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饭圈文化一辩？一位中年追星母亲的自白

【编者按】

巴黎奥运会期间，也是体坛明星的粉丝们最活跃的一段时间。因为部分“饭圈乱象”，大众纷纷愤慨，“不该让体育圈饭圈化”。然而，当评论家们忙着声讨“饭圈化”时，我们似乎更有必要对这一污名化的词汇中可能涉及的性别偏见做一番仔细甄别。

饶有趣味的是，一位男性体育迷并不需要为自己对乔丹、C罗或者棒球的迷狂做出任何解释，但常常，舆论和研究都试图强调女性的名人崇拜与病态的白日梦、网瘾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热爱、迷恋、快乐，真的存在正确与错误、高级与低级之分吗？追星、饭圈究竟意味着什么？

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塔比瑟·卡万（TabithaCarvan）深切地知道，在她疲于抚育孩子、忘乎所以的那几年中，是对英国男演员本尼迪克特（卷福）的迷恋，让她重新开始关照她自己，让她重新完整。找回青春期时对热爱和玩耍的渴切，关心自身的愉悦感，正视自己的主体性，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这是追星教会她的事情。

在近期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中，塔比瑟·卡万诚实记录下自己作为“追星的母亲”的心路历程与思考。最初，她为自己不理智的狂热和大量精力的投入感到羞耻，谴责自己偏离了母职。而渐渐的，塔比瑟发现，在传统认知中，女性的休闲活动总是包含着生产的性质，包含着诸多隐性的劳动负担，并不像男性一样，可以投入到纯粹的、无所事事的“玩耍”中。

作者采访了数位中年追星女性，交流彼此追星的动力与故事，在为女性的愤怒正名后，她为以女性为中心的快乐疾呼：回归成长期间被压抑的玩耍需求，找到无需有负担的真正的快乐。塔比瑟写到：“什么是正常的，什么又是奇怪的，我们的定性方式其实很有趣。关键的不是'什么'，而是'谁'。两只鸟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都在鸣叫，但只有一只值得被听到。”

塔比瑟·卡万（TabithaCarvan）

以下文字选自《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在此鸣谢出版方授权发布。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即使是现在（想着他的颧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想着他那可以呈现绿、蓝、灰三色的眼睛），我也在想他（想着他穿紧身裤的大腿）。

我一边想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一边写下这些文字，头顶的墙上是他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为《名利场》杂志拍的封面：他一只手放在脑后，另一只手搭在裤腰处。照片里他明明站着，却很像平躺在地上。那样的话，摄影师当时一定是（替我）跨坐在他身上。

我在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里面”写下这些文字——我正穿着一件印有本尼脸的帽衫。这件衣服是我丈夫在网上给我买的圣诞礼物。每天早晨我都会穿上它，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来到这个房间。有一次我脱掉帽衫后，丈夫挑起眉毛问我：“你知道网上可以买到多少种印着本尼的帽衫吗？”我知道：3803种。

演员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那意味着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里面”还有很多人。我们在那儿干什么？当我的家人熟睡时，我在被电脑屏幕照亮的空房间里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会在这片黑暗中臆想名人的大腿？为什么我，一位成年女性，会将这位魅力男子的照片贴在墙上？那些照片甚至没有裱起来，我从杂志上撕下来，用蓝丁胶粘了上去！墙上会留下油性污渍，就像我青少年时期在卧室墙上留下的星星点点的印迹。为什么我要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循环播放他的GIF动图，仿佛眼前是一部完整的故事片，而不只是几帧动态图片。一部精彩绝伦的影片每隔几秒就能让我达到一次高潮：一个我在生活中不认识的男人将围巾摘下。这个瞬间，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完美。我还要再看一遍，再看两遍，再看很多遍。我甚至可能会因此忘记把面包从冰箱里拿出来，那是给孩子们做午餐三明治的原料。之后，我得想方设法把那个冻得没了形状的面包塞进便当盒。我会告诉孩子们，等到午餐时间，它们一定会变好。

