而关于赵瑞蕻，除了学习很用功之外，杨苡似乎没留下什么正面的评语，并抖出了一些可以说是“荒唐”又莫名有趣的事情。这里就不细说了。

自传里的许多故事很私密。用今天的话说，一传开就是“吃瓜吃到自己家”。不过，杨苡的讲述并无语焉不详。品读字里行间的语气措辞，她哪里是个世纪老人，完全是个不经世事、坦率真诚的少女。

还有一些大名人私下的可爱也“好玩”。

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有一阵，杨苡和沈从文、郑颖荪、杨振声，还有刺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是邻居。有天，杨苡和朋友说话声音太大，被正在工作的朱自清和沈从文批评了一顿。后来她去道歉，就看见朱自清绷着脸，也不理她。从此，敦厚温和的朱自清竟在杨苡那儿的印象就“不大好”了。

杨苡更亲近沈从文，也交流得更多。学习上的许多抉择，包括读外文系，都是沈从文的建议。她记得，杨敏如和他“八卦”过沈从文的“社恐”。“一次座谈，轮到沈从文讲话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这感觉，可能就和现在哪个中学生要是读了《从文自传》会诧异“一代文豪怎么小时候天天逃课”差不多。

杨苡还发现“沈从文挺容易哭的”。在一次讨论跑警报该不该跑之后，杨振声和沈从文就闹了别扭。那次，沈从文是批评跑警报的，“整天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什么事”；杨振声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从文不说话，然后就哭了。他哭什么呢？尽在不言中。

此外，沈从文还和她“科普”了徐芳，一个不在百度百科词条里的“好漂亮”“也抽烟”的“大女诗人”。她嫁给徐培根（“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哥哥）之后，就淡出文坛了。网上现在能轻易搜到的只剩下“北大才女倒追导师胡适被拒”的故事，导致人们对徐芳的认知有局限。近年来有学者挖掘发现，她的诗不只为小情小爱，也有歌颂生活、爱国爱民的精神之歌。

名人轶事是名人自传吸引人的因素之一，是“甜瓜”。还有不少“苦瓜”吃起来很不是滋味。杨苡回忆了身边的下人、闺蜜、同学，以及亲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 好人还是恶人, 男人还是女人，时代确实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那是社会、人性和命运共同奏响的悲欢之歌。

总的来说，杨苡的自传有几分“他传”的意思。这也符合杨苡对完成口述实录的期待，不是希望总结自己，而是源于“对人与事的怀念”，对“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的念念不忘。

也许正因为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读者更能产生共鸣，杨苡也被她所筛选的记忆烘托起更完整的形象。

自传的结尾，停在1946年，抗战胜利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乘船北返南京。

下船时候她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全书在这个问句中戛然而止。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只是《杨苡口述自传》的上半部“上学记”。下半部“上班记”将在近年出版。按照时间表，到了南京之后，她进入了国立编译馆从事翻译工作。杨苡的后半段人生，将经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及《呼啸山庄》等等经典译作诞生等大事。

一场大历史剧里，还会有什么“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呢？

时代有时代的解答，杨苡也有杨苡的看法。我们等着看呢：接下来的大时代，将如何被一个浪漫又智慧的老人举重若轻。

《朴》书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读文学理论家、作家童庆炳口述自传《朴》——

先苦后甜，他从苦涩生活里找“甜头”

童庆炳是谁？

单听这个名字还不够响亮。得再报上他的学生们的大名。

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他们都曾经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童庆炳是文学导师、总辅导员。

《朴》是童庆炳的自传。他的生命轨迹实际上也是那个年代，一批知识分子的成长之旅。那滋味，先是苦苦的，涩涩的，最后才有回甘，越嚼越有嚼头。

从贫农的儿子到大学教授，童庆炳的一生绝对是一出低开高走的励志剧。在今天，他的经历依然有普适价值。因为生活一直都是最好的老师，即使她的出场并不温柔。

在童庆炳的童年记忆里，贫穷是件可怕的事情。他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老少七口人有五斤米下锅。家里没米了，父母也没勇气去亲戚朋友家借了，就在一顿大吵之后派童庆炳去借。“由于总是做这样难堪的事，痛苦就像瘟疫”，在他的心灵深处传染开，“终日都是无精打采”。

