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与孝：论《陈情表》的政治深意
《陈情表》是千古名篇，被视作“行孝”的经典之作，后人遂云：“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宾退录》
早在两晋，《陈情表》便大行于世；南朝萧梁时，《陈情表》又被录入官修《文选》，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并驱争先，其文学地位与政治影响足见一斑。
然而后世学者在论述蜀汉文学时，虽然多将《出师表》与《陈情表》并列，但二者的成文背景却迥然有异。它们虽然都是臣子向君王的上书，但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同李密与司马炎的关系却截然不同。
诸葛亮在蜀汉是两朝巨擘，且与后主相知已久，自可秉笔直言；李密在西晋属于“亡国贱俘”，司马炎又为险鸷之主，因此撰写表文时便不得不苦思冥想、字斟句酌。有鉴于此，若认为《陈情表》的遣词造句“殊不见斧凿痕”，便不免失于偏颇。
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冷斋夜话》
近现代有关《陈情表》的研究成果相当丰沛，张海明《陈情表别解》、李德虎《对李密陈情表的博弈分析》、孙绍振《坚定而委婉的抗诏》、钟思远《魏晋易代时期的蜀吴士人心态与文学》等作品，均从不同角度审视、探讨过表文的精微之处，本文想在前贤的基础上，再谈一谈个人看法。
在笔者看来，《陈情表》虽被视作“至孝”之篇，但它传达的核心思想却在于“至忠”。表文通篇无一“忠”字，但字里行间却处处传达着“忠君”之义。而在忠君背后，又涉及到“魏晋更替”的敏感背景与“易代为官”的险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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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情”与“谢罪”
《陈情表》的内核并非阐述孝心，而是李密对此前抗旨行为（拒绝司马炎征辟）的自我辩解与请罪之辞。
从表面上看，《陈情表》是蜀汉旧臣李密面对西晋的征辟，通过阐述他与“祖母刘（氏）”的深厚情感及奉养需要，向君王表达忠孝不能两全的苦楚心态，并希冀对方能对其两难处境给予谅解的一篇上奏表文。
然而考察文中用词，可知此表并非李密对司马炎的首次上书。《陈情表》中的“诏书特下，拜臣郎中……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便充分证明，李密的首次上书，曾明确拒绝过西晋的征召，即存在过抗旨之举。
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表闻，辞不就职。--《陈情表》
西晋征李密郎中，辞不就职
表文之中，另有“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之语，可知李密的抗旨行为，令司马炎十分不悦，因此讽喻益州官吏对李密实行“逼迁”。李密在惊惧之下，被迫重新上表进行自我辩护，这便是《陈情表》的成文背景。
钟思远在《魏晋易代时期的蜀吴士人心态与文学》中认为《陈情表》的实质并非“陈情”，而是“复诏”，确有见地；但往深一层讲，《陈情表》的实质不仅是“复诏”，更是“谢罪”。
这便能够解释为何李密在表中一改之前的抗旨态度，转而以“狼狈”、“孤苦”自诩，甚至自我矮化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并詈骂故国蜀汉为“伪朝”，最终发明心迹，高呼“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臣少仕伪朝（指蜀汉），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指通过拒绝出仕来自抬身价）--《陈情表》
李密这些昧心的自贬之辞，令此前失了面子的司马炎感到十分快适，因此司马炎一改之前的“切峻”态度，转而夸赞李密“不空有名”。
（晋）武帝览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华阳国志》
毫无疑问，《陈情表》虽围绕“孝”而展开，但其核心依旧在于“忠”。虽然李密在表文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他对祖母的报恩之心，但背后却是他对获罪于司马炎的惊惧之意。
② 李密的避世态度与司马炎的政治拉拢
这里需要谈一谈李密为何要避世，司马炎又为何会对李密的抗旨感到愤恨。
李密抗旨的直接原因，在于蜀汉覆灭时成都发生了严重的兵祸，影响到李密对魏晋官方的第一印象。
彼时钟会与姜维策划的叛乱遭到残酷镇压，最终演化为“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的失控局面（见《钟会传》），蜀汉旧臣多见杀戮，连刘禅太子刘璿都在这场暴乱中丧生。李密作为蜀汉的“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当为事件的亲历者，这起血腥事件对他造成的心理冲击不言而喻。
