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些粉丝追星那么疯狂？他追的，可能只是想象中的完美自己

发布时间：2024-12-17 12:41

为啥有些粉丝追星那么疯狂？他追的，可能只是想象中的完美自己

　　“我无条件相信他，骂他的人都是无脑黑！”
　　“你根本不了解他，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粉丝们的这些话，相信大家也一定不陌生。在粉丝眼里，自家偶像都是美型帅，说的都是真理，跟爱豆有关的一切都自带bling bling的滤镜。

　　对于路人来说，可能经常会有这样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当粉丝崇拜明星偶像时，他们到底在崇拜什么？

　　笔者今天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粉丝心理是如何养成的，家有粉丝的网友，要仔细看哦。

出众魅力吸引注意力·立人设带来心理认同

　　1、爱豆的好，我照单全收

　　看到偶像的第一眼，我就沉迷了，那股少年感带来了初次的心动，心中的小鹿乱撞，就是开始喜欢的感觉。

　　这就是粉丝养成的第一步——心理认同。

　　一个人能成为大众追捧的偶像，在某些方面必然非常出众，要么颜值高，要么有有才华……粉丝们一旦受到偶像某一特质的吸引，就容易被其魅力所征服。

　　当然，也不一定非得形象好才能成为爱豆。蠢萌、吃货、傻白甜……这些标签打造出来的鲜明人设，同样有市场。

　　粉丝可以从偶像身上产生一种自我投射，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与偶像很像。这样标榜和偶像的“同一性”，能帮助人们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坐标系，获得自我认同感[1]。

（“人设”只是造星流水线上的一个固定程序）

　　2、我的不好，爱豆能补偿给我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很多无法被满足的缺憾：年少时篮球场上那个奔跑的白衣少年，为了一个所谓的美好未来而放弃音乐梦想，等等。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是会存在着缺口，无法被填满。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被压抑的情感、无法追逐的梦想、想要逃离的现实，总要有一个安放它们的地方。

　　另外，当自己缺少某种特质时，内心容易产生自卑。通过认同偶像的优点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可以获得短暂的满足感，这就是心理补偿效应。

（我没有的，偶像有）

　　最爱追星的年纪一般是在13～19岁。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的青少年会经历自我同一性的危机。他（她）会不断问自己：“我是谁”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该怎么做”等问题。在被这些问题困惑而找不到自我时，就会很容易被一些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所吸引。

　　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是一段单向的关系，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粉丝对明星的爱慕。当粉丝崇拜偶像时，会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投入更多积极关注，认为ta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能还会常常幻想自己与ta在一起的场景，甚至会为ta “两肋插刀”。

　　也就是说，天天无数遍刷明星的微博，想跟ta谈恋爱、给ta“生猴子”，想打倒一切黑ta的“坏人”，都说明你正在偶像崇拜。

（粉丝爱偶像是追星族的基本“法则”）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拟社会关系”。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心理学教授 Tilo Hartmann和Holger Schramm在一项研究中[2]，列出了拟社会关系的12个典型表现，不妨对照看一下。如果命中6条以上，你就有可能陷入了跟偶像的“单向关系”中了。

　　· 我总在搜索ta的各种最新消息，想知道ta的一举一动。
　　· 我经常会想，ta做出一些行为是为了什么。
　　· 我总在想，在现实中我有没有认识什么很像ta的人呢？
　　· 我知道ta身上有什么特别让人喜欢的地方，和特别让人讨厌的地方。
　　· 我总想知道，ta之后还可能做哪些事情？
　　· 偶尔，我会想想自己有没有像ta的地方？
　　· 有时候，因为ta做了一些事，我真的感觉特别爱ta。
　　· 如果ta不开心，我也会跟着不开心；如果ta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
　　· 如果ta从我的世界消失，我会抓狂。
　　· 我的情绪和行为，会受到ta的影响。
　　· 偶尔，我会不自觉地对着ta说话。
　　· 有时候，我会想要在公开场合为ta说话。

习惯依恋会减少不确定性·从众心理能发展更多“信众”

　　1、我家宝宝永远最美不解释！

　　粉丝和爱豆初步建立的心理关系需要加固，否则刚萌芽的喜欢也可能变成“路人粉”。

　　人性总是希望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少越好，而自己做的事一直是正确的。一旦我们形成了最初的态度，就会有选择性地去关注与之一致的信息。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态度结构的心理指向效应”。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教授Sydner和Swann曾在实验中[3]，让两组女大学生对一个人进行访谈。其中一组被告知“他是外向性格”，而另一组则被告知“他是内向的”。

　　每组学生都拿到了一份提纲，包含26个问题，其中一些适合问外向的人，例如，“如果你想让聚会的氛围嗨起来，会怎么做？”；另一些问题则适合问内向的人，例如，“什么原因让你难以向他人敞开心扉”。受试者可以随机选取12个问题来发问，结果发现，如果她们事先认定被访谈者是外向的人，会更倾向于选择适合问外向者的问题；反之亦然。

　　可见，当形成先入为主的态度后，人们会更期望得到支持自己信念的答案。粉丝也会更加关注自己潜意识认为积极的信息，而选择性地过滤掉负面消息。这样做并非有意扭曲事实，而是减少不确定性，让自己对偶像的心理依恋站得更稳。

