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星闪耀时

发布时间:2024-12-18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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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男,福建福州人

汉族,无党派人士

1933 年 5 月出生,1996 年 3 月去世

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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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路上的新台阶

苦读在陈景润看来,是攀登数学研究高峰的唯一路径。

对于读书,陈景润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他认为需要精读的书,会一页页拆下来,随身带着随时阅读。读完一遍再照原样装回去,再读的时候仍然是如法炮制。

对于自己的读书法,陈景润后来给出了解释:“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而这种熟悉,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别人认为他睡眠少,他说那说明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睡眠,并说,失眠并不是病症,而是说明你没有睡眠的需求,与其瞪着眼睛辗转反侧,何不起而工作呢!他基本上是和衣而眠,实在赶不走睡意,那就和衣躺下,一旦醒来就可以继续阅读、演算、推理。

早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就听老师们说过,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先生曾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华罗庚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所长。他的代表作之一——《堆垒素数论》于1953年在国内出版(1947年首次出版的是俄文版),自然成为陈景润研究的首选。

据说,陈景润对华罗庚的这本名著,用他的读书法拆散又装回了30多次。当然,他不仅仅是阅读,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演算,去寻找更好的解题思路。

他针对书中组合数学的“塔内(又译为:他利)问题”,写成了一篇论文,主要内容是对《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做研究就像登山,很多人沿着一条山路爬上去,到了最高点就满足了,可我常常要试10条路,然后比较哪条山路爬得最高。”陈景润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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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陈景润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自己的论文,请求指导。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喜出望外。他向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打听陈景润的情况。王元说:“不是太了解,只是听说这个人刚从厦门大学毕业不久,正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并兼任‘复变函数论’助教。”

华罗庚说:“你也看看他的这篇论文,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从中能看出他很有想法,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华罗庚惜才爱才,正是在他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受邀到北京参加数学会议,并报告“塔内问题”。

随后,就在当年秋天,华罗庚又将陈景润调入数学所,成为他的学生。对于这件事,陈景润曾对人说过:“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后门儿’调来的人。”

陈景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华罗庚安排陈景润上台报告“塔内问题”,这本来是好意,要展现陈景润的才华。可能是中学讲台的挫折挥之不去,面对台下坐着的一位位大家,他又一次被惊慌攫住。

提前准备好的一切,似乎瞬间逃遁,不知如何处理,全没了在自己孤独的小屋中的优游自如、思如泉涌。与陈景润一起参会的李文清教授,看着陈景润无助的样子,快步走上讲台,向参会者做了一番解释,陈景润只能在一边鹄立着。随后,李文清教授又对陈景润的论文做了简要介绍。

李文清教授刚讲完,人们没有想到又有一个人打破了预定程序,他就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他首先说,陈景润的这篇论文对他的论述进行了优化和深化,具有不凡的意义,论文成果值得肯定。

讲完后,华罗庚拍了拍陈景润的后背,掌声随即响了起来。脸色苍白、额头冒汗的陈景润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当年的《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还特意提到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塔内(又译为: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

后来,一说起陈景润,总集中在哥德巴赫猜想上。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是顶峰或者说是众多山峰中的最高峰。而在向哥德巴赫猜想攀登的过程中,“塔内问题”是一个新台阶。

而且不应忘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其他中国数学家也在攀登,甚至曾走在陈景润的前面。比如,华罗庚的另一位学生王元,就是在陈景润进入数学所的1956年,证明了“3+4”,并在次年,先后证明了“3+3”和“2+3”。

这无疑对陈景润起到了激励作用,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攻克的目标,那就是破解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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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左)、陈景润(中)与潘承洞(右)

当时,数学所成立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组。陈景润与王元等同事都是这个组的成员,组长是王元。

时代激流中坚定方向

1957年9月,陈景润被调入数学所。1959年3月,陈景润在《科学纪录》上发表了关于华林问题(数论中的问题之一)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尽管这篇论文填补了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但是,不仅他本人被指为坚持“白专”道路的典型,而且华罗庚也被指为他的“黑后台”。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成果居然是在3平方米的厕所里完成的。

陈景润初到北京时,一开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号楼的集体宿舍,后来搬到中关村63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的4人集体宿舍。为了专心于数学研究,他和同伴们商量,能否让他一人专用厕所,同伴们笑着答应了。只是自此以后上厕所,他们就得去对面的屋子。

此后两年,这一方咫尺之地就成了陈景润拆书、背诵、演算的“世外桃源”。

1959年9月,陈景润被迫离开数学所已是势所必然。他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即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1962年改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人们的印象中,陈景润到化学所工作是用非所长,更何况他干的是清洗试管的工作,这明显是一种惩罚。

最初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在1961年春,化学所创办了大连化学物理学院之后,陈景润成为专职数学教师,又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此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他根本不适合当老师。虽然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但教师这个职业对他无疑是另一种折磨。好在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研究数学,而不再像之前清洗试管时要偷偷摸摸去看数学书。

