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宝的上海历史:一个“金融家”的诞生和危途
2005-08-23 15:28 作者：王恺 2005年第32期这三个故事，刘金宝不仅讲给同事朋友听，也通过媒体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一个掺杂着不幸、奋斗和光荣的个人历史，刘金宝给自己塑造了一段人生传奇。
“他在1997年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同事们就开始说，总有一天刘金宝会出事的，他不出事倒是奇怪的。”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前央行金融专家说，上海是刘金宝的发迹之地，也是他的家乡，从1981年刘金宝调任中行上海分行开始，到1997年8月赴港上任，16年的时间，刘金宝获得了职业上的迅速晋升，也获得了“上海四大金融家之首”的“美誉”，他是在风光无限的状态下离开上海的。
这样的离开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评价的，但是刘金宝案件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一个还原真实的人生镜像的机会。在上海期间，刘金宝总挂在嘴边的故事有三:一是他赴日本竞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成功”的故事;二是他的平凡出身，出生在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工人家庭的他觉得自己是从那“简陋、破旧的老屋冲了出来”，“搏击人生”;三是他在伦敦做外汇交易员时期的光荣历史，“那是我最辉煌的时刻”，“10分钟，为中国银行赚了许多许多”。
这三个故事，刘金宝不仅讲给同事朋友听，也通过媒体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一个掺杂着不幸、奋斗和光荣的个人历史，刘金宝给自己塑造了一段人生传奇。
迄今为止上海的老财经记者还对此人印象深刻。“他机会特别好，上海发展那些年他当中行行长，是上海成全了他。”原《青年报》一位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算天才，但是他总对媒体宣传自己是天才，是偶像，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生活的人。”该记者清楚记得刘那时很善于利用媒体，接受采访从来不推辞，而且能够把媒体弄得跟自己走，“在90年代的老总中显得非常突出。”当时的上海媒体关于刘的报道文章中不乏《刘金宝赞》这样的文章标题。
“他早就对自己的一切志得意满。”一位中行上海分行的员工、早年下海做了证券公司总经理的刘金宝的朋友说，他亲眼看见当时的刘金宝在上海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争取出国机会，说:“我这样的人出国是为了付出，像我这个位置的人出国受限制是莫大的浪费。”逼得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当场向外经贸副主任表态:“以后他出国不受限制。”
“他太得意了，就没有了忌讳，总是吹嘘自己的成功和才能。我觉得他的悲剧，就是一个小人物得志后肆无忌惮造成的后果: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很早退出银行系统的刘金宝的朋友说，“在银行系统里面工作，就是掌管钥匙的丫环，可拿钥匙拿久了，有人误以为库房是自己的了。”他这样解释刘金宝在上海工作后期大肆索要贷款回扣和侵吞小金库的行为。
一个善于自我表现的“金融家”
同样是从上海起家的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时，对比和他有近似经历的刘金宝，金融系统内部的说法是:张恩照这样不太出头露面的人出事很奇怪，而刘金宝一向聪明外露，出事是早晚的事。刘金宝的聪明体现在他一贯的处世方式中:“他为了出国，就和弄堂里邻居的女儿突击结婚。”他的一位朋友回忆。1976年，刚被分配到中国银行不久的刘金宝被派遣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做外汇黄金交易员，为了派遣成功，他采取了突击结婚的方式。结婚的新房是上海城隍庙附近一间小亭子间。
1981年，刘金宝回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所以在上海工作，直接原因是为了婚姻。在外汇交易所的那段成功经历给了他傲人的资本，刘的同事回忆:“尽管当时中国银行人才辈出，按部就班很难出头，但是刚从伦敦回来的他还是不一样的。”开始他在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当科员，没什么特殊表现，但是当他进入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托业时，立即显露锋芒。
央行上海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说，当时上海信托业刚刚起步，银行把很多不能直接经营的业务都交给自己办的信托公司做，开始是简单业务，主要是为“三来一补”开保函，逐渐发展到为引资提供担保。“他见多识广，又熟悉这种所谓的新业务，有什么难题他总拿国外的经验来解决，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做此业务的最好人才。”据说刘继承了他在伦敦外汇市场上的好运气，别人做信托往往会赔本，而他则大赚其钱，1984年7月，中行上海分行单独成立信托部门: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刘任副经理，业务蒸蒸日上。“当时他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主要是比较灵活。”这位专家评论说。