本郡礼命，（李密）不应，（益）州辟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奉使聘吴。--《华阳国志》
咸熙元年正月，钟会作乱于成都，（刘）璿为乱兵所害。--《蜀书 二主妃子传》
另外，蜀汉覆灭（263）与魏晋禅代（266）发生于同一时期，而司马氏在代魏过程中又多次发动政治清洗，包括且不限于司马懿诛曹爽、何晏集团（249）；司马师诛李丰、张缉、夏侯玄集团（254）且于同年废黜曹芳；司马昭弑杀曹髦（260）；司马炎废黜曹奂（266）。这些政治变故造成了广泛且恶劣的影响，以至蜀汉大将军费祎还专门撰文探讨过曹爽之死。
司马懿诛曹爽，（费）祎设甲乙论平（评）其是非。--《通语》
司马懿诛曹爽，费祎设甲乙论评其是非
在敏感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加之亲眼目睹成都发生的兵祸，李密对出仕西晋无疑存在抗拒心理。事实上不仅是李密，就连李密的老师谯周都对出仕西晋心存疑虑。
谯周是劝降刘禅的首倡之人，于司马氏有大功，但谯周却多次拒绝前往洛阳，甚至借养病之名留宿汉中，直至司马昭死后，他才“舆疾诣洛”。可见抵触出仕的心态，在蜀汉旧臣中并不罕见。
（魏主）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至八月，而文王（司马昭）果崩。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蜀书 谯周传》
（李密）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晋书 孝友传》
也正是因为西晋肇建时的形象过于负面，因此司马炎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宏面孔，多次下诏减免蜀地的“政役”、安抚蜀地的大族，试图消弭蜀汉旧臣的抵触心理。
当然，虽然司马炎名义上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姿态，但从蜀汉故吏文立的上书中，能明确看到彼时的蜀汉降人普遍遭到贬抑，如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名相的后代，在西晋初年竟一度“流徙中畿”，沦为“厮剧”，即从事繁重劳动的徒隶。
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华阳国志》
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文立）又上：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华阳国志》
在此背景下，李密这种由于“出身”与“名望”而被西晋朝廷相中的蜀汉士人，其实是被刻意选定的“榜样”，作为新朝怀柔远仁的样板示范。
注：东迁之后遭到贬抑的蜀汉旧臣，多为荆楚大族后裔；而李密是犍为武阳人，属益州出身（李密的老师谯周亦为益州出身），是西晋的重点笼络对象。
面对西晋官方的招揽，李密本该匍匐听命，配合对方完成政治表演，孰料他竟抗旨不遵，拒绝前往洛阳，狠狠扫了司马炎的面子，这才有了“诏书切峻”、“郡县逼迫”的后续报复。
③ “孝”与“忠”及魏晋禅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陈情表》的字里行间虽是请罪、忠君的政治表态，但通篇却没有一个“忠”字，反而处处谈论着“孝”，侧面反映出作者高深的文学素养与敏锐的政治嗅觉。
李密在表文开篇，花费大量笔墨谈论其衰败的门第及“六月丧父”、“舅夺母志”的凄惨境遇，借此塑造“茕茕独立，形影相吊”的孤苦形象，为后文“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进行情感铺垫。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氏），愍臣孤弱，躬见抚养。--《陈情表》
李密早失二亲，祖母刘氏躬自抚养
需要承认，李密的文笔确实不凡，但考虑到《陈情表》的核心在于谢罪与忠君，那么这一系列情感铺垫的真实目的，便不由令人深思。
实际结合《晋书》与《华阳国志》，可知李密在表文中的许多自叙，虽然基本属实，却也存在明显的夸大之处。
比如李密自称“门衰祚薄”，但其祖父李光却是蜀汉的朱提太守，按姓氏推测，其生母何氏或出于巴西大族（见《蜀书 王平传》）；李密自诩“晚有儿息”，但他的两个儿子李赐、李兴却先后担任州别驾一级的高级僚佐。
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适（即改嫁）人。--《华阳国志》
（李）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州辟别驾，举秀才，未行而终。（李）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晋书 孝友传》