真的吗？我说的当然不是三明治（我敢肯定它们不会），而是这一切。我呢？我会变好吗？我似乎正处在犯错的边缘。又或者，我甚至不再是我自己。也许很快我就会突然转过头，对着镜头坦白：“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会振作起来，会成长，会重新粉刷房间斑驳的墙壁。我会悔：“记得有一阵我非常迷恋本尼吗？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人听到都会一笑了之，那之后，我在准备午餐这件事上再也不会出任何差错。

但我的故事似乎并不会这样收尾。我并没有恢复理智，而是转过身，回到那个房间，走向那些照片、GIF动图，放任自已深陷于他的颧骨。这是个不幸的消息，我知道。如今这个故事只能拥有另一种结局：我让自己难堪。没错，我此时此刻正在让自己难堪，也在用“紧身裤”“平躺”这样的词让你难堪，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本人也会感到难堪。更不用说你的丈夫，他对这一切的看法。

这确实不像我的风格，或者至少不再是我以为的、我认识的那个我。

但我从未感觉如此美好。

“康伯巴奇热”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2012年和2014年——恰好是我的孩子们出生的年份。那两年对于一阵潮流来说如此短暂，却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日子。全世界都在关注本尼，我也全神贯注，只不过我聚焦的是其他事。孩子的事情太多了，我每天都度日如年。我尽所能利用剩余精力去关注本尼，但根本无法做到。对于这个男人我没有任何想说的话——确切地说，对于所有事情，我都失去了表达欲。我知道什么时候让孩子午睡，什么时候给他们喂奶。我知道超市里有哪些特价商品。孩子们看着窗外的鸟时，我看着他们。我总是喝下半杯早已凉透的茶。我仍讲故事，但只是对丈夫说，我在超市买了什么，鹰嘴豆泥在打折，非常实惠。对于我生活的城市，我无话可说。一切看上去并无大碍，只不过每一天都变得庸常，我停止了探寻。

当你即将成为母亲时，人们总会对你说：“哇，你永远不知道迎接你的是什么！”听起来让人兴奋不已。我摆好姿势等待进人母亲的角色，静候戏剧性的迫降，仿佛我会沿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有一个伟大的幸存者故事可以讲。也许我还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博客里！但事实是，成为母亲并不会经历这样的冲击时刻。相反，你只会被困在无止境的停滞中，在机场附近盘旋，消耗燃油。飞行的乐趣消失。你只需要一直不停地运行。我祈祷着前面有东西在迎接我，好让我打破这种单调。

那些我曾经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变得无比重要。我满脑子想的是晚饭做什么，天气适合晾两探还是三探衣服。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我的生活完全由我、晚饭、洗衣服和孩子构成，容不下其他事情。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没有思考的空间，没有生发情绪的机会，也没有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你为什么不写作了？”我常被这样问道。“为什么不重新开始写博客？”因为我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也没有资格。我的生活里没有趣事，没有观点，没有故事。“我的生命里无事发生。”《神探夏洛克》第一集开头，心理咨询师效励华生写博客时，华生这样回复道。然后主题曲响起，预示着即将发生一些事情。而我的生活无事发生，更没有属于它的主题曲。自从家里换了一套新的音响设备，我就没有听过音乐了。我没有心思去了解如何操作新系统。

这样说好像我彼时彼刻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境况并开始反思，但这些都是后见之明。那个时候，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只有不去质疑才可以忍受。孩子们要睡下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读《爱丽丝梦游仙境》。书里爱丽丝告诉毛毛虫，她无法解释自己，因为她不再是她自己。每次读到这里，我的内心都毫无波澜。我没有哽咽着撕掉那一页，声嘶力竭地大喊“没错，我再也不是我自己！”，也没有翻出家中所有红笔，把这句话重重地圈起来。我说了一句“今晚的故事讲完了”，然后合上书。我碎成太多片了，我的大脑无法处理那些想法，无法进行完整的思考。“完整”——一个不可能用在我身上的词。那杯凉掉的茶不完整，字母拼图不完整，我的骨盆底不完整，我的夜晚不完整。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不完整。