　　随着偶像“很优秀”的信念被一再加深，就更难推翻了。特别是在面对质疑或挑战时，粉丝们常常具有“认知保守倾向”——即使信念或认知是错的，出于对自我心理的保护，人们仍会坚守。

　　2、全班都喜欢ta，我不喜欢会被排挤的

　　“班里只有我一个人‘饭’xx吗？”
　　“举手”“+1”“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每个班级里总有那么几个“意见领袖”，要么成绩好，要么长得好，要么会欺负人……当这些“一呼百应”的孩子头儿喜欢上某个明星，天天在课间讨论，其他人就很难“置身事外”，否则就会像《想见你》里的陈韵如那样自我孤立或被孤立。

　　心理学会用社会认同理论（categorization-identity-com-parisontheory，CIC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如果其他人，尤其是与自己处于同一社会群体中的人，都相信或正在做一件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是正确的，并加入进去。简单来说，就是从众心理，或叫心理归属感。

　　加入后援会、买应援物、和同学们追同一部剧、和一群素未谋面的网友共同维护偶像、网上声援……这些举动让你开始获得他人的认可。追星，实际上满足了很多人的社交需求，弥补了缺失的归属感[4]。

心理奖赏确保不脱粉·否定偶像坚决不能忍

　　1、偶像票房大卖，有我的一份力

　　死忠粉之所以不“脱饭”，是因为获得了心理上的“奖赏”。

　　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罗伯特·B·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研究发现，在棒球比赛后，如果自己支持的队伍获胜了，球迷们会倾向于用第一人称来描述胜利，“我们今天的进攻很棒” ；而如果自己支持的队伍失败了，则倾向于以第三人称来描述，“如果他们只靠一个人的话，是无法得分的”[5]。

　　郭德纲也有个段子：为什么我老跟徒弟们说，穿大褂不准戴手表？因为观众看看票，再看看表，会感觉心疼，“都是我的钱买的！”但女演员就不一样，戴块大金表，观众看看手里的票，满怀成就地说，“那是我给她买的！”

　　粉丝会将偶像的成功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比如，票房大卖、音乐高居榜首、热搜不下线等，会让粉丝感受到，偶像的成功和自己的不断努力有关。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感慨：“我家爱豆真争气”“我真有眼光”等等。

　　这些正向的心理激励，将粉丝牢牢绑在了偶像的“业绩榜”上。

　　2、说我爱豆不好，就是说我有错咯！

　　粉丝在形成自我价值观的过程中，偶像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比如，特别认同偶像的任何行为，甚至将其当成自己的行为规范，或者把维护爱豆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所在等等。

　　否定偶像就更不可能了，这是深度的心理卷入。因为这种否定意味着，自我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是错的，进而带来一系列痛苦的认知反应，甚至威胁自尊和自我价值感。

　　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之间也会建立心理联结，对偶像信任、崇拜的态度就具有了社会意义。要改变这种与重要社交关系共享的价值观，难上加难。

追星没啥不好，过头就不好了

　　其实追星本没什么不好，关键是不要迷失在狂热中。如果像当年某位女士，追星追到香港去，追到父亲跳海自杀，就可能到了病态的程度了。

　　其实，我们的自身成长需要偶像，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偶像，尤其是优质偶像。

　　比如，李清照赞誉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再如，杜甫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将对诸葛亮智谋与品德的追怀体现得令人动容。

　　不论何时，“偶像”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而优质、积极的偶像所传达出的社会影响力，更是迅速而深远。

健康追星·我们不妨尝试做三点转变

　　1.由盲目迷恋向理性追星转变。追星是业余生活的点缀，不能成为主业，要追之有度，不可本末倒置；能放能收，择其善者而从之。

　　2.由重外在向重精神内涵转变。不要只关注外在形象，甚至对负能量缠身的高颜值明星还佩服得五体投地。家长、老师要引导孩子对偶像的积极人格特质产生认同，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好的品质。比如，多关注他们的谦逊、敬业、努力，而不单是神颜、大长腿。

　　3.由一元偶像向多元偶像转变。偶像不应只是娱乐影视明星，更需要有文学家、科学家、杰出领袖等。比如在当下，家长、老师可以引导孩子多看看抗击疫情的前线报道，学一学医护人员的责任感。

　　参考文献
　　[1]Cialdini, R. (2017). 先发影响力 (闾佳). Pre-suasio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Influence and Persuade.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Holger Schramm & Tilo Harmann (2008), The PSI-Process Scales. A new measure to assess the intensity and breadth of parasocial processes, Communications.
　　[3]Snyder, M., & Swann, W. B. (1978). Hypothesis-testing process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6(36), 1202-1212.
　　[4]菲利普・津巴多, 迈克尔・利佩, 津巴多, 利佩, 邓羽, & 肖莉等. (2007).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人民邮电出版社.
　　[5]Cialdini, R. B., Borden, R. J., Thorne, A., Marcus, W. R., Freeman, S., & Sloan, L. R. (1976). 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Three (football) field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36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