刘金宝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晋升之途，“他开始喜欢谈论上海怎样成为亚洲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到哪里都显得很有理论的样子，而他那个经典的黄金交易故事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
“那场交易，我做得漂亮极了。”刘金宝总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叙述，那位《青年报》的记者还记得当年听到这故事时的兴奋，“那时候哪里听说过这样的商战故事啊？简直就觉得他是个当代英雄。”报纸开始整版报道他的故事，也开始宣传他多么富有现代观念。“他特别能说，从1990年就开始宣扬上海要恢复金融中心地位。当时上海还没有明确形成这方面的思路，他的观念给上海的城市定位以一些新空间，所以上海市当时一些领导很看重他。”
1990年，在继当选上海青年“十大精英”之后，刘被上海市推荐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人，“我印象中，他的金融家称号就是这时候兴起的。”央行的那位老专家说，确实如此，1989年，刘金宝被当时同样喜欢用新名词的上海《青年报》冠以“初露锋芒的金融家”的称号，从此刘就被各大媒体当作了上海年轻金融家的典型人物。
1992年，刘金宝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从那以后，他更喜欢讲述自己对金融的热爱和自己的杰出。在公开场合，他会说金融是他生命的全部，总是说“他愿意为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奋斗不息”。在私下，据说刘金宝极其相信命运之力量。他总是和朋友讲自己差点改名字的故事，“他喜欢说自己运气好，很年轻就完成了寻找到自我，并且完成了自我实现，是做金融家的料”。他的朋友说多次听他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来证实他的理论:文革期间，他和自己的两个哥哥一起要求改名，想依此叫做“红、卫、兵，”“幸亏没改成，叫刘兵就完了，命中注定我刘金宝要按照‘留金宝’的人生轨道运行。”这个故事被刘金宝从上海讲到香港，也成为说明他是天生的银行家的一个注脚。“媒体就喜欢这种故事，刘金宝真的很善于利用媒体。”他朋友说那时候刘就对报纸上的吹捧文章很精心，每篇都留下剪报。
与此同时，刘开始不再避讳自己的出身。“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了。”他的朋友说，“出身不好正说明他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当时的一些记者喜欢问刘是否出身金融世家，刘金宝总是很凛然地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我有今天的成就，一点背景都没有。”他喜欢说自己是硬打出来的，从士兵到排长再到营长、团长。“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他已经是师长了。他笑得特别开心。”采访过他的记者回忆。他有很多名言，说自身的智慧和才识使他高贵，而不是出身。同时他还喜欢说自己的大哥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技术人员一直升到副部级官员。“我们从上海南市简陋、破旧的老屋冲了出来，搏击人生。”人生短暂，所以他更需要“搏击，进取”——而这使他富有男子汉的魅力。按照荣格的心理学解释，此时刘的自卑心理早就转变成了爆发力量，刘的贫寒出身成为他自我炫耀的一个基础。
1993年夏天，刘金宝担任上海分行代行长，代党组书记。“他一当行长就很善于在一切事情上表现自己。”刘的一位同事记得刘当年是以改革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刚上任就整顿司机班，然后就是整顿会风和纪律，要求会议上迟到者要扣罚，说他是在用英国学会的‘法制观念’来治理中行上海分行。并且连这样的小事他都会讲给新闻记者听，报上当他是改革的代表人物。”据那位前同事说，他的权力欲望很强烈，召集全行600多人开会时，中间不休息，只发放面包和水当晚餐，“他和我说，看看我这一行之长的权威怎么样”。
刘在刚上任时也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是上书当时的市委领导，要求将当时外滩23号归还中国银行使用。外滩23号上世纪30年代本是中国银行的资产，此时由于历史原因，大楼为十几家单位所承租，中行只有一层营业大厅的部分，“他发誓说自己要用一切力量把这幢用石刻着‘中国银行’四个字的大厦归还中行使用。”
“刘金宝为什么做这件事？倒是他的内心想法驱使的。”刘的朋友说，“他总觉得银行就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刘金宝曾经在1995年出版过所谓“名人日记丛书”中的《金融之回响》，记录了他的思想:“世界上有三类建筑最讲究，皇宫、教堂和银行。”他同时写道，“在一些人心目中，最有力量的是三样东西，上帝、权力和金钱。”于是银行大楼一定要宏伟、高大和厚重，“我的任务就是把上海分行从里到外建设得像个伟岸的男子汉。”现在看来，这一些人中正包括了他自己。