我从来不觉得克尔凯郭尔有趣，但他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失去自我是最可怕的灾难，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仿佛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失去会发生得如此安静——失去手臂、腿、五美元或妻子时，一定会被注意到。”我什么也没注意到。每次给孩子换完尿布，我都要去卫生间洗手。洗完手，抬起头，我会看见镜中的自己。我已经太习惯低头看着孩子，当发现这里还有另一张脸时，我深感震惊。我与镜中人对视，然后移开视线，接着擦干通红皲裂的手。我将她抛在身后，仿佛她什么都不是。

听起来我好像患上了产后抑郁。之后——很久很久之后——我将人生中的这几年写成一篇故事，发表在一个线上育儿小组。小组里的母亲和准母亲都在议论我到底有没有患上产后抑郁。“肯定是心理问题！”有人这么说。另一些人马上回复：“但这很正常！”我确信自己没什么大问题。我最好的朋友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可怕的产后抑郁，我几乎目睹了整个过程。我们的状态并不相同。我非常幸运，仍能维持运转，甚至有时能感受到快乐。

孕期和哺乳期的我完全沦为身体化学反应的人质。荷尔蒙让我觉得自己长久地、持续地被榨取。它指导我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指示我牺牲其他一切——独立思考、自由的精神等。直到我的第二个孩子终于断奶，我才发现四年前使用的卫生棉条品牌已经破产。就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囚禁了。好吧，其实并不是我自己主动意识到的，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告诉我的。

怀孕的时候，我千方百计地鼓动母亲，想让她聊一聊生产的痛苦，她跟我讲了一个也与镜子有关的故事。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生产的痛就像被撕成两半。“他们真应该在产房里放置一面镜子，”她说道，语气坚定，好像要将这句话投进意见箱，“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并没有被撕碎。”现在，我很想弄清楚母亲回忆的究竟是生产的痛苦，还是生产结束后所有一切的痛苦。因为之后我才终于明白成为母亲意味着什么。作家莎拉·曼古案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谈论写作与母职的文章。她用“粉碎”这个词来形容成为母亲的体验：“自我的瓦解，在那之后原初的形态将不复存在”。

当荷尔蒙、慢性失眠和酒精缺席的夜晚混合而成的迷雾消散时，我终于意识到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我四处张望，搜寻尚能辨认的自我碎片，试图将那些部分重新拼接。但一切早已无法回归原样。原初的形态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我亲手造就的、粗粝的全新混合物，布满暴露在外的裂缝与沟壑。就在这时，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趁机进人了我的生活。他挤压我的心脏，叩击我的骨骼，用摩斯电码在我的助骨上敲出一句话：你是谁？

很多人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不理解。我告诉他们，要小心，因为一度我也不理解，但现在，看看我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可开玩笑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没有什么是你确信永远不会成为的。”这是珍妮·奥非尔的小说《猜测部》中的一句话，我现在已经熟记于心了。

还有一种人（总是男性），他们看到我喜欢本尼，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正义之火，必须要告诉我，他们真的懂。不懂的人是我。帮我处理电脑问题的IT业务专员看着我的桌子说道：“你能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人吗？”他的潜台词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是个演员，像我这样的自会傻到爱上的人。然后，IT男让我输人电脑密码，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按下了键盘：B3n3d1ct_4_eva！

演员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我的好朋友贝丝告诉我，她的好朋友布勒内·布朗说，你应该在钱包里放一份清单，列出哪些人的意见对你很重要。这份清单能随时随地提醒你：不需要在意这些人之外的所有人。我的钱包是内森给我买的，上面有本尼脸部的拼贴画，所以我不需要这样的清单。那些说“我喜欢你的钱包”的收银员是唯一值得倾听的人。

人各有所好。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朋友、陌生人、IT男说这句话。我们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几年前，贝丝给我上了一课，当时她列出另一份清单——她的“兴趣清单”。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问她是否要翻新房子，她厌倦了，于是想到了这个点子。她终于知道怎样完美地结束这类对话了，那就是简洁明了地表示：“装修不在我的兴趣清单上。”这不是一个比喻。她真的列了一份兴趣清单，“装修”不在其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安珀，后来她说她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开始列自己的兴趣清单。写下“园艺”这一条后，她就再也想不出别的东西了。她短暂地崩溃了，而且她甚至不是真的喜欢园艺。