因为贫穷，童庆炳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去地里插秧、割稻、除草、挑水、放牛、挑柴。尤其是挑柴，道很难走，紧靠悬崖，山高路陡，许多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他十三岁时，就背着90斤的柴走这样的路。

今天有个热词是“劳动教育”。那些年的挑柴劳动让童庆炳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获得成功，就要有坚定、坚持、坚韧的不倦精神才能把“柴”带回家。

也因为贫穷，是祖母拿出棺材板的钱，童庆炳才没有中途辍学。后来他去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国家负担学费），家里除了母亲每年寄来精心缝制的两双布鞋，再也没别的东西给他。头三年里，他只有一床小席子没有褥子。被子是旧的，不御寒，只能用麻绳把靠近脚的地方绑起来，变成睡袋。枕头是自制的，一张布裹着“各种各样破东西”。布鞋就算抠着穿，也免不了新的还没寄来，旧的就提早穿底，得找旧报纸叠好塞到脚后跟。

可贵的是，童庆炳从来不埋怨生活。相反，面对现实的贫寒，他选择看到馈赠——挑柴精神、母亲和祖母的爱，以及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他由衷地在书里这样感叹：

“读书长见识，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我开始隐约意识到，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不读书，你的思想是贫乏的，见识是狭窄的，无外乎就是周围亲眼看到的这些有限的现实；只有书本才能给你提供想象，提供新的知识，让你看到新的世界，让你知道，在你之前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你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知识真的是一种力量，它会催促你前行。我常常站在大门边上，望着重重叠叠的远山，想象书中描写的远方的草原、平原和海洋……”

在书的后半段，童庆炳已经很少提及“苦”了。他更看重对比下的各种“甜”。

比如，读大学时因为课程安排不紧，而拥有大量泡在图书馆读课外书时间的“甜”；初为人师时因为教学效果太差被挤出文学理论教研室，成了社科处一个喝茶看报的小科员后，从此更认真琢磨如何提高教学水平的“甜”（书中有一节“我的老师们”章节，专门回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力量的强大阵容）；战争时期被派去越南教中文跑警报时，在防空壕里和学生们近距离“你问我答”的“甜”……

没有背景故事的大道理是缺乏说服度的。但只要看了书，读者可以理解童庆炳为什么能从“苦”中提炼“甜”的。

口述中的童庆炳情感充沛，故事细节丰富，就是有让人情感共鸣到又掉眼泪、又竖大拇指的本事。

这本书，也是他追求文学体验理论的一次自我实践。

童庆炳是文学理论家，也是很好的作家。他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靠的就是体验而非经验。生活就是他的文学体验。

今天，仍然有许多小说、电视剧、电影之类的文艺创作被诟病不接地气。恐怕，创作者们都该听听童庆炳的“创作美学”。他所秉定的思路会让人联想到一代人的枕边书——作家创作札记《金蔷薇》。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也认为，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当年，童庆炳就是这么教育莫言的——

上世纪80年代，童庆炳提议把鲁迅文学院变成一所正规学校。虽最后未能成行，在他向教育部打报告后，国家同意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研究生班，给没有学历的“野路子”年轻作家提供系统学习文学创作的机会。

来报名的作家中，余华是高中毕业，毕淑敏是初中毕业。莫言学历更低，30多岁了，初中还没毕业，当时已经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童庆炳评价莫言的硕士毕业论文写得非常精彩，讲的是创作和故乡的关系。

莫言和故乡高密是相互成就的。但童庆炳了解到，在写作生涯的最初，莫言不想写故乡，“因为写故乡就要写那个地方的贫穷，写那个地方的落后”。

许多年前，莫言去参军，在军营里开始写作，写海洋、写军舰、写海军生活和城市生活。至于原因，他在论文中总结，“一开始是写远离故乡的东西，后来发现写来写去都写不好，还是写回自己熟悉的故乡，尽管那是贫穷的、落后的、饥饿的，但是反而写得好”。

许多年后，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自信地告诉世界：“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

生活的果园子很大，果子的品种也很多。莫言和童庆炳一样，都从生活中收获了果实。它们的味道和功效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