说起来,陈景润并没有在这里讲过课。他的身体本就虚弱,再加上一直闷闷不乐,1961年3月,学院刚刚开学,陈景润因为患上了肺结核,就返回福州老家养病去了。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一批受过错误批判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热情洋溢地赞扬、肯定知识分子作用的讲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华罗庚提出将代他受过的陈景润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数论研究,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能回北京当然是高兴的事,但此时的陈景润仍在病中,就被安排住进了88号楼的病号房里。病号房晚上10点准时关灯。每天晚上10点以后,陈景润一手提着热水壶,一手拎着小凳子,胸前抱着几本书,笃定地到洗漱间去看书,常常通宵达旦。

医生一开始还唠叨几句,后来见他仍我行我素,也懒得去说了。眼看着冬天到来,有好心的医生向他透露,这座楼的楼顶有一个空置的小房子(实际上是一个锅炉房烟囱的检修间,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子)。

那时候,陈景润不仅没有治好肺结核,又添了新病——腹膜炎。说到底,他在医院与在单位并没有多大区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区别。在哪里都是拼命工作,拼命攻关,一刻也不停歇。只不过是在病床与单位之间来回转换而已,身体稍好回到工作岗位,身体实在顶不住了,就被人像绑架似的送进医院,以致医院的医生多次提醒数学所的领导,陈景润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万一他一个人昏死过去,那可是一个难以担责的悲剧!

1962年的第12期《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

1963年的《数学学报》上又发表了他的《圆内整点问题》。

仅此2篇论文,我们就已经很清楚,虽然之前的遭遇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创痛与悲伤,但他从未停下攀登和前进的脚步。

为了攀登心中的那座高峰,他一直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奋力前行。那一张张稿纸,记录的不仅仅是他的智慧与思考,而且是他的坚持、倔强、勇敢,寒冷、沉默与孤独,以及无边的黑暗,唯有那白色稿纸微弱的白光,照亮并铺就他前进的路途。

笔者理解,他为什么被人诟病为旁若无人,因为他实在没时间去看别人的脸色,理会别人的喜怒哀乐,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放在心上,其他的一切怎么能入他的“法眼”?他甚至很少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一切,看看脚下的路,总是时时刻刻保持着攀登的姿势,偶有停歇,也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

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是别人走过的路,我都试过,所以我知道每条道路能爬多高。”“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毒打他,说是要打掉他的清高,实际上他哪里是“清高”,他只是走到别人未曾涉足的数学王国里罢了。

1964年,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到农村去了。陈景润因为身体太差,木讷不能言,被留在所里。正是这段难得的平静、安静的时光,为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提供了不可错过的机遇。

1965年冬,陈景润交给王元一篇论文初稿,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的“1+2”,当时还只有50多页(拿出来发表时,已经是200多页)。

要知道,在此之前不久,苏联的布赫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以及意大利的朋比利发布了“1+3”。小维诺格拉多夫的论文应用的是“筛法”(检定素数的算法,有多种),他在发表论文时宣称,“筛法”已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别人以及他本人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另辟蹊径。

但陈景润总是要把别人算过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思路再算一遍,并寻找最优计算方法。正是通过对“筛法”的重大改进,陈景润最后证明了“1+2”。1966年春,第17期《科学通报》刊登了陈景润证明“1+2”的结论和几个引理,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证明。

不过幸运的是,这是《科学通报》因为“文化大革命”遭停刊前的最后一期,陈景润毕竟抢到了头筹。但也正因为只发表了很少一部分,这篇论文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完全承认,甚至有些数学家公开质疑,认为这么一个无名小卒,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陈景润自己也知道,他的论文还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他迫切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他小心翼翼地躲着“运动”,可“运动”却并不放过他。

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一群造反派要将陈景润赶出那间屋子,关进“牛棚”。

这些暴徒不仅撕毁了陈景润的手稿,而且将陈景润的存款、存折等抢掠而去。

“牛棚”在同一层楼的东头,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陈景润突然挣脱“押送”,向“牛棚”的方向跑去,瞬间关上了临近“牛棚”的一间小屋的房门。造反派们愣住了,不知道陈景润哪来这么大力气,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等到撞开房门,才发现陈景润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所幸,二楼的窗户挡了他一下,杨树的树杈又减缓了冲击力,陈景润身上只是有一些擦伤,生命竟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那些造反派尽管恶狠狠地骂他“自绝于人民”,但也怕真的出了人命,就无奈地放过了他。

那间他赖以存身、赖以攀登的小屋保住了,但小屋中的电灯泡被拧走,电线也被全部清理了。既然这样,陈景润索性将窗户用报纸糊上,用煤油灯代替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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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4年里,陈景润就是在一豆油灯下,远离时代洪流的冲击,继续着攀登哥德巴赫猜想高峰的征程。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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