（你的兴趣清单上有什么？我把这句话放在了括号里，只要你想，可以略过不看。我不想再亲手让另一个人陷人崩溃。）不，我改变主意了，我想知道你的兴趣清单上有什么。

我们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这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有效的战略防御。只要说了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回答其他问题了。但“不一样”并不是整件事的关键，对吧？我们中有些人喜欢正常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奇怪的东西。

我的工位对面坐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同事，他很喜欢一支叫作“龙队”的足球队。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见过他的龙队马克杯、龙队玻璃杯、龙队海报、龙队应援旗，以及他身上的龙队文身。我还收到了他发来的关于举办办公室足球竞猜赛的邮件。我想所有的比赛他都会押龙队。龙队，还是龙队。他对龙队的爱，如果不比我对本尼的爱更多，至少和我的爱一样深。这当然没有问题，人各有所好，但他从来不需要补充一句额外声明。

说到体育，强烈的激情——那种会促使你去文身的激情——是如此正常，没有人会质疑我的同事。人们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其实是同一种。没有人会问他：“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喜欢龙队吗？”相反，他们会问："那场比赛怎么样？”这很公平！体育已经融人我们的生活，每天的晚间新闻中都会有它的身影。期望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与足球相同的地位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妄想（但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因此，我欣然接受自己的命运，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相对而言，我们的事情总是不正常，也很怪异。

但管他的呢！当我学会如何去爱本尼时，感觉棒极了不敢相信有多棒。我不介意因这件事而成为世界上最怪的怪胎。我很开心——你不敢相信我有多开心——自己选择成为“康伯婊”，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做一个正常人。我做到了。

这应该是这本书的结尾吧？我如何学会停止焦虑，爱我所爱。似乎是本不错的书！如果登山在你的兴趣清单上，你一定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假顶峰。因为后来我发现了雌鸟的故事，我意识到人们很容易误认为自己看见了故事的全貌，尤其是当那个故事与女性有关时。

有一天在工作中，我看到一则关于娜奥米·朗莫尔教授的新闻剪报。她是一位进化与行为生态学家，正在研究雌鸟的叫声。所谓研究，其实更像是在证明这件事的存在——证明雌鸟可以鸣叫，她做这件事已经有十多年了。我犯起咕。难道不是在“雌鸟会鸣叫吗”这个问题下勾选“是/否”，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而她却在这上面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太奇怪了。我相信这只是我不太明白的又一个例子。

“不，就是字面意思。”朗莫尔教授边喝咖啡边告诉我。在这场谈话的结尾，我意识到事实比字面意思更糟，她的研究绝不仅仅关乎鸟类。

作为一名观鸟者，朗莫尔教授一直都知道雌鸟会鸣叫。在堪培拉（如果你不忙着去看大猫头鹰的话），你常常会听见雌喜鹊或雌细尾鹩莺的叫声，可能就在自己的花园里。但正如朗莫尔教授所发现的那样，即使亲眼所见，也远远不够。

她告诉我，一切始于学术生涯的初期。当时她在法国读博士，和导师一起在野外观察领岩鹨，一种雄性、雌性都会叫的鸟。“看！”她的导师指出他们面前的鸟，发出惊呼，“雌鸟在叫！太奇怪了！”朗莫尔教授突然意识到，这种原本完全正常的鸟类行为被认为奇怪，是在雌性这样做的时候。

朗莫尔教授告诉我，教科书中对鸟鸣的定义是雄鸟的声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才会承认雌鸟会叫，但也只是将其视为“荷尔蒙异常”或“雄鸟鸣叫的非适应性副产品”。于是她决定纠正这一点，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雌领岩也会叫。