除了显示权力的银行大楼的修复外，刘金宝继续提出上海应该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在上海市人大召开期间建议把这一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报道人大会议的上海电视台专门给了这位“年轻的金融家”一分钟的特写镜头，他侃侃而谈上海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货币市场的建设，并说远期上海怎样全方位地介入国际金融活动。“他为人健谈，是天生对付媒体的材料。”一位当时采访过刘的香港记者回忆，刘金宝不仅在上海人大开会时强调他的国际中心理论，而且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也大肆宣扬他的理论，“他把记者全部叫到他住的京西宾馆，大谈上海如何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那时候中外媒体上都能看见他的照片和言论。”
而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并没有给他在银行界赢得尊重，他被那位央行的老专家称为“客里空”，一个只会说空话的戏剧人物用来代称他。“当时上海金融界已经对他很有微辞。因为中国银行的业务迟迟上不去，90年代是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造、争夺市场占有率的关键时刻，但是他只是靠中国银行的旧有的在外汇上的优势进行了一些合作投资，别的方面中国银行都没有变化，他就是靠吹自己和拉关系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连续几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发展比不上其他几家银行。”
“他在90年代的上海轰动一时，靠的是机会和自我造势。从某种程度来讲，他是真正‘顺应时代’的人物。”刘金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当时的言行。
被忽视的危险之路
刘金宝曾和记者说，他看过一篇小说里一个女子说过，男人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有事业心。当上了行长后，刘金宝的事业心是暂时满足了，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事业心并没有带给他能满足自己的大量财富。90年代中期，上海各大银行行长的薪酬不超过两三万人民币。由于当时没有完备的制度，一些中层干部的薪水甚至比行长还高。“行长不能给自己发奖金，他的薪水是固定的。”刘的同事回忆。
“他那时候常说，如果我下海，肯定能发大财。”刘金宝的朋友记得他那时还常引用凯恩斯的例子，说这位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一个书呆子，几年时间就给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看见我们下海当了证券公司的老总，总是批评我们，说他要做肯定还要好。然后就又把他在伦敦做外汇的经历拿出来说事。”刘金宝在他的日记《金融之回响》中写道:“我有‘市场感觉’。这感觉，类似于创作灵感，它是很多因素极神秘地组合在一起的感觉。”并且说，他如果自己为自己做外汇买卖，肯定发大财。“他不是一个舍得功名的人，闲聊时他总觉得自己会升到部级干部，会成为主宰中国金融界的人物。”刘的朋友说。
当时银行官员的收入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上海交行的副行长就因贪污10万元而判刑三年。但是谁也不会怀疑风头正健的刘金宝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994年11月，一则新加坡报纸上的花边新闻把刘金宝卷了进去，报道他用贷款帮助当时的香港明星利智炒楼，刘大发雷霆，强调自己只是和利智认识，但是他的一切贷款都是按照严格的手续审批的，“想往我们中国银行泼污水，我不会宽恕他们”。他当时在各种报纸上这样发表宣言。
“刘金宝最早的受贿恰恰因为女人而发生。”刘的朋友有点惋惜地说，香港金融界后来一直流传刘当年在上海的情史很多。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圈子是所谓高档的社交圈，许多境外的朋友都有相好的女朋友，刘金宝并不掩饰他自己这方面的向往。他也果真发生了情况。”
刘金宝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有一个不为结婚而交往的女友，能让一个男人信心十足。能让一个男人变得足智多谋，宽宏大量，面对现实社会……谈恋爱的最佳比例是95%的心，5%的脑。恋爱中过多的算计和理性，会使两人关系蒙上功利的色彩……爱的本质是给予，一个真正爱着的人，是在给予中获得爱的幸福的。”
而对刘金宝最早的受贿指控，是1996年～1997年期间，他收受上海凯托集团的70万元贿赂，为其女友调换住房;作为交换，凯托集团得到了近3亿人民币的贷款;紧接着，刘向上海万泰房地产集团索要28万元，为那位女友的住房支付装修款和电器款。