考虑到《陈情表》成文时李密已经四十四岁，无论是他的叔伯兄弟（李密自诩“终鲜兄弟”，可知其存在平辈亲属）还是成年子嗣，均可代其行使“奉养刘氏”的义务，那么这番略显夸大的自谦之语，其根本目的仍是向司马炎邀取同情；当然，也是在为他此前的抗旨行为寻找借口。
需要注意，李密选择“祖母刘（氏）”作为论述重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字斟句酌的，而非后人认为的“殊不见斧凿痕”。由于魏晋禅代的历史遗留问题，西晋官方对待“孝”的宣扬不遗余力，甚至隐隐将之凌驾于“忠”之上。其义显见，即“孝于亲者必忠于君”。
司马氏祖孙三代，或为弑君之徒，或为篡夺之主，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代司马氏宗主手上都沾有曹魏皇室或忠良之士的鲜血，这一遗留问题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东晋。如明帝司马绍听闻家族的创业史时，便惊得跌坐在床，大呼“晋祚复安得长远”。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宣）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 宣帝纪》
在此背景下，司马炎是无法公开宣扬“忠君”思想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废黜曹奂、篡位自立的逆臣；因此他只好另辟蹊径，转而宣扬“孝亲”理论。
司马炎继晋王之位不久，便大肆鼓吹“孝敬尽礼”之说（见《晋书 武帝纪》），继承并延续了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方针（见《晋书 何曾传》），他还身体力行，一改“帝王短丧”之制，在父母去世后均服丧三年，得到时人的交口称赞。
从司马炎之后一系列荒淫逸乐的行径上看，他并非至孝之人，这种明显带有作秀性质的孝行，并无太多现实意义。不过这种“孝亲”的理论风尚，却为李密提供了一个完美借口，即忠、孝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长辈的至孝，与对君上的至忠，在司马炎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是一致的。
如此，李密利用奉养祖母以尽孝道的借口，合理合法地回绝了司马炎的征辟，且令对方哑口无言，陷入作茧自缚的尴尬境地。
（何曾）因言于（文）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晋书 何曾传》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恤，况臣孤苦，特为尤甚。--《陈情表》
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
当然，鉴于“亡国贱俘”的敏感身份，李密在撰文时仍旧谨慎，不断强调自己“犬马”般的卑贱地位，并不厌其烦地以“臣”自诩（“臣”字在《陈情表》中的出现频率最高），借此向司马炎示忠、示弱并强调君臣之义已定。
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不胜犬马怖惧之情！--《陈情表》
在这一系列精心编排的文字攻势下，司马炎也被迫失声，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李）密不空有名也”的感叹便应允了对方的请求。
司马炎感叹李密“不空有名也”是出于真心么？恐怕也不尽然。作为一名早熟的政治家，司马炎很早便展露过他在权力斗争方面的才华（见《晋书 裴秀传》），他不可能读不懂李密的真实意图，尤其是在李密已有过抗旨前科的背景下。
然而“以孝治天下”的理论既然是司马氏提出的，那他便只好苦果自吞。因此，司马炎在口头赞许之后，还违心地“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并在李密出仕后，授予其“河内温县令”的职务。
（司马炎）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终，从尚书郎，为河内温县令，政化严明。--《华阳国志》
温县是司马氏的老家，李密又是至孝的典范，那么这一任免的政治寓意便毋庸赘言。不过虽然史料记载李密在温县任上“政化严明”，但最终却因为“不曲意势位”而在多次左迁之后被迫“去官”，最终“卒于家”。
（晋）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李）密官。后卒于家。--《晋书 孝友传》
一个以至孝闻名的士人，在“以孝治天下”的舆论环境下，竟无法在官场生存，可知司马炎提出的“孝亲”理论，终究是一纸具文，自欺欺人。不过李密为了谢罪、自白而撰写的《陈情表》，却成为千古名篇，可谓无心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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