“人们的反应是抵触。”她回忆说。人们能接受雌领岩鹨会叫的事实——以“行，好吧”的口吻，但不愿放弃这件事很奇怪的想法。“他们会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物种，生活在多雄性繁殖系统中，所以没错，只有在这个特定的物种中，雌鸟才会叫。”发现一只会叫的雌鸟，并不意味着雌鸟鸣叫就是正常的。只有雄鸟的鸣叫是正常的。

在那之后，朗莫尔教授开始试图证明其他雌鸟也会叫。她做到了。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系统发育比较分析报告，证明大多数雌性鸣禽都会发出鸣叫，确切地说，是71%的雌性鸣禽。然而五年过去了，这一发现仍未引起人们的真正重视。就在上周的一个期刊会议上，她不得不纠正一个声称只有雄鸟会叫的人。她说，这种想法是如此根深蒂固，就连那些读过她的报告的人，甚至是见过雌鸟鸣叫的人，也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

朗莫尔教授成立了一个由女性生物学家组成的小组，目的是倡导性别包容性研究。她说：“传播这一信息的唯一方法是不断谈论它。”我问她为什么小组里的生物学家都是女性，她说有兴趣加人其中的刚好都是女性，她们目前正在研究这种（常见的、正常的）雌鸟鸣叫的目的。她很确定雌鸟鸣叫必定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而并非一种反常现象，“雌鸟鸣叫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雄鸟一样”。她告诉我，她为她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她们正在“为雌鸟做事”

她问我是否还有其他问题，我摇摇头。一切都清晰明了我明白了。我感谢她抽出宝贵的时间，并告诉她报道写好后我会发给她。我付了咖啡钱，穿过校园来到办公室。

什么是正常的，什么又是奇怪的，我们的定性方式其实很有趣。关键的不是“什么”，而是“谁”。两只鸟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都在鸣叫，但只有一只值得被听到。

主管问我采访进行得如何，我心不在焉地说：“挺好的，挺好的。”在不久的将来，主管为我绣了一幅本尼的十字绣，它成为我的神龛的中心。将时间拉回来，此时此刻，我看看自己的办公桌，又看看龙队大本营，然后将视线拉回办公桌。

我明白了吗？我与那位喜欢龙队的同事，一个是特例一个是默认标准。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东西和我们所爱对象的相对受欢迎程度，但这是错误的方向。如果将注意力放在我们做的事上，它们不就是同一件事吗？我们不都在鸣叫吗？为什么我要用鸟儿做比喻？没必要比喻，我们在做同样的事，追逐我们所爱的东西，足球场上/首映式红毯上我们都在尖叫。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让体内柔软的小动物爱其所爱。这是我们的爱好吗？还是我们的痴迷？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让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被拥缚在我所爱的事物上，无法看到那之外的东西。我的爱好，我真正享受的事，我的快乐，我的迷恋，我的痴迷，我投注的对象，我兴趣清单上的一项。它可以用这里面的任何一个词来定义，但同时远不止于此。它不仅关乎我们所爱的事物，还关乎这种爱在我们生活中的体现，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感受。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在功能层面上就更容易看到足球与本尼之间的共性，还有粉丝杂志、日本花道、骑马、园艺、《星际迷航》、同人作品、《警察学校》、莱品纳德·科恩、观鸟。

“根据你想要什么来分配你的时间。”埃玛说。伊芙·罗德斯基在《公平游戏III》（FairPlay）中提出“独角兽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允许你“主动追求那些使你成为你的东西”。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化解家庭生活中隐性劳动的负担。她提出，保护自己的“独角兽空间”是这个过程中不容忽略的一步。《不堪重负》的作者布里吉德·舒尔特则简单将其称为“玩耍”。

我很好奇你是否列了兴趣清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归类为玩耍——除了娱乐自己之外不含其他目的？

舒尔特引用美国国家玩耍研究院创始人、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布朗的话，无论是观看还是参与体育运动，都是在生活中至少保持某种游戏状态的简单方法。不过他指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是男性。据舒尔特所说，对女性来说，“从未有过享受闲暇或玩耍的历史或文化”，童年过后，女性“往往完全放弃了玩耍”。斯图尔特·布朗说：“一旦玩耍这件事没有成为你的优先事项，就会在你的情绪上、精神上和身体上造成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遗失感。玩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天性，我们拥有将其找回的能力。”让某件事成为优先事项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让它变得“正常”。只有当一件事被认为是正常的，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时，我们才更有可能去捍卫它。