根据对刘金宝的起诉，他在这个阶段开始了大规模的贪污和受贿的行为。如果仅仅把视线放在他和女友的关系上面，未免太过于狭窄。“他那时候迷上了花花公子的生活，开始和很多地产商人走得很近，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都有别墅。”刘金宝的这位朋友说，“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喜欢宣传自己喜欢的都是高档货。”刘金宝看不上当时上海街面流行的货色，“他是上海最早穿意大利西装的那批人。他说，像我们这种和外国银行家在一起的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穿着。”他也在公开的场合抱怨说:“穿世界名牌是我这种人的需要，那么多闲言碎语说我有腐败问题，都是嫉妒。”
自从担任行长后，刘金宝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人场合都喜欢宣扬自己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人，他说感官享乐和幸福不同，成熟的人知道金钱买不到幸福，自己喜欢听音乐会，有艺术的梦，这就能调剂他的金融生活。
他的贪污行为于是也就在这阶段发生，当时他和副行长严庭富开始利用银行的物业——瑞金大厦。他们几个多付给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钱，然后再拿回扣。他还直接从中行上海分行的账外款中拿钱，离任前的几个月拿了100多万元。显然刘金宝已经开始用各种手段维持自己的高额消费，他已经踏上无法回头的危途。
他只有一个女儿，一直在学钢琴，并且很早就出国了，他在文章中写自己听女儿弹的柴科夫斯基的《四季》感动得哭了，说他很喜欢女儿，“把世界上父亲能给女儿的，全都能给她;别的父亲不能给的，我也能给她。”刘不乏几分骄矜地在日记里面写道。
“我是个复杂矛盾的人。”1994年开始，刘金宝的种种语言已经与他当年刚当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时不同了。他开始总是抱怨自己太累，被占用时间太多，“我身不由己，是我的难处和烦恼。像电影《罗马假日》里面的公主”。他说自己总是心烦、心虑，心忧。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他甚至在那时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我终于静静地躺下来，在这里长眠”。
此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停滞不前肯定是他心烦的原因之一。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广泛发放的贷款大量存在坏账的危险，央行的那位老专家说，“当时别的不说，上海几乎所有的高档宾馆建设都是他提供贷款的，理由是上海的星级宾馆会成为上海腾飞的跑道”。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虹桥开发区的一片宾馆根本不能还清贷款，即使是市中心的高档宾馆也要求推迟还本付息，“当时希尔顿的客房只有20美元一天，根本不可能按照贷款时的条件还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债务成千万的增加，“1995、1996年时，信贷资金的流转率已经很低了，赢利很差。但是刘金宝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信贷失误，说自己是为了上海的长远发展而这样做。现在分析他当时那么做，一是为了讨地方政府的欢心，二是他自己在其中的花样不少。”
“在1996年的时候，由于他当年的同学和好友王雪冰的升迁，刘金宝也开始不满足于上海这个舞台，他开始谋求进一步的升迁。”熟悉银行界内情的专业人士说，刘金宝的目标是中国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但是没想到受到总行一些领导的反对，“其中刚升为人民银行行长的原中行行长坚决不同意，这样，刘金宝没能顺利进京，就转攻香港。王雪冰帮他顺利当上了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的常务副主任和香港分行总经理”。刘金宝在香港的金融舞台上开始了更华丽的表演和更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
刘金宝在上海的最后两年开始在上海社科院攻读博士，导师为褚保一和张幼文，博士论文仍然是他多年一以贯之宣传的老题目《沪港金融中心功能比较和发展研究》，也似乎是为了他去香港进行铺垫。在刘出事后，导师张幼文谢绝了一切采访和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业界一直流传的说法是，早就不搞任何业务，专门搞关系的刘金宝的博士论文是其当年的中行上海分行的下属所代写，“他花钱买博士学位，买各种荣誉都是公开化的”。
张德宝和刘的助手朱赤、丁燕生等人一起与刘调往中行香港分行，成为刘后来私分小金库的主要人物之一。
1994年6月，在他一篇感叹俄国侨民在上海金融业的兴衰史的文章中，他说自己“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有低徊掩抑，凄楚幽怨的一角;有浮生若梦的感叹”。他评论俄国银行的兴衰史时用古人的句子评论说:“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
但与此同时，他却根本不能停下自己敛财的奔跑步伐。人生的矛盾性在他身上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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