各种性别的人都喜欢体育运动，都可以通过观看或参与体育运动来利用这个已被男性神圣化的玩耍空间。但即便是在体育运动中，女性自由自在享受其中的画面如此罕见，以至于当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人们会将其视为一种新奇的体验。美国女子足球队的前明星前锋阿比·瓦姆巴赫在她的妻子格伦农·多伊尔主持的播客节目中谈到这一点。瓦姆巴赫说，人们总是告诉她，自己竟然会那么喜欢看女足比赛。她认为，对于女性来说，这是因为她们正在经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学习，了解什么是可能的”。她们看到如果拥抱女性的玩耍潜力，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习惯于认为女性不知道如何享受快乐，但这并非事实，只是大多数女性“从未被给予，也从未主动抓住享受快乐的机会”。正因如此，一旦看到这件事的发生，我们就会感到很不习惯。

一般来说，男性在保护玩耍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方面做得更好——真的是非常好——而在欢迎其他性别与他们共享玩耍空间方面做得很差。社会趋势研究员丽贝卡·亨特利说，和女性相比，尽管澳大利亚男性在有偿工作中的工作时间更长，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每天用于体闲娱乐的时间也更多。我有一些男性朋友，他们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钓鱼，半天的时间骑自行车，短途出行去参加藏品展览会。朋友特里斯坦夏天冲浪，冬天滑雪。内森每周一晚上都会和一群朋友玩桌游。朋友吉米一看到闪电就跳起来捕捉暴风雨来临的照片，日夜无阻。我的父亲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来安装高保真音响系统。朋友布雷特有一柜子的《星球大战》手办。我的邻居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堆满了他正在拆卸的汽车，也可能是正在重新组装的汽车。我想他们都不会为此感到难过，也不应该难过。

就在昨天，我带着儿子特迪去了堪培拉轻工业区的插槽赛车商店。他站在一堆成年男子身旁，看着他们站在轨道模型边上，用小小的玩具车比赛。其中一个男人开着他的复刻版福特野马跑车来的，那辆车就停在店门口。“看起来是个很贵的爱好。”我们进店的时候，特迪说道。在店里闲逛时，我看到一张传单，上面说这儿即将举行一场八小时巡回赛，即玩具车版的巴瑟斯特赛。那儿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团队赛，但是有一年他一个人跑了六个小时，只有他和他那辆小玩具赛车。他听上去非常自豪。就像我说的，在玩这方面男人做得很好，好得惊人。

我知道你没有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想象一下，如果某个地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宣传这件事的传单，你能将自己置于这样一幅画面中吗？

我看着自己的办公桌。我很高兴能成为一位成熟的追星女孩，颠覆了关于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和女人应该如何的叙事。为了将这一面祖露在外，我做了足够的准备，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知道所有在必要时为自己辩护的最佳台词。但我并不是那只奇怪的会鸣叫的雌领岩鹨，我们没有在做与众不同的事。故事的原貌并非如此。她并不是一只离经叛道的鸟，并不需要你去接受她本来的样子。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做任何与众不同的事。她鸣叫，仅此而已，不用再附加任何“尽管”或“即使”。她之所以看上去像个特例，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雌鸟也会开口鸣叫的事实。她们和雄鸟一样，一直如此。

人各有所好，我这样说是为了让人们接受我和我奇怪的癖好，但这种做法反而凸显了我的异类身份。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喜好。我们都有同样的享受乐趣的能力。只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这样做时，它看起来才正常。对于其余人来说，不这样做是如此正常，以至于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具有享受乐趣的能力。

《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
[澳]塔比瑟·卡万著左蓝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野spring2024-6

网址：为饭圈文化一辩？一位中年追星母亲的自白 http://c.mxgxt.com/news/